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對於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動科學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要意義。

建立勞動報酬穩定增長機制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長期看，提高勞動份額有助於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助於經濟的持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斷深化，打破傳統經濟體制下平均主義“大鍋飯”體制，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實現了收入分配制度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但由於收入分配及相關領域體制改革還不到位，收入分配領域逐漸積累了一些突出問題，特別是居民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據國家統計局2000年至2010年資金流量表數據，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53.3%下降到47.8%，持續下降的趨勢十分明顯。我國的勞動報酬佔比不僅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勞動份額持續下降不僅導致經濟增長的成果無法惠及廣大居民，也是我國消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成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障礙之一。分析起來，原因主要在於：

一是對GDP的過度追求導致政府提高勞動份額的努力缺乏實施的空間。這些年來，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出口推動的，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遠遠低於其他國家。要完成經濟增長的目標，必須維持較高的投資率和出口增長速度。高投資要求高利潤和高財政收入增長與之匹配，高出口要求低工資予以支撐（勞動力價格低廉是我國產品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優勢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現有的經濟增長方式下，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靠較高的利潤率、較低的工資率、較快的財政增長速度維持的，不利於提高勞動份額。二是長期以來，我國勞動力供大於求，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相對短缺，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容易形成這些要素收益擠佔勞動報酬現象。此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滯后，工資制度不完善。比如，企業工資決定機制不健全，最低工資標准偏低，隨意性大，強制性不夠﹔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滯后，還沒有建立體現同地區同崗位同工同酬和不同地區不同崗位差異的工資決定及調整機制，加上再分配領域改革滯后，調節機制不完善，等等，這些都不利於居民勞動報酬的提高。我們要認識到，這些問題是改革不到位和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必須用改革發展的辦法去解決，特別要通過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建立勞動報酬穩定增長機制，為經濟增長目標和提高勞動份額目標的同時實現創造條件。

首先，要從經濟發展的根子上解決問題。要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維持經濟增長的速度，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把經濟增長由依靠“人口紅利”轉向依靠“制度紅利”。當前，如何在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下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龐大的、低廉的勞動力一直是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力量，但近年頻繁出現的“民工荒”表明，靠“人口紅利”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局面已經難以維持。如何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勞動份額的提高，“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出了破解這一難題的途徑：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與自然資源相比，技術資源、制度資源的最大特點就是可以變革和創新，通過變革和創新，技術資源、制度資源的比較劣勢將會轉變為未來發展的潛力。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技術資源、制度資源總體上處於劣勢，具有巨大的創新空間。這巨大的創新空間，意味著我們可以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在提高勞動份額的同時，保持我國產品的競爭力，在降低投資率的同時保持經濟的較快增長速度，從而使我們可以在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的同時，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其次，要從實際操作層面上解決問題。要通過完善工資協商制度，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實現居民勞動報酬穩定增長。目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職工工資決定機制和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當前，應逐步建立“市場機制調節、企業自主分配、平等協商共決、政府監控指導”的企業工資分配體制，在有效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的基礎上，加強政府對工資分配的規范、指導、調控和監管，實施積極的工資政策，切實提高普通職工工資水平，促進職工工資增長與企業效益增長相協調，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實現公平分配。其中，關鍵是將減輕勞動密集型企業稅負、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實行工資集體協商結合起來，從而逐步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執筆：任太增 蘇曉紅 馬從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