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准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確保到二○二○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這是對黨的十六大關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判斷和認識的進一步發展與深化。深入分析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基本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對於沉著應對來自國際經濟環境復雜變化和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迫切需要轉變、各種矛盾凸顯的挑戰，積極創造發展條件，充分發掘潛在紅利，繼續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眾所周知，自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並於次年引發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國民財富大幅縮水，全球經濟持續低迷，我國經濟發展也因此遭遇巨大沖擊。我國學術界以及國外一些機構開始認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黃金期已經結束，中國經濟也將進入一個7.6%-8.2%的中速增長期。毫無疑問，無論是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還是與我國經濟發展現有能力相比，7%-8%的增長並不算低。問題是，這種預期符合我國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實際嗎？

 盡管受全球經濟持續衰退的影響和國內資源供求狀況等因素的制約，短期內我國經濟很難再現高達兩位數增長的歷史輝煌。但是，如果以為我國經濟從此將不再可能實現8%以上的持續較快增長，根據未必充分。因為，今后10年或更長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生活中還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將挑戰轉化為機遇、將劣勢轉化為優勢、將潛在優勢轉化為發展紅利的機會和選擇。

 其一，地區發展潛在紅利。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雖然均有大幅提升，但不平衡問題仍然廣泛存在，主要表現為東中西部、沿海和內陸地區、同一地區內部不同區位間的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存在較大差距，迫切需要我們積極面對並創造條件加以妥善解決。但同時也要充分認識和清醒看到，一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又是一個能給一國經濟帶來較大發展空間的重要動力來源。因為，正是由於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才在客觀上形成了后發地區趕上先發地區、低收入地區趕上高收入地區的內在沖動和要求。這種內在沖動和要求的實現過程，便是地區經濟實現更快增長的過程。在其他條件給定的情況下，先發地區與后發地區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及其差距有多大，后發地區趕上先發地區的沖動和要求就有多大，從而消除地區間收入差距並由此推動本地經濟實現較快增長的空間就有多大。這種沖動和要求、增長動力和空間，就是所謂地區發展的潛在紅利，需要我們加以正面發掘和有效利用。

 其二，人口發展潛在紅利。在我國現階段，傳統人口紅利尚未完全消失，新人口紅利正在形成。“新人口紅利”意指隨著廉價勞動力時代結束、技工時代即將開始，技工時代和人才的發展將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雖然我國傳統人口紅利因勞動人口和新增人口比重持續下降以及勞動的邊際成本持續上升已經出現了明顯下降，但真正消失可能要等到人口自然增長率降至3‰以下后。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基尼系數較高，既是傳統人口紅利存在的重要基礎，又是新人口紅利得以形成的重要條件，因此，無論是各級政府還是廣大城鄉居民，都有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的內在要求。在加強法制和堅持按貢獻分配前提下實現收入差距逐漸縮小的過程，本質上是勞動能力競爭和勞動效率提升的過程，也是新人口紅利逐漸形成和實現的過程。長期以來，我國廣大國民和各級政府普遍重視教育，這是我國國民勞動技能持續改進和效率不斷提升的重要基礎，也是新人口紅利不斷被發掘和傳統人口紅利不斷被“新人口紅利”代替的過程。

 其三，城市化發展潛在紅利。目前，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發展中后期和城市化發展加速期。城市化發展速度加快，既是市場需求增長的重要來源，也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城市化率從20%左右起步，2008年達到44.9%。此后，我國城市化率以年均兩個多百分點的速度遞增，到2011年已達51.3%，大體驗証了發達國家普遍經歷過的30%-70%的城市化率階段，符合一國城市化水平加速發展階段的規律。我國是一個人口超級大國，城市化的加速發展，必然帶來人口及其需求結構的迅速變化與規模和數量的大幅度提升，從而會形成新的更大規模和更高質量的市場需求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城市化發展潛在紅利。在這種情況下，積極創造發展條件，科學推進城市化進程，努力發掘城市化發展紅利，對於深入推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健康較快增長均具有重要支撐與推動作用。就此而言，對我國未來經濟增長和發展速度的任何過度悲觀或低估，都是缺乏充分根據的。

 其四，高新技術創新與發展的潛在紅利。雖然我國GDP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但無論是按人均水平還是按國民實際福利水平或生活質量計算，或是從GNP角度看，我國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樣一種國際地位沒有變，我國還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樣一個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們要正視這個現實並從這個現實出發，進一步發掘和利用有助於我國經濟持續健康較快發展的各種潛在優勢，包括通過一定規模和數量的技術引進，仍然能夠有效帶動國內產業升級和實現科學技術創新與發展的優勢。同時，也必須看到，通過利用后發優勢追趕發達國家、推動我國經濟較快增長的成本已經大幅度上升，由此形成的增長推進能力已經大幅度下降，因此，必須向更多地依靠自主研發、自主創新轉變。面對全球經濟結構大調整、產業結構大轉型、技術結構大升級帶來的各種挑戰，抓住已經初現端倪的以新材料、新能源、新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提供的各種機遇，在積極參與剛剛興起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和技術創新大潮的同時，要充分發現和發掘我國高新技術創新與發展的潛在紅利，充分認識和利用我國龐大制造業為高新技術應用與發展所提供的巨大空間優勢，並以此大幅度提高高新技術創新與應用的經濟價值，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較快發展。

 其五，制度和體制機制變革與發展的潛在紅利。大量實踐表明，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還很不完善，還帶有較為明顯的鼓勵外延發展、容忍粗放擴張的傾向，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和國民經濟的內涵式集約型持續健康增長，我國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各種矛盾的解決等等，還受到現行經濟體制、行政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和政治體制及其機制不完善、不配套等多重制約，各類經濟資源也因此還遠未實現最佳配置和有效運用。這就是說，到目前為止，我國制度和體制機制變革的任務還遠未完成，制度和體制機制變革的潛在紅利還遠未釋放出來，因此還必須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要在進一步深化改革和實現體制機制配套、完善與創新的過程中，進一步解決和科學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有效限制妨礙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的各種壟斷，大力鼓勵有助於促進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的市場競爭，在實現“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與進一步“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兩個方面有機結合與內在統一的基礎上，充分發掘和全面釋放制度和體制機制變革與發展的潛在紅利。這是新時期、新階段、新環境、新條件下進一步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健康較快發展的“牛鼻子”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根本動力源泉。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抓住和用好本世紀第二個十年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若干重大問題研究——面向未來的我國大國經濟發展戰略”首席專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