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會”是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的概念。他認為，在我們的傳統社會裡，人際關系織成了一張張龐大而復雜的關系網，或血緣、或地緣、或姻親，人與人多多少少會有蛛絲馬跡的關聯，要麼沾親帶故，要麼非親即故，因彼此熟悉，就彼此關照，大家可以通過“熟人”織就的網絡，溝通關系、打通關節、解困排憂，同時也可以尋找捷徑、超越規則、營私舞弊，甚至徇情枉法。
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難辦的事，首先想到的是有沒有親朋好友可以打通“關系”，這樣的思維“慣性”幾乎貫穿於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諸如子女入托入學、求職就業，甚至到求醫看病等等，有“熟人”不僅可以優先，還可以優惠。有人把“熟人社會”也稱為“關系社會”、“后門社會”，很多習而不察的“潛規則”，便成了滋生腐敗的“溫床”，人們一方面痛恨各種關系帶來的權力尋租，一方面又渴求，甚至“竊喜”自己也擁有各種各樣的“熟人”脈絡。究其根源，“熟人社會”的運行規則是“人治”超越“法治”，人們辦事多憑借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生熟程度、感情的深淺程度，因“熟悉”而模糊了責、權、利的界線，在公共事務中公權私用、任人唯親、特權尋租、徇私舞弊也就見怪不怪。在現實生活中，越封閉的區域“熟人社會”的特征越為明顯。比如在一個縣城，幾乎所有的人都相互“認識”，遇到“麻煩”，總能拐彎抹角地找到“關系”，同鄉、同學、同事、戰友、鄰居、姻親，或者是一起開過會、吃過飯、散過步，抬頭不見低頭見，於是打通關節、疏通關系、超越規則、辦成事情也就順理成章。
“熟人社會”的運行規則大大弱化了“法治”的功能，它以“關系”代替“規則”，以“熟人”的情面代替了法律的威嚴，使得社會公平正義的天平在“人情”的左右中常常傾斜。特別是在經濟活動過程中，將親情、交情、友情這些溫情脈脈的手段移植到公共權力的行使中來，淡化了競爭激勵，引發了腐敗泛濫，導致整個社會風氣敗壞。因此，“熟人社會”的過分發育，是對社會秩序的瓦解、市場競爭的摧殘、法制社會的腐蝕。
正因為傳統的“熟人社會”存在種種弊端，在當下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很多專家學者呼吁，要盡快實現“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轉型。何謂“陌生人社會”？美國法學家弗裡德曼作了這樣的描述：“當我們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護我們，如警察﹔或威脅我們，如罪犯。陌生人扑滅我們的火災，陌生人教育我們的孩子，建筑我們的房子，用我們的錢投資。陌生人在收音機、電視或報紙上告訴我們世界上的新聞。當我們乘坐公共汽車、火車或飛機旅行，我們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們得病進醫院，陌生人切開我們的身體、清洗我們、護理我們、殺死我們或治愈我們。如果我們死了，陌生人將我們埋葬。”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系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運行規則之上，人們相互間的很多關系被“貨幣化”，淡漠了“熟人”間關系的作用，強化了社會分工的職能作用，我們在慢慢地進入“陌生人社會”。
隨著“熟人社會”的消褪，我們常常會有幾分悵惘，回憶與懷念“熟人社會”的那種鄰裡溫情，焦慮“陌生人社會”的互不信任。諸如家長會叮囑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不要給陌生人開門”、“大街上陌生人倒下不要扶”﹔幼兒園的老師會教育孩子：“千萬不要吃陌生人給的東西”﹔銀行會提示：“不要給陌生人匯款”﹔社區會提醒：“陌生人搭訕輕易別理睬”等等。“陌生人社會”的到來，增加了社會運行的成本，冷落了人間真情，遺失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大家一方面對“陌生人”處處提防，另一方面又不斷抱怨人性的冷漠﹔一方面指責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人人自危，提醒親朋好友少管閑事。這樣一種糾結的社會心態提示我們，當傳統的“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的時候，我們必須全方位地構建“法治社會”。
一個國家的法制，是這個國家道德風尚發展方向的強制性保障，也是規范和引導這個國家公民的社會道德基礎，要瓦解盤根錯節的“熟人社會”，最重要的措施是在整個社會營造濃厚的法制文化，培育全社會的規則意識，為“法治”開辟越來越多的空間，讓人們適應“陌生人社會”中的法制化生存，讓有效運行的社會規則排斥人情糾葛、人情壟斷、徇私舞弊，摒棄拉關系、走后門等繁瑣環節，給整個社會提供法治保障，讓人們都在法治的環境下工作與生活，消除人們羨慕、尋求、構建“熟人社會“的慣性心理。
當然，“法治社會”不是簡單的“陌生人社會”，它並不必然伴隨冷漠無情，更不排斥人間真情。如果說“熟人社會”人們更多地通過道德來實現自律和他律，通過關系互幫互助，而“法治社會”則憑借“法制”的中立、公正、權威承載社會成員之間最廣泛的信任，讓人人生活的幸福、安全而有尊嚴。我們要既發揮傳統文化中德性自律的優勢，又要積極推進依法行事的自覺，真正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科學文明的發展。
作者單位：杭州市人大常委會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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