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開篇即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強調“習”是成學乃至修禮達仁的重要途徑。“習”為何解？《說文解字》釋：“數飛也。從羽從白。”“數飛”的“數”代表反復的頻度，而 “數飛”這個動作本身就象征著在實踐中學習、在實踐中前進的一個實實在在的實踐狀態。“習”在經史中本有“實習”、“演習”之意。《禮記 射義》中有“習禮樂”、“習射”之教。據《史記 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可見，“學而時習之”既有對知識時時溫習回顧之意，更強調了一種積極投身實踐中、把知識運用於實踐、在實踐中求真務實的精神。

此后，“習”的概念在歷代學人的提升中衍生出新的哲學內涵。他們通過對歷史規律和客觀經驗的總結、通過對“習”從哲學學理上的辯証探索，指出“習”至少有三種新的內質，即“習知說”、“習性說”、和“習行說”。

習知說由宋代唯物主義哲學家李覯提出。他認為：“夫心官於耳目，耳目狹而心廣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則感於心，感則思，思則無所不盡矣。”人的認識是由於“耳目有得”的感性認識在心中反復地被歸納提煉，上升至理性認識。所以，“居山者不知漁，居澤者不知獵，習之之異也。”人的知識、思想、覺悟等等，不僅在於所學的理論，更在於平日自己的習行踐履，隻有踏踏實實地去實踐了，理論知識才能轉化成內在的能力和成事的動力。所以，“性不能自賢，必有習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見也。習之是，而見之廣，君子所以有成也。”不但工作能力需要在反復實踐中才能加強，而且人的品性也要在親身經歷的大大小小事情的鍛煉中才能成熟，最終達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可見，“習”不但是求知，而且是成人的基本途徑。

習性說強調習對於人性的深刻影響，在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中淵源已久。《尚書 太甲上》記錄了商代伊尹對太甲的教導，他說：“茲乃不義，習與性成。”這就是說，當一種“習”形成的時候，這種“性”也就隨之形成了。這裡的“習”有兩重含義：其一是指在人在有意識的情況下主動地去學習和模仿，其二是指在人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不知不覺地受到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所以，一個人要提高自己的能力與精神境界，不但要有意識地向高尚的人學習，而且要重視自己所身處的環境，時時刻刻保持清醒，有意地自覺抵制種種不良因素對自己的干擾。孔子在《論語 陽貨》中教導弟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說的也是這個道理。明代哲學家王廷相則更進一步地發展了習性說，他說：“凡人之性成於習，聖人教以率之，法以治之。”這不但肯定了“習”對於“性”的決定性作用，而且指出執政者要因勢利導，用教化來引導好的社會風氣，防微杜漸，用法律來遏止不正之風。

習行說是清代思想家顏習齋畢生最重要的理論貢獻之一。他認為“習”是影響人生的最重要因素，遂自號以“習齋”。“習”就是實踐、就是實干，“習行”，就是“身習而實踐之”，踏踏實實地去身體力行。“心上想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依舊是所習者出。”“盡有千百義理，不如身行一理之為實也。”他指出知行之間最重要的是“習”，反對“居不習兵農禮樂之業，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的唯心主義先驗認識論。

這種“實學”思想深刻地影響了毛澤東等一大批近現代革命家，在1917年《新青年》上發表的《體育之研究》中，毛澤東就特別標舉顧炎武、顏習齋、李恕谷三人為文武兼備、德智體並重的教育家。顏習齋在《四書正誤》中說：“如此菔蔬，雖上智、老圃，不知為可食之物也，雖從形色料為可食之物，亦不知味之如何辛也。必箸取而納之口，乃知如此味辛。故曰：手格其物而后知至。”毛澤東也在《實踐論》中說：“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同顏習齋的話不但命意相同，連措辭也頗為相近。

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提出：任何一種文化在接受一種新文化的影響時，它都不是站在零的基點上的。無論如何，它不可能脫離文化傳統積累這片土壤。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路線正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國情、與中國文化傳承相反應的結果。知行觀作為中國哲學中的重要命題，《尚書》中就已提到，近代，魏源、譚嗣同、孫中山等都繼續過對知行觀的討論，但在這一點上，都未能超越顏習齋的“習行說”。直至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思維、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偉大的“實踐論”。

在研究實踐論的著作裡，毛澤東較為集中地展開專門研究的有《實踐論》與《人的正確思想從哪裡來》這兩篇。《實踐論》深入探討了實踐與認識的關系，詳細分析了實踐貫徹於認識的過程，並且提出了認識作用於實踐的重要性等重要觀點。在此基礎上，《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著重指明了實踐、特別是社會斗爭實踐檢驗思想的主題，還提出了正確的認識是從群眾實踐中來，又要回到群眾實踐中去檢驗的觀點。

“習”的哲學思想既有明顯的實踐性，又有強烈的思辨色彩。這對於當前的學習、尤其是政治思想學習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作者單位：湖南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