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討論的范疇、屬性與目的

新聞概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上，發表於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媒體的消息、通訊、特寫、速記、評論、畫面、視頻等“聲音”都屬於新聞﹔狹義上，新聞專指消息，消息是用概括的敘述，扼要的文字，迅速及時地反映社會上新近發生的、有價值的的事實。陸定一提出：“新聞的定義，就是新近發生事實的報道。”范長江的定義是，“新聞就是廣大群眾欲知應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實。” 總之，新聞是記錄社會、傳播信息、反映時代的一種文體。無疑，報刊是較早體現新聞消息的重要載體，是利用紙張傳播文字資料的一種工具。報刊對於人和社會的價值，不僅在於記錄或反映正在發生或發生過的事情，同時有傳播知識，宣傳觀念，進而影響社會的發展進程。我們研究報刊的歷史沿革，目的就是從一個特定角度觀察社會的進程與發展。

二、中國很早就有報刊，官辦為主，服務上層

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報刊起源於戰國，認為中國古代報刊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春秋》，即《春秋》是我國古代報刊的最早萌芽，或初始性的萌芽，並講出了道理。從唐代開始，我國歷代都有政府公報性質的“邸報”。曾有學者把唐朝的“邸報”籠統地稱為封建王朝的宮廷官報，看來不夠全面。據考察，把《進奏院狀》認為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報紙之一，是可以認同的。在宋代，官府印的稱“朝報”。宋朝的報刊使政府官報的編輯、刻印及發行的體制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規范了宋朝主流媒體“進奏院狀報”的編輯、印抄及傳播發行的運作程序﹔宋代民間“小報”開始問世﹔報刊傳播消息、輿論導向的功能日益被人們認識。對元代有邸報的推斷是符合邏輯的。明清兩代朝廷的“邸報”，通常隻在官吏和少數紳士中傳閱。與前代不同的是，這時出現了一種合法的民間報紙——《京報》。到了清末，《京報》仍是我國近代報紙產生前的定期刊物。《京報》主要以刊登經朝廷允許公布的官方文書為主。包括朝廷政事、皇帝諭旨及臣下奏章等。除京城的《京報》外，各省也有一些類似《京報》的辦報機構，其內容有的主要是來自《京報》，有的則是抄錄地方政府發布的告示、文件或當地的督撫衙門的活動。這些報紙除了報頭之外，沒有其他標題、目錄，版式簡單、比較原始。

三、中國人從近代報刊中清楚地認識到其社會作用所在

中國出現的近代報刊，是與近代外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和西方殖民化中國的行動相聯系的。主要是為傳教士闡發教義、為西方列強軍事、經濟、文化侵略服務。自19世紀50年代起，外國傳教士及商人在中國創辦了《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外新報》、《中外雜志》、《中外新聞七日錄》、《中外教會新報》（萬國公報）、《中西文見錄》、《格致匯編》、《益聞錄》等等。其中，《中外雜志》是第一份以“雜志”命名的刊物。由《中國教會新報》發展出來的《萬國公報》是外國人創辦的報刊中發行量最多，影響最大的。這些報刊有為其主辦方服務的性質，但在客觀上也成為了近代中國人了解世界的一個難得的窗口，既主觀上為外國人的殖民化服務，客觀上也有開化中國人頭腦、推行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在外國人出版的報紙中，最有名的當屬《申報》和《新聞報》。這兩份報紙不僅是上海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也是整個近代中國發行量較大和具有重要影響的報紙。這兩家報紙風格突出，官紳看重《申報》，商界歡迎《新聞報》，內容上注重上層動態、實行新政和商業新聞。

在19世紀末以前，外國人在中國創辦的報刊數量在120家以上。20世紀后又增加了數十家。這些外國人創辦的報刊，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西方資本主義殖民化的過程中，推波助瀾。

第一次鴉片戰爭20多年后，才有《中外新報》《華字日報》《循環日報》等一系列國人創辦的報刊問世。《中外新報》是國人創辦的最早的報紙之一。在早期中國人創辦的報紙中，較有影響的要算王韜創辦的《循環日報》。王韜發表了大量變法自強的政論文章，對后來的國內改良派具有很大影響，中國的報刊從一開始就有較強的政治傾向。

清末，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都很重視報刊的宣傳作用。梁啟超在辦《清議報》時曾引用西人的話說，報刊是“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直到現在，我們仍然強調報刊的喉舌作用、導向作用和精神作用。

中國報刊人在滿足服務對象的同時，始終沒有忘記國家、民族、社會、發展。始終沒有忘記貼近實際情況、貼近民眾生活。據記載，1876年，上海的“報紙發行量現已上升到每天6000份，價格是10個銅板”，而且“經營者正努力使報紙印得更小些，把價格再降低一些，以使下層的人民也能夠讀到”。 中國近代新聞報刊無疑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材料。是一部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也是近代主要報人的思想言論史。筆者同意一些學者的提法，不能將中國近代的報刊簡單地“符號化”、“臉譜化”，戴上“革命”、“進步”、“反動”、“落后”等帽子，要實事求是的研究和分析中國報刊，特別是近代中國報刊在啟迪民眾、傳播思想、倡導進步文化、強調民主與科學、推動民主與法制、促進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四、民國早期的報刊，視野廣闊，啟迪國人，但荊棘叢生

偉大的民主主義先驅、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締造者孫中山，在1916年創辦的《民國日報》，長期為中國國民黨的機關刊物，主持人為邵力子、葉楚傖，主要作者有戴季陶、沈定一等，其副刊《覺悟》影響深遠。在民國早期的報刊中，傳播了新文化運動及思想，以廣闊視野和討論問題的方法，大大啟迪了國人的思考。

資產階級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勝利后，把反對封建言禁、爭取新聞自由的思想，在所控制的區域大力倡導和推行。孫中山尤其重視並恪守言論出版自由的原則，他認真接受報紙和輿論的監督，平易近人地接受記者的採訪，經常參加報界的會議，對報刊在民主革命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熱情鼓勵報刊在共和建設中發揮輿論監督與指導作用。據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統計，在武昌起義勝利后的半年內，全國的報紙由100多家迅速發展到500多家。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后，為了達到他的個人目的，干脆把《大清報律》那一套限制新聞自由的東西搬了出來，並結合日本《新聞紙法》中限制報刊出版自由的內容，頒布了《報紙條例》等限制報紙新聞自由的法令。“袁氏始終企圖控制報紙與報人，反對派的報紙與報人，非予收買即予射殺，換言之，彼一手執錢，一手執槍”。據有關統計，在袁世凱的統治下，到1913年底，全國報紙銳減300多家，與民國元年的500多家相比，隻剩下了139家。從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凱統治中國四年零四個月時間裡，全國至少有75家報紙被封，49家報紙受傳訊，9家被軍警搗毀，24名記者被殺，60人被捕入獄。后來竟荒唐到出現隻為袁世凱一人出版的報紙。袁對報業的封建統治是對當時新聞自由事業的極大摧殘。袁世凱去世后，副總統黎元洪就任大總統。他發布大總統申令“《報紙條例》即行廢止”。據統計，到1916年底，全國報紙達289種，比1915年增加了85%，新聞事業出現了一個較好的發展勢頭。1916年僅僅上海的《新聞報》發行量就超過了3萬份。在史量才等報人的經營管理下，1917年《申報》的發行量也達到了2萬份， 1922年上升至5萬份，1925年達到十萬份，1926年則升至14萬份以上。同時，無產階級報刊在這一時期興起是報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

雖然這一階段的報業發展得到了一定的自由，但各軍閥為保護自身利益，依然嚴格限制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如1918年10月17日重新頒布《報紙條例》，其內容相當苛刻。各軍閥對新聞自由的扼殺依然沒有停止，綜計1916年底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的兩年半時間裡，至少有25家報紙被封，17個報人遭到監禁和槍決等處分。在北、南軍閥的限禁和迫害下，1918年底，全國報紙總數由1916年底的289種，降為221種，減少了23%。可見政治環境直接影響報業的興衰，直接影響報紙的數量和質量，沒有寬鬆自由的新聞背景，也就沒有報紙自身的發展。

同時，新文化的思潮波瀾洶涌。1915年9月至1922年7月，《每周評論》、《共產黨》、《先驅》、《向導》、《新青年》季刊的出版，1923年6月至1924年12月的《前鋒》和《中國工人》，1925年后的《政治周報》、《農民運動》、《布爾什維克》、《無產青年》，1928年后的《實話》、《群眾》，宣傳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輿論，救亡圖存的社會語境，革命政黨的利益追求。20世紀20年代初胡適等人創辦的《努力周報》和《讀書雜志》，作為一種知識傳播的載體，剖析了自由知識分子在新文化運動后面對專制、腐敗的政治現實，在啟蒙和論政間進行抉擇時的復雜心態，廣泛探討在國家統一、列強侵華、教育成敗、監督政府等問題上的立場，以及在古史、新詩、民主、制度、科學、倫理等討論中的態度。

五、中國新聞報刊人的不懈追求

康有為等改良主義思想家致力於沖破“言禁”和“報禁”，努力爭取言論出版的自由。維新變法后，光緒帝發布多道上諭，扶植、鼓勵官紳士民創辦報刊，並提出鼓勵中國民族報業發展的政策。維新派開創了新的報刊政論文體。這種文體首先出現在王韜的《循環日報》，“報章文體”以梁啟超運用的最好，其特點是：半白半文，平實易懂，筆鋒感情色彩濃郁，出現了一些既有時效性、又具體生動的新聞報道，新聞報道中夾帶評論，有時還夾以口語和外來語，盡量貼近讀者的閱讀。維新派辦報在中國新聞史上影響深遠：一是提倡資產階級新文化。頌揚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等思想，介紹進化論學說，對陳腐的封建思想進行批判，開展資產階級思想的啟蒙教育。二是向讀者進行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教育。維新派的報刊始終貫穿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強調民族主義和國家觀念，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三是推動了維新運動的發展，促成了變法的實現，四是沖破封建統治者對報刊出版的限禁，開政治家辦報的先河，提高了報人、報業的社會地位。五是推動了民族近代新聞事業的發展。

辛亥革命讓報人更加踴躍地去辦報，新文化運動更加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讓人們樂意並更加方便的去讀報。廣大民眾直接和間接參與到報紙新聞事業中，這對爭取新聞自由有著很大的歷史意義。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五四運動推動者，提倡用白話文寫作。民主與科學的思想要求他們客觀地面對當時中國的現實，白話文被各大報所提倡和推廣。消除和減少了文言文的生澀，讀者更願意去閱讀。當時中國人僅僅百分之五的識字率，如果沒有白話文的推廣使用，后來報業的繁榮不可想象。

中國的新聞報刊業從一開始就注重讀者的所思所想。我們要提一下黃遠生，據報刊史料記載，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報刊通訊集是《遠生遺著》。它是民國初年著名記者黃遠生的文集。共四卷，以新聞通訊作品為主，該文集就表現出盡量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社會、並貼近讀者的求知欲望的不懈追求，迅速及時地報道當時發生的、有價值的、民眾最關心的事實。

黃遠生是我國新聞通訊體裁的開拓者。民國元年，黃遠生與藍公武、張君勱共同創辦了《少年中國周刊》。黃遠生以“能想”、“能奔走”、“能聽”、“能寫”的“四能”功夫馳名海內外，文章流利暢達、幽默敏銳，深受讀者歡迎。被稱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其“遠生通訊”更是被視為當年中國新聞界的一大品牌。他的報道充分發揮說明、解釋等宣傳作用，在公眾中頗具吸引力。

著名報人鄒韜奮堅決主張新聞出版自由。1936年，他在《上海新聞記者為爭取言論自由宣言》中說：“在這整個國家整個中華民族的存亡關頭，我們決不忍再看我們辛勤耕耘的新聞紙，再做掩飾人民耳目，欺騙人民的煙幕彈，更不忍抹煞最近各地轟轟烈烈愛國運動的事實披露。我們認為言論自由，記載自由，出版自由，是中國國民應有的權利。”他同時又明確表示，“我們固然堅持言論自由的原則，但對有利敵人的消息，如關於外交國防軍事之類，當然不願輕率披露。”他在一封答讀者信中強調，“最重要的當然是言論自由須得到合法的充分保障”，“在中國當前所謂言論自由當然是指不違反抗戰國策的范圍，有某些人把出賣民族的漢奸言論來否認言論自由的民主權利，那是有意歪曲言論自由的本意”。當時的中國報人已經非常理智，繼承了西方新聞自由思想中對國家和民眾都有益的一面，他們會在保護國家利益與公民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他們的斗爭講究策略。

民國時期的報業發展狀況及其刊載內容直接和間接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和人們的精神文化面貌,相對於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是一種進步。根據戈公振著 《中國報學史》(1926)、秦紹德著 《上海近代報刊史論》(1993)、方漢奇主編 《中國新聞傳播史》(2002)與丁淦林主編《中國新聞事業史》(2004)等提供的相關數據進行統計，從民國初年到1949年底，全國各地編輯發行的各類報紙已達上萬種。

1928年6月，國民黨中央先后公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導黨報條例》、《指導普通刊物條例》、《審查刊物條例》。根據這三個條例的規定，所有報刊均須絕對遵循國民黨的主義與政策，服從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的審查。這標志著國民黨新聞檢查制度的初步建立。l929年又頒布了《宣傳品審查條例》和《出版條例原則》， 1933年國民黨中央又先后通過和頒布的《檢查新聞辦法大綱》、《新聞檢查標准 》、《重要都市新聞檢查 》、《各省市新聞檢查所新聞檢查規程》等法規，表明國民黨對新聞報刊業的控制已經制度化。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由於大量國土淪陷，中國報業也被分割為淪陷區、大城市租界區，國統區以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等區域。我國的報刊事業受到了嚴重摧殘，特別是在日本侵略者控制地區，中國人民毫無新聞自由可言。在國統區，抗日報刊大量出現，昆明、桂林等地一時成為報刊雲集的地方。抗戰時期在華外國記者數量很大，陪都重慶成了最大的新聞集散地。不少西方記者如史沫特萊、斯諾、愛潑斯坦來到中國，報道中國軍民的抗日斗爭。國共合作后，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在國統區也公開發行，因積極宣傳堅持抗戰，深受讀者歡迎。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新聞事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民主政治下獲得了發展，新四軍及各抗日根據地，在1940年2月至1943年出版了許多革命期刊。這些報刊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路線、方針和政策，為爭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抗戰勝利后，《文匯報》復刊、《新民報》、《大公報》等擴大了規模。據有關統計，國民黨的中央直屬黨報有23家，發行量25萬份﹔省級黨報有27家，發行量14萬份﹔此外還有發行量約40萬份的准黨報。中共方面報紙事業也有一定的發展，但受到國民黨的壓制，一大批報紙被查封，如《建國日報》、《解放報》、《新華日報》等。為爭取新聞自由，抵制國民黨的檢查活動，新聞界發起拒檢運動並最終取得勝利。

六、中國新聞報刊業的發展與前景

新中國成立后，新聞報刊業進入了一個發展的新階段。報刊的宗旨是為工農兵和廣大人民群眾服務，堅持正確導向、堅持“雙百方針”、堅持“三貼近”、堅持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中國是人口最多的國家，受眾之多奠定了報刊業的發展基礎。報刊經營者針對不同受眾，細分報刊市場。兒童、少年、青年、中年、婦女、老年人、殘疾人、工人、農民、軍隊、各行各業都不難在市場上找到適合自身工作、學習、生活需要的報刊。

改革開發以來，中國報刊業迅猛發展，報紙出版能力不斷提高，已經成為中國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

中國出版的各類報刊面向社會各階層、各層次、各個方面，其中都市報最具活力。通過在30多個中心城市統計，都市報在全國報刊的總發行量中佔40%多。當今，面向“三農” 、科學發展等問題越來越重要，其專業化報刊也逐漸繁榮。中國報刊業的大發展不言而喻，單從少數民族報刊的發展，就可照見一隅。據不完全統計，2003年我國共出版12種民族文字的報紙88種，合計平均期印數81.81萬份，13130萬印張。與2000年相比，民族文字報紙增加了4種，總印數增幅達30%。到2005年年底，有99種民族文字報紙，用13種民族文字出版﹔有223種民族雜志，用10種文字出版。在文化事業深化改革的進程中，少數民族報刊還得到了政策的傾斜。

在一些世界傳媒會議上，不斷傳來這樣一個觀點：如果離開網絡和數字，報紙將沒有未來。我們在英國學習報刊的高管們，也不斷聽到同行的好意相勸：“還是早點轉業吧”。大家對未來趨勢的一個重要判斷是：報紙的數字化。這預示著傳統媒體向著“數字化生存”的轉型，報業的一場革命已經開始了。有人說，從世界范圍看，報刊是夕陽產業，中國的報刊業的確面臨著生存危機。但筆者認為，中國的報刊業不會消亡，除了不斷適應信息時代的變化以外，紙質媒體以其特有的“親屬感”、“接觸感”、“助手感”、“閱讀感”和“收藏價值”，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隻要報刊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貼近讀者的心田，報刊永遠是人們的“閱讀抓手”，永遠是人類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