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在應對考驗、化解危險方面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2013年1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是對這些經驗的堅持、運用和發展。黨91年來應對考驗、化解危險的歷史，告訴中國共產黨人，要想從根本上應對所面臨的各種考驗和危險，就必須做到：

第一，要始終不渝地堅定共產黨主義理想信念

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就是實現共產主義。具有共產主義信仰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資產階級政黨的重要特征。毛澤東同志早就說過，黨是“主義的結合體”，“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現在的中國，也正是這樣。”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無數革命先烈為了共產主義信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革命烈士夏明翰就義前毅然寫道：“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方志敏烈士斬釘截鐵地表示：“敵人隻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鄧小平同志總結革命經驗時指出，“為什麼我們能夠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奮斗出來，戰勝千難萬險使革命勝利呢？就是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信念，有共產主義信念。”民國時美國最后一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分析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時說：“共產黨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其成員對它的事業抱有無私的獻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國民黨員缺乏這種精神。”

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是革命力量的源泉，是革命事業成功的基本保証，不論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淡化、削弱或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否則，革命事業就會遭受挫折，甚至會走上邪路。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時期，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問題。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空虛也不是社會主義。”一個沒有信仰、思想空虛、精神萎靡的人，是不會有高尚的追求的，是很容易被各種邪惡勢力引入邪路的。“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作為共產黨人，更應該有高尚的追求，如果沒有精神、理想和信仰的支持，就會庸庸碌碌、無所作為，就不配共產黨員的稱號，就會被各種腐朽思想俘獲。

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凝聚力的源泉。高於利己主義的共同理想則是我們事業順利發展的根本保障。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沒有理想是不行的，沒有紀律也是不行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中國共產黨人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應該像老祖宗馬克思所說的：“那些為共同目標因而使自己變得更加高尚的人，歷史承認他們是偉人﹔那些為最大多數人們帶來幸福的人，經驗贊揚他們為最幸福的人。”

革命理想高於天。共產黨人應該以實現理想為樂，以不能實現理想為苦。馬寅初先生說過：“革命者的最大快樂，是為革命的理想而奮斗，是革命理想的實現。”共產黨人應像方志敏烈士所說的那樣：“我們是為著主義的信仰，階級的解放，抱定了斗爭到底的決心，所以生活雖然痛苦，而精神還是非常愉快的。愈艱苦，愈奮斗！愈奮斗！愈快樂！”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基礎上的，是共產黨員最崇高的追求和強大的精神支柱，是我們黨獨特的政治優勢和力量所在。對於共產黨人來說，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是保持純潔性的強大動力，是正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行動指南。有沒有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是衡量一個共產黨員是否合乎標准的重要因素，沒有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就不具備一個共產黨員的最起碼資格。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是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戰勝各種艱難險阻，不斷取得革命、勝利、改革偉大勝利的一條重要經驗。

2013年１月５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要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踐行者。我們既要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懷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貫徹執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做好當前每一項工作。革命理想高於天。沒有遠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離開現實工作而空談遠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衡量一名共產黨員、一名領導干部是否具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是有客觀標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奮工作、廉潔奉公，能否為理想而奮不顧身去拼搏、去奮斗、去獻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遲疑的觀點，一切及時行樂的思想，一切貪圖私利的行為，一切無所作為的作風，都是與此格格不入的。

第二，要始終不渝地保持革命精神

黨在革命斗爭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是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是共產黨人的重要標志。在和平建設時期，共產黨人仍然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要求的，“我們要保持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隻要你還能工作就多多少少應當工作。而工作的時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熱情，就要有一種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這種熱情，缺乏這種精神，停滯下來了。這種現象不好，應當對這些同志進行教育。”

為了防止黨內精神懈怠，就應該像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初期指出的：“毛澤東同志說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在長期革命戰爭中，我們在正確的政治方向指導下，從分析實際情況出發，發揚革命和拼命精神，嚴守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大公無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壓倒一切敵人、壓倒一切困難的精神，堅持革命樂觀主義、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搞社會主義，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大大發揚這些精神。如果一個共產黨員沒有這些精神，就決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不但如此，我們還要大聲疾呼和以身作則地把這些精神推廣到全體人民、全體青少年中間去，使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為世界上許多精神空虛、思想苦悶的人們所羨慕。”

1980年12月25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教育全黨同志發揚大公無私、服從大局、艱苦奮發、廉潔奉公的精神，堅持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道德。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學習和培養這些革命精神，並不需要多麼好的物質條件，也不需要多麼高的教育程度。我們不是靠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參加革命到現在嗎？從延安到新中國，除了靠正確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這些寶貴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國人民和國外友好人士嗎？沒有這種精神文明，沒有共產主義思想，沒有共產主義道德，怎麼能建設社會主義？黨和政府愈要實行各項經濟改革，就愈要高度重視，愈要身體力行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道德。否則，我們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裝，還怎麼能教育青年，還怎麼能領導國家和人民建設社會主義！”

江澤民同志說過：“我們今日為之奮斗的建設事業，是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革命事業的繼續。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任何時候都不能渙散革命意志，懈怠奮斗精神。”

第三，要始終不渝地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

艱苦奮斗是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是我們黨保持同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一個法寶，也是一個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必須具備的政治素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如果不提倡艱苦奮斗、勤儉建國，隻想在前人創造的物質文明成果上坐享其成，貪圖享樂，不圖進取，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民族、這樣的政黨，是毫無希望的，沒有不走向衰落的。

清貧，是革命者的階級本色，無論在革命成功前的清貧生活中，還是在革命成功后比較富裕的生活中，清貧思想都是革命者純潔革命品德和保持革命精神的原動力。當然，清貧生活本身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的目的是追求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富裕生活。但是，革命者追求的富裕，是人民大眾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否則革命就失去了意義，革命者就失去了生活的理想。共產黨人應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共產黨人應該先讓群眾富裕起來，自己先行致富也是為了帶動和幫助群眾致富。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號召全黨：“要搞好我們的黨風、軍風、民風，關鍵是要搞好黨風。”“把毛澤東同志的建黨學說和黨的一整套作風恢復起來，發揚起來。”同年8月23日，鄧小平在軍委座談會上提出：要“恢復我們軍隊的傳統作風”，“概括地說，這種作風就是艱苦奮斗的作風，實事求是的作風，群眾路線的作風。”1978年6月2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再次明確指出：“整頓領導班子，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作風整頓好。各級領導人的作風要轉變，要解決官僚主義的問題、不深入實際的問題。”“要雷厲風行，艱苦奮斗，緊張快干。”“艱苦奮斗，也要高級干部帶頭。”“現在，不正之風很突出，要先從領導干部糾正起。群眾的眼睛都在盯著他們，他們改了，什麼就好辦。”“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以身作則，嚴於律己，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成為我黨我軍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化身。他們的感人事跡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發生了多麼巨大和深遠的影響！不僅影響到我們這一代，而且影響到子孫后代。我們的干部，特別是老干部，要以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為榜樣，用實際行動搞好傳幫帶。”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中華民族自尊、自主、自強的基本立足點。共產黨人應該保持艱苦奮斗的本色，堅持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的方針，反對浪費，堅決抵制鋪張排場、奢侈揮霍、紙醉金迷。

廣大黨員和干部要始終堅持勤儉為榮、浪費可恥和艱苦為榮、奢侈可鄙的良好風尚，任何時候都不能丟掉艱苦奮斗、勤儉建國這個黨和國家的傳家寶。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為了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富強而不懈奮斗的歷史。從成立那天起，艱苦朴素就是中國共產黨理想、信念、性質、宗旨和作風的集中體現，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特有的政治本色、精神力量和人格特征。

始終保持艱苦朴素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始終保持艱苦朴素的作風是時代和人民的要求。

艱苦朴素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利益觀，踐行黨的根本宗旨和保持黨的先進性需要艱苦朴素。“共產黨員同非黨員相比，任何時候都必須為著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自覺地更多地犧牲個人的利益。共產黨員的稱號之所以光榮，就在這個地方。”

艱苦朴素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群眾觀，堅持黨的群眾觀點、密切聯系群眾需要艱苦朴素。“共產黨什麼都不怕，就怕脫離群眾，隻要共產黨員永遠依靠群眾，就是不可戰勝的。”為了群眾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應該控制自己的支出，將更多的資產配置和使用在群眾的需要地方去。

艱苦朴素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權力觀，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需要艱苦朴素。“馬克思主義權力觀，概括起來是兩句話：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前一句話指明了權力的根本來源和基礎，后一句話指明了權力的根本性質歸宿。”中國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一切權力來自人民，應該堅持以人為本，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去，滿足人民的需要。

艱苦朴素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發展觀，堅持科學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艱苦朴素。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要求中國共產黨艱苦朴素。

艱苦朴素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觀，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華民族共同家園需要艱苦朴素。艱苦朴素是人類社會最古老、最普遍的倫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現代社會文明的價值取向，是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價值的重要內容，是比物質和貨幣資本還要持久的精神力量。中國共產黨人應該自覺地以艱苦朴素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使艱苦朴素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堅持勤儉節約，提倡合理消費，反對鋪張浪費，堅持從自身做起、從日常做起、從點滴做起，倡導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符合黨性要求的文節約、綠色、低碳消費模式。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強大的示范和導向作用，必須以最低廉的執政成本為人民提供更高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近年來，辦公用房、公務接待、公務用車、政府採購、節能降耗等，受到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中國共產黨必須牢記“兩個務必”，加強教育、完善制度、推進改革、厲行節約、領導帶頭，始終保持艱苦朴素的優良作風，作始終保持艱苦朴素的優良作風的表率，成為人們滿意的執政黨。

2013年1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強調，工作作風上的問題絕對不是小事，如果不堅決糾正不良風氣，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像一座無形的牆把我們黨和人民群眾隔開，我們黨就會失去根基、失去血脈、失去力量。抓改進工作作風，各項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堅持和發揚艱苦奮斗精神。改進工作作風的任務非常繁重，八項規定是一個切入口和動員令。八項規定既不是最高標准，更不是最終目的，只是我們改進作風的第一步，是我們作為共產黨人應該做到的基本要求。“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各級領導干部要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說到的就要做到，承諾的就要兌現。要堅持勤儉辦一切事業，堅決反對講排場比闊氣，堅決抵制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優秀傳統，大力宣傳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的思想觀念，努力使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各地區各部門要不折不扣執行改進工作作風相關規定，把要求落實到每一項工作、每一個環節之中。作風是否確實好轉，要以人民滿意為標准。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自覺接受群眾評議和社會監督。群眾不滿意的地方就要及時整改。中央紀委、監察部和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加大檢查監督力度，執好紀、問好責、把好關。要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抓下去，善始善終、善做善成，防止虎頭蛇尾，讓全黨全體人民來監督，讓人民群眾不斷看到實實在在的成效和變化。

第四，要始終不渝地加強人民群眾對黨的監督

1945年7月，毛澤東回答國民參政員黃炎培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問題時，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加強人民群眾對黨的監督，一個重要方面是發揮大眾輿論監督。朱德同志在論述新聞監督的重要性時曾指出：“有人受了處分，隻要不公布出來，那他還是滿不在乎的。如果我們把它公布出來，在報紙上一登，到處都傳遍了，他們的錯誤行為再也隱蔽不起來了。”一些干部不怕處分上告，就怕廣播登報和網絡搜索。

抗戰時，中央要求在政府工作中的黨員“以艱苦奮斗接近民眾，保護民眾利益的模范作用，改造過去時代腐敗的政治機構，實行政府的民選，澄清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民對立的管理制度，肅清貪贓枉法無惡不作的衙門惡習……使邊區各級政府真正成為民眾自己的政府，真正成為全民族需要的、抗日的、民主的、廉潔的政府。”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專門作出《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允許在報紙刊物上公開對黨和政府機關不良現象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為了更好地發揮輿論監督作用，黨中央特規定：凡在報紙上公布的批評，都由報紙刊物的記者和編輯負獨立的責任。改變過去把批評黨和政府的組織與人員的稿件送給被批評的組織和人員閱看，在征得他們的同意后，才加以發表的做法。批評在報紙刊物上發表后，如完全屬實，被批評者應即在同一報紙刊物上生命接受並公布改正錯誤的結果。如有部分失實，被批評者立即在同一報紙刊物上作出實事求是的改正，而接受批評的正確部分。如被批評者拒絕表示態度，並對批評者加以打擊，即應有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予以處理。為了發揮新聞媒介的導向作用，毛澤東在1953年1月發出要報紙刊物上揭發壞人壞事，表揚好人好事的指示，要求在宣傳上要在公開揭發壞人壞事的同時，還要對堅持原則、勇於同壞人壞事作斗爭的好人好事給予大力的宣傳和表揚，使正氣壓倒邪氣。因此，新聞輿論在20世紀50年代樹立良好的風氣和政治思想教育中發揮了強有力的作用。后來這一制度沒有堅持繼續完善堅持下來。這在當前應該繼續發揮大眾傳媒的作用，對化解“四個危險”積極作用。

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對於不正之風他們也最痛恨。貪污蛻化分子再隱蔽再狡猾，也逃不出群眾的眼睛。發動群眾進行檢舉，是20世紀50年代群眾性監督的主要形式。薄一波同志曾說過：“隻有充分地開展了檢舉運動，才能使一切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行為失去隱蔽的地方。也隻有在全國人民中、在所有工作人員中培養檢舉的習慣，才能使具有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行為的人們有所戒懼。”

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作的報告中指出：“我們需要實行黨的內部的監督，也需要來自人民群眾和黨外人士對於我們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

加強人民群眾監督，是防止黨脫離群眾、腐敗的有效武器。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是套住權力的最好籠子。

第五，要始終不渝地反對黨內特權

在共產黨內，任何人都不得有任何特權。特權思想對於共產黨員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是一種侮辱。”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八大上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指出：“有一部分有功勞有職位的黨員正是認為，他們的行為時是不受約束的，這是他們的‘特權’。並且有一部分黨的組織，也正是默認了他們的這種想法。事實上，任何抱有這種想法或者支持這種想法的人，就是幫助黨的敵人腐蝕我們的黨。任何以‘老爺’自居的人，都以為黨是少不了他們的，事實上恰恰相反，我們黨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允許有任何在遵守黨員義務方面與眾不同的老爺。”

1956年11月中旬，黨的八屆二中全會根據波匈事件暴露出來的執政黨建設的問題，提出了防止各級領導人特殊化，防止產生“特權階層”的重要思想和主張。劉少奇在會上所作的《目前時局問題的報告》中指出：“為了把我們的工作做好，要特別注意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黨的以及我們國家的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員，無論如何也不要脫離工農群眾，這是一個根本問題。”“鑒於若干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國家的領導人有可能（也不一定有）成為一種特殊的階層，特殊的‘統治階層’。”“如果我們注意，讓其自流的話，在我們這些國家，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在工人階級裡面可以產生，在共產黨裡面也可產生。”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在中國還有中國的特點，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們盡管打倒了封建主義，但封建官僚的習俗在社會上還存在著。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講究排場，中國的統治階級過去是這樣的，我們也很容易這樣做。”劉少奇在報告中提出了防止“特權現象”和“特權階層”的具體辦法。他說：“對這個問題，我們要採取一些辦法，採取一些措施，要提起注意，在黨內、在人民中間進行教育。此外，還要規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們這個國家發展下去將來不至於產生一種特殊階層，站在人民頭上，脫離人民。”“要加強人民群眾對領導機關的監督，訂出一種群眾監督的制度，使我們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接近人民群眾。”對“國家領導人員的權力應該有一定的限制，什麼事情他有多大的權力，什麼事情不准他做，應該有一種限制。”“我們國家領導人員的生活水平應該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過分懸殊。最高工資同最低工資不要相差過大，過分懸殊，經驗証明這是不好的，會脫離群眾。”“一些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權，應該取消。”毛澤東在全會閉幕時的講話中號召全體國家工作人員發揚艱苦朴素的作風，與群眾同甘共苦，反對鋪張浪費現象，用整風的方法，同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作斗爭。

1957年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指出：“少奇同志講了，我們可以成為一個貴族階層的，人數幾百萬，主要的就是那麼幾十萬到百把萬，我看無非是十八級以上的（周恩來同志插話：縣委以上），縣委以上有幾十萬，命運就掌握在縣委以上的手裡頭，如果我們不搞好，也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講的艱苦奮斗”，“我們一定會被革掉”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在《高級干部要帶頭發揚黨的優良傳統》這篇講話中指出：”我們脫離群眾，干部特殊化是一個重要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脫離群眾。”“脫離群眾，脫離干部，上行下效，把社會風氣帶壞了。”“為了整頓黨風，搞好民風，先要從我們高級干部整起。”

鄧小平還指出：“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和黨紀面前人人平等。”

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第十一條規定：“接受黨和群眾的監督，不准搞特權。各級領導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隻有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義務，沒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權利。共產黨員和干部應該把謀求特權和私利看成是極大的恥辱。各級領導干部必須保持和發揚我黨艱苦奮斗，與群眾同甘共苦的光榮傳統。”

反內黨內特權是黨執政后一個重大課題，也是關系黨生死存亡的一個嚴重威脅。全黨一定要正視這個問題。

2013年1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反腐倡廉建設，必須反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共產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這個問題不僅是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內容，而且是涉及黨和國家能不能永葆生機活力的大問題。要採取得力措施，堅決反對和克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