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不同世代、不同流派的思想精英都在期盼中華民族盡早從苦難的深淵中走出，重新崛起於世界舞台。激進主義、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代表著在民族劫難中抗爭民族厄運、挺直民族脊梁、實現民族復興的三種路向與訴求。“三大思潮”展示了別具特色的思想個性但又有著某些“共同觀念”，其中，對實現國家富強目標的關懷、對實現民族復興的向往，成為各思想流派的“最大公約數”與最基本共識。
1、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既主張個體自由，主張每個個體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又強調每個民族成員對國家富強、民族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嚴復、梁啟超等人引介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將其作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手段。嚴復在1895年發表的《原強》一文中指出：“夫所謂富強雲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雲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在他看來，自由是西方國家實現富強的本源，也將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利器。他預言，如果實施斯密《原富》所倡導的經濟自由主義，20世紀后中國將與美國並駕於國際舞台，“將地大氣厚者，為文明富庶之所鐘焉。然則雄宇內者，非震旦，即美利堅也”（《嚴復集》第894頁）。
梁啟超作為移植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先驅，率先使用了“民族主義”“中華民族”等體現整體主義取向的稱謂。他在1902年首先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后在1905年的《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提到“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為中華民族復興觀念的醞釀奠定了重要基礎，首提“中華民族”一詞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就曾使用了“古學復興”“復興時代”等詞。他在1900年發表了《少年中國說》一文，痛陳“老大帝國”的衰落，展望“少年中國”的重振，堅信中華民族是擁有未來的民族，“我中國在今日為少年國”，“中國為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他把實現民族復興的重任寄托在少年身上，稱“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梁啟超選集》第127頁）。《新民叢報》1903年刊出的《大同日報緣起》一文，還出現了“復興中國”“振興民族”等詞。
民國時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依舊懷抱著建設現代國家、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展開他們的尋夢、追夢之旅。他們從思想文化的角度，思考民族復興問題，使用了“文藝復興”“文藝中興”等說法。胡適從1917年6月回國途中開始使用“文藝復興”一詞。此后，他在中英文講演中頻頻使用這一名詞，並以“中國的文藝復興”（The Chinese Renaissance）來特指新文化運動，或從廣義上指稱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后者即近義於“民族復興”。他還提出過“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的願景。胡適被五四時期傅斯年、羅家倫等組織的學生社團——新潮社聘為指導員，該社團創辦的《新潮》雜志英文刊名便叫“Renaissance”（文藝復興）。
蔡元培1923年10月發表了《中國的文藝中興》的演說，他所說的“文藝中興”實際上也是廣義上的民族復興，他說：“照我個人推想，再加四十年的功夫，則歐洲自16世紀至17世紀所得的進步當可實現於中國。那時候中國文化，必可以與歐洲文化齊等，同樣的有貢獻於世界。”（《東方雜志》第21卷第3號）他在1935年發表的《復興民族與學生自治》的講演中，稱民族復興的含意為：此民族並不是沒出息的，起先是很好的，后來不過是因為環境的壓迫，以致退化，現在有了覺悟，所以想法去復興起來。我們不能自認為劣等的民族，而隻認為民族的退化，所以要復興。
2、民族復興觀念的醞釀，始自甲午戰爭失敗后“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民族復興概念的定型與民族復興思潮的興起，則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在“民族復興”從初步醞釀的觀念發展為普遍流行的思潮過程中，文化保守主義者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新儒學代表人物、國社黨領導人張君勱於1932年5月在北平創辦了《再生》雜志，明確以“民族復興”為辦刊宗旨，其“創辦啟事”稱：該刊定名為“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i）”，“一方面根據歷史之教訓，他方面博征世界之通例，提出另一新方案，以為惟循此途可致中華民族於復生”。圍繞“民族復興”這一主題，他發表了《民族復興運動》、《中華民族復興之精神的基礎》等文，並於1935年出版了《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一書。
“九一八”事變后創辦的以“民族復興”為宗旨的刊物，還有同年9月創辦於上海的《復興月刊》等。《東方雜志》31卷第18號開辟了“民族復興專欄”。此后，“民族復興”一說廣為流行。
文化保守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一樣，都注重從思想文化的角度尋求實現民族復興之路。但兩大流派文化取向不同，自由主義把抨擊傳統、“再造文明”，視為謀求民族復興的途徑，而保守主義把民族復興歸結為民族文化的復興，致力於文化傳統的守護與民族精神的弘揚。
早在清末，國粹派就提出了“古學復興”的口號，既以其作為歐洲“文藝復興”的譯法，同時又借以表達對中國文明再現輝煌的期盼。鄧實1905年發表的《古學復興論》提出“15世紀為歐洲古學復興之世，而20世紀為亞洲古學復興之世”。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興起后，梁漱溟作為新儒學的開啟者登場，他在1922年出版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中闡述了“中國文化復興”命題，指出：在中西印三大系文化中，西方化已過時，印度化還早，“最近未來第二態度復興”即“中國化復興”﹔“中國的文藝復興，應當是中國自己人生態度的復興”，“隻有昭蘇了中國人的人生態度，才能把生機剝盡死氣沉沉的中國人復活過來……中國不復活則已，中國而復活，隻能於此得之”﹔“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39頁）。
20世紀30—4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者紛紛宣傳“民族復興”，但仍聚焦於民族文化的復興。賀麟指出，“中國當前的時代，是一個民族復興的時代”，“民族復興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復興。民族文化復興，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份就是儒家思想的復興，儒家文化的復興”（《儒家思想的新開展》）。錢穆基於“我國家民族之復興，必將有待於吾國人對我先民歷史略有所知”（《國史大綱·引論》）的認知，撰寫了《國史大綱》等著作。
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都有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但缺乏把夢想變為現實的可行路徑與社會力量，忽視政治救亡的前提與經濟變革的主題，而完全指望“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自身又“先天不足，后天失養”，其結局是美夢難以成真，幻想一再破滅。
3、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主義”，包括了政治上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以及文化上的激進變革主張。有別於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注重從思想文化入手尋求復興之路，革命者強調正是列強侵略與封建統治導致國家山河破碎、民族日益衰頹，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反對帝國主義以尋求國家獨立、反對封建主義以尋求社會進步。
孫中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中華民族復興觀念的開啟者。他在1894年的《興中會宣言》提出了“振興中華”這一使中華兒女深受感奮的口號，成為中華民族復興觀念的先聲。此后，他致力於探尋復興之路，並把一生獻給了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
孫中山一再闡釋過他對實現民族復興的期盼。他在1904年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中預言“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55頁）。他在1906年給外國友人的信中提到，中國這一“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家的復興，將是全人類的福音”（同上，第319頁）。他在晚年的《民族主義》的演講中，較全面地闡述了民族復興問題。他說，“中國從前是很強很文明的國家，在世界中是頭一個強國”，但“到現在還不如殖民地”“處於極危險的地位”。民族復興就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要恢復民族地位，一是要恢復民族精神、恢復固有道德，恢復民族精神才可以恢復民族主義，“到了民族主義恢復了之后，我們才可以進一步去研究怎麼樣才可以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二是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后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中國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領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如果中國能夠學到日本，隻要用一國便變成十個強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便可以恢復到頭一個地位”。孫中山還強調：“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他在講演中還直接使用了“民族復興”一詞，批評列強想維持壟斷地位，“不准弱小民族復興”（《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253頁）。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終結了實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裡程碑。但民國建立並沒有根本性地改變國家、民族瀕臨亡國滅種的命運。先進的中國人被迫繼續尋求新的復興之路。
李大釗把目光投向了東方文明、西方文明之外的“第三”種文明，即社會主義文明，他相信社會主義能夠給民族復興帶來新的希望、新的前景。他說：“第一文明偏於靈，第二文明偏於肉，吾寧歡迎‘第三’之文明。”作為我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也是中共黨史上最早提出“中華民族復興”思想並以此理念探索國家前途的先哲。他當年使用的說法是“中華民族之復活”“青春中華”“中華再生”等。他在1916年8月發表的《〈晨鐘〉之使命》中提出了“青春中華”的說法，指出“今后之問題，非新民族崛起之問題，乃舊民族復活之問題”﹔次月發表的《青春》提到“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於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苟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他在1917年2月發表的《新中華民族主義》提出，少年的責任“不在保持老大中華之苟延殘喘，而在促進少年中華之投胎復活”﹔同年4月發表的《大亞細亞主義》提出“言大亞細亞主義者，當以中華國家之再造，中華民族之復活為絕大之關鍵”。（《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71、368、388、493頁）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勇敢擔當起團結帶領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中華民族復興道路的探索，行進到一個全新的境界。
（作者單位：魯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