總結過去10年的中國外交，可以說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成就顯著。在理論上，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等重大理念和戰略思想的提出，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話語權，也為中國外交指明了方向。在實踐上，中國領導人不僅提出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而且還積極穩健地加以落實、貫徹。中國同幾乎所有大國和重要中等國家都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積極參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機制的活動，特別是在聯合國安理會、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組織中的作用引人注目﹔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非合作論壇等中國同地區多邊機制的合作更是讓一些西方大國望而生妒……
　　近年來，公眾對中國外交的批評之聲卻此起彼伏。較普遍的看法就是：過去幾年的中國外交太“軟”，尤其是周邊外交，集中表現在應對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美日同盟加強、南海爭端升溫、釣魚島危機等問題上。論者批評政府對這些挑戰應對失當。更有論者主張修正中國的外交戰略，放棄韜光養晦方針和不結盟政策，以便更好地應對美日等國的戰略圍堵，維護國家利益，提升中國的大國地位。
　　那麼，到底應當怎樣評價近幾年的中國外交呢？又該如何看待和應對中國外交目前所面臨的挑戰呢？
　　如何評價中國外交　　
　　評價中國外交的得失，首先要看中國外交的主要任務是什麼，它是否達到了目的。
　　外交服務於內政。就是說，中國外交要服務於中國的總體戰略或稱大戰略。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提出中國面臨三大歷史任務，即“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完成這三大歷史任務需要兩個前提條件：一是維持國家安全，即不遭受外敵入侵或被卷入大規模戰爭﹔二是保持國內社會政治穩定，不出現大規模的動亂。三大歷史任務和兩個前提就是中國大戰略的基本目標，其中實現現代化是核心，當然要兼顧其他目標。中國外交的任務就是為實現這些大戰略目標營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其中核心任務是為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營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基於此，中國外交的基本取向就是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同世界各國和平相處、互利合作。可以說，改革開放 30多年來，中國外交是成功的，沒有偏離既定的戰略方向。
　　那麼，現在是不是到了中國外交應該改變戰略方向的時候了呢？肯定不是。因為中國大戰略的目標並沒有改變。盡管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GDP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但是離既定的發展戰略目標還相距很遠。中國的人均GDP才剛剛超過5000美元，是美國的約1/7，比許多發展中國家還低。即使達到了鄧小平當年說的現代化目標——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國還是需要謀發展，因為發達國家也在發展，在向前走。正是基於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性，鄧小平才一再強調“基本路線一百年不變”。既然大戰略目標未變，那麼中國外交的核心任務也就不應當改變。所以，如果說中國外交有需要反思之處，那也不應當是戰略層面的。
　　是發展，還是維護安全　　
　　有一種觀點認為，當今中國所面臨的主要任務不再是發展，而是維護安全，因為中國的領土領海權益正受到侵蝕，美日等國正加緊圍堵中國，中國的安全形勢嚴重惡化，維護安全已經超越經濟發展上升為中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這也是反思中國外交戰略說的主要論點。
　　這種觀點沒有擺正安全與發展之間的關系。任何國家都需要安全，但是，對所有國家來說，都沒有絕對的安全。就是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也沒有絕對的安全。它試圖追求絕對安全，為此維持著超強的軍事實力，但是在像“9驘11”事件這樣的非傳統安全威脅面前，也顯得力不從心。對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應當追求的是基本安全，而不是絕對安全。所謂基本安全就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威脅。《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將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界定為六項：“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認真評估一下，這六項核心利益都未受到威脅。南海爭端、釣魚島危機雖然涉及領土領海主權問題，但與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受到威脅還不是一回事。中國並未喪失主權，只是“擱置爭議”而已，而且這些爭議問題早已存在，今天並無本質上的改變。過去30多年，中國未因這些領土領海爭端而放棄將發展作為第一要務，那麼現在有什麼理由要改變原有的方針呢？
　　再看美日圍堵中國問題。首先，美日同盟早已存在，但是中國並未因此而喪失發展所必需的和平穩定外部環境。現在的美日同盟雖有加強，並且針對中國的成分更多了一些，但是同過去相比，並沒有本質的變化。其次，無論是中美關系還是中日關系，都存在著兩重性，既有對抗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但合作是主要方面。在安全上，美日對中國崛起都存有戒心，因此要強化對中國的防范、牽制﹔但是在經濟上，中國是美日的最重要伙伴，甚至是利益攸關方。在全球化時代，經濟在國家利益中的位置更為重要，特別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美日要復興經濟，更需要中國的合作。此外，在非傳統安全、地區安全以及許多全球性事務上，美日也需要中國的合作。正因為如此，才會有中美“積極合作全面關系”和中日“戰略互惠關系”。這樣兩重性的關系，決定美日同盟很難成為針對中國的戰爭機器，如此，中國的“國家安全”也就不存在現實的威脅。
　　總而言之，安全超越發展論的立論依據是不充分的，由此引出的對中國外交戰略的質疑也是難以成立的。
　　既不稱霸，也不當頭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級大國，甚至是坐二望一的世界大國，而大國擁有霸權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中國應當理直氣壯地同美國分享霸權或爭奪霸權。根據這種觀點，中國外交戰略也應該改變，應以同美國競爭為中心任務，為此，中國就要放棄不結盟政策，同那些反美國家結成同盟。
　　且不說反美同盟能否建立起來，即使建立起來了能否同美國的同盟體系相抗衡，僅就上述觀點的立論基礎而言，就是錯誤的。其一，中國的綜合實力與美國相差甚大。其二，鄧小平當年確立不結盟政策，是基於中國的大戰略目標和利益，因為結盟必然會受盟友的束縛，導致出現對立面，這肯定不利於營造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其三，結盟政策不符合時代潮流，美日等國受冷戰思維和傳統權力政治思維的影響，奉行結盟政策，那是它們的局限，而中國要順應時代潮流，擯棄作為舊時代產物的結盟政策。其四，至於謀求霸權，那更是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歷史傳統不相符。中國只是謀求民族復興，使國家強盛，同時改善民生，也可以做負責任的大國，但是絕不稱霸、爭霸。反對霸權主義一直是中國外交的宗旨之一。可見，從爭霸論出發來質疑中國外交戰略，也是不可取的。
　　中國外交存在的問題　　
　　說中國外交是成功的，是就戰略層面而言，並不意味著中國外交沒有值得反思之處。綜合媒體和公眾的評論，中國外交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隨著中國崛起和利益拓展，特別是海外利益的拓展，中國外交在機制、工作層面也在進行調整、改進，以適應形勢需要，但是，給人們的感覺是不盡如人意﹔隨著周邊形勢的復雜化，特別是邊海問題熱度劇增，中國在維護海洋權益上似乎力度不夠﹔面對美國戰略重心東移，針對中國的戰略動作頻頻，中國的反應好像遲緩，有些無所作為。不過，對上述這些問題，要一分為二地看。國際形勢確實變化很快，新問題、新挑戰層出不窮，中國外交應當及時做出應對。但是，應對不是盲目的、簡單的回應，而是要從自己的戰略利益出發進行戰略謀劃，審時度勢，趨利避害，量力而為，順勢而行。而戰略謀劃需要一個過程，當然不是越快越好。在情況沒有搞清、利益得失不明的時候，應對慢一些勝過盲目的快，回應的力度軟一些好過魯莽的硬。面對新情況新挑戰，如何又好又快地做出回應，是中國外交所面臨的重大課題。從今年應對黃岩島危機和釣魚島危機來看，中國政府的表現是值得肯定的，這表明中國外交同中國的其他事業一樣，正在曲折中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