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建黨思想的文化淵源

內容提要 毛澤東建黨思想是毛澤東思想主要組成部分和理論精華，其主要內容包括：黨的思想建設、黨的政治建設、黨的作風建設和黨的組織建設四個有機組成部分。毛澤東建黨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中國近代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是毛澤東建黨思想產生的濃厚社會基礎，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是構成毛澤東建黨思想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論淵源，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是毛澤東建黨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毛澤東建黨思想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集中表現為批判地吸取和辯証地融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從而形成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和鮮明的中國氣派的無產階級政黨理論。在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之際，探究毛澤東建黨思想的中國傳統文化淵源，不僅有助於我們更准確地理解和把握毛澤東建黨思想的歷史淵源及精神實質,而且對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精髓和加強黨的建設具有時代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關鍵詞 毛澤東 建黨思想 文化淵源

任何一種反映時代精神的理論形態都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統一體。毛澤東建黨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中國近代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是毛澤東建黨思想產生的濃厚社會基礎，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是構成毛澤東建黨思想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論淵源，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是毛澤東建黨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毛澤東的建黨思想，閃爍著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碰撞的火花，鮮明地表現出了它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一、黨的思想建設

1、黨的思想路線與“實事求是”的傳統學風。“實事求是”是我黨的思想路線，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從思想淵源來看，“實事求是”既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對中國革命經驗所作出的理論概括，也是他對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批判繼承。“實事求是”一詞最早出現在班固《漢書•河間獻王傳》裡,其中說河間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所稱贊的是河間王劉德嚴謹尊重事實、務求其真的治學態度。宋代陳亮、葉適繼承儒家歷來講求實用理性的傳統, 反對空泛, 推崇事功。明代王守仁在朱熹“格物致知”的基礎上提出“知行合一”，倡導“實事求是”之學風。之后經過乾嘉漢學家的大力推崇，“實事求是”逐漸成為中國古代學者治學、治史的原則和方法。盡管他們所講求“實事求是” 的立意不盡相同,但都包含力求使主觀符合於客觀的正確認識, 代表中國古代治國理政注重從實際出發的優良傳統。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古為今用，賦予“實事求是”嶄新的內涵。他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1]毛澤東使這一命題的內涵與外延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成為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有力的思想武器，並把它上升到了黨的思想路線的高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指南。

2、重視黨員修養與傳統文化中的“德治思想”。黨員的道德修養，是毛澤東黨建思想的關鍵。中國古代非常重視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強調德治。西周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政治思想;孔子提出“為政以德”的主張;荀子則認為“道德之威、暴察之威、狂妄之威”三種威勢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西漢董仲舒認為“教為政之本”。這些傳統的“重德”思想，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虛偽性。一方面它所宣揚的道德，都是封建階級的三綱五常及其相應准則，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歷代統治者過分夸大道德觀過程卻滑向“人治”深淵。毛澤東批判繼承中國古代重視倫理道德的社會功能這一優良傳統，十分重視道德在無產階級政黨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賦予道德以新的內涵。社會主義新道德，是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是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五愛”為基本要求的。毛澤東提出加強黨員思想道德修養,是為適應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需要, 適應為人民服務的需要。正如他所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 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 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什麼人, 誰向我們指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 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 我們就照你的辦。” [2]

3、集體主義精神與中國傳統的“群體意識”。中國文化傳統崇尚“集體意識”，已經在歷史沉積中成為一種“群體意識”。儒家是群體利益的代表者、組織者和創造者，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種群體人格。孔子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3]。荀子認為:“人生不能無群……君者, 善群也。群道當, 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4]在墨家的道德理念中,如何使天下人“視人之國, 若視其國。視人之家, 若視其家。視人之身, 若視其身”[5],則是他們永恆的追求目標。法家強調“公則天下平”，“失之必以偏”,也是一種典型的群體精神。唐太宗李世民也認為“為政莫若至公”。這些思想家都主張把群體利益置於個體利益之上。這種群體意識本質上以家庭、國家、社稷的利益為道德的最終歸向，它一方面構成了封建專制集權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強大的社會凝聚力，培育了中國人民對群體的堅固責任感和追求群體和諧、社會穩定的文化心態。但這些倫理思想重群體輕個體，忽視對人的個性的認可與發展。毛澤東批判傳統群體意識在壓抑人性方面的消極成份，繼承和發揚其中的積極因素，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集體主義觀，確立了無產階級集體主義原則。毛澤東指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是一個共產黨員。”[6]毛澤東關於共產黨員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黨員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立在人民群眾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大大超越中國古代群體意識的思想境界。特別是毛澤東本人對這一思想躬行踐履，達到了理論與實踐的完美統一，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二、黨的政治建設

1、黨的最高綱領與傳統“大同”思想。建立共產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和奮斗目標，也是毛澤東建黨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思想主要來源於馬克思主義, 同時也是千百年來中國人民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在新時代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歷代進步思想家對於理想社會追求的心路歷程是在“大同”之谷中漫漫逡巡的。孔子明確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 [7]老子提出“小國寡民”的原始氏族社會的美好圖畫。康有為把大同社會設想為一個“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無壓迫社會。他們所描繪的大同社會的最高原則是以公有制為核心的“天下為公”。這個原則一方面反映了中華民族對遠古原始社會的一種懷念和追戀，另一方面也體現在對這種美好社會不懈的追求過程中。幾乎歷史上歷次起義與變革都受到大同理想的影響, 但都不能使之成為現實。毛澤東從小深受傳統文化中大同思想的影響，他早年接受了康有為的大同思想，以儒家的大同世界作為自己的理想追求。1917 年他在給黎錦熙的信中就明確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鵲也”,[8]並於1919年把他的“新村”計劃付諸實踐。顯然，毛澤東的“新村”模式在當時並不能實現,但“大同”傳統奠定他接受共產主義並為之奮斗終身的感情基礎和價值取向。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后，他認為共產主義才是中華民族的理想社會，並以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實際, 找到了實現“大同”的手段和途徑——階級斗爭、暴力革命、人民民主專政, 從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會的金鑰匙，這是毛澤東對傳統大同思想的弘揚和升華。總之,毛澤東以超越古人的睿智卓識，繼承和弘揚了大同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作為一代偉人，毛澤東既超越了中國古代大同思想, 又不自覺地被其消極成分所束縛。但超越是主要的, 這正是毛澤東的偉大之處。

2、黨的宗旨與傳統“重義輕利”思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無產階級建黨的根本宗旨, 也是毛澤東建黨學說的一個重要內容。確立這樣的根本宗旨與毛澤東對傳統“重義輕利”的價值觀的批判與吸收是分不開的。中國歷史上，持“重義輕利”觀點的，主要以孔子、孟子、董仲舒等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孔子提出“見利思義”、“義然后取”的價值觀﹔孟子提倡“舍生取義”的奉獻精神﹔董仲舒提出“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記其功”的思想，這些觀點的核心價值取向是“貴義輕利”，主張精神道德高於物質利益、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然而他們認為“公義”之行是君子、聖人才具有的道德品質,暴露了傳統倫理觀的階級實質。毛澤東批判了封建倫理道德的階級性和虛偽性, 繼承其合理內核, 並賦予其新的階級內容。他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德原則出發, 明確了無產階級義利觀及其評價標准。他說：“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該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9]毛澤東強調，人民群眾的利益是共產黨人一切言論和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明確指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至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10]並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定位我黨的根本宗旨。實踐証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的根本所在。

三、黨的作風建設

1、密切聯系群眾與傳統的“民本”思想。所謂民本思想, 就是指主張以民眾為社稷之根本, 並以民眾為發政施治之基礎與標准的政治學說。中國有著悠久的民本思想傳統，如萌生於商周時代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春秋時孟子的“民貴君輕”說，荀子的“民水君舟”說﹔唐太宗李世民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觀﹔明末清初黃宗羲的“以天下為主，君為客”觀﹔清朝末年譚嗣同的“民本君末”觀，等等，這些“因民”思想把人民視為國家之根本命脈,這無論在過去、現在或將來都有著積極的意義。但這些民本思想都是以畏民為出發點, 以防舟覆為歸宿點,在本質上沒有超出“君為民主”的范疇﹔並且由於社會私有制的政權性質以及政治上的專制制度，致使走群眾路線隻能成為一句空話。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 汲取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精華，以“愛民論”為前提，在反對宗派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把傳統的“聽政於民”提煉成為我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科學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 凡屬於正確的領導, 必須從群眾中來, 到群眾中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11]這就是毛澤東在批判繼承民本思想基礎上提出的群眾路線,而且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徹底地付諸實踐, 人民群眾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這種科學方法盡管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 但是它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復歸, 而是自覺的揚棄, 更是大膽的超越。

2、理論聯系實際與古代的“知行”學說。知行關系問題一直是中國古代思想家討論的重要問題之一。《尚書》中的《說命中》有“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語，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知行學說﹔《左傳昭公十年》也有“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的同類思想，它們都表現了一種朴素的知行觀。以后歷代思想家都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場上,對知行關系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先后提出“行先於知”、“由行而致知”、“行難知易”、“知重行輕”等多種觀點。由於他們受階級和時代的局限，都沒有作出科學的回答，但“知行統一”、“知行結合”則是這些思想家論辯所結出的碩果。毛澤東對古老的知行命題進行了科學的揚棄，認為知行關系就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並把中國傳統的知行學說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相結合，指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與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12]並科學闡明了知和行的關系：“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13]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尤其具有重大意義的是他把馬克思主義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理論同古代“知行統一”思想結合起來，提出了理論聯系實際的觀點。他指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頭，而是行動的指南，“中國共產黨人隻有在他們善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於應用列寧、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符合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14]

3、批評和自我批評與古代的“自省”思想。儒家十分重視“修身”的重要性，強調通過學習，格物致知，端正理想信念，提高自身修養。孔子認為“正身”要靠“修己”,做到“見賢思齊焉,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曾子把“吾日三省吾身”作為自己修養的要求，認為“自省”要自覺地、不斷地進行。宋代王陽明提倡“反己”與“責善”,相當於自我批評與相互批評。毛澤東批判繼承古人注重“自省”的道德修養方法,號召共產黨員到革命實踐中去發現並克服缺點、完善自我。為確保黨的肌體健康、黨的組織堅強、黨的作風過硬，他把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解決黨內矛盾的主要途徑和方法，提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格言，”[15]為黨內批評創造和諧的氣氛和良好的環境，以達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毛澤東還用“流水不腐, 戶樞不蠹”的道理, 說明共產黨人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保持思想純潔的必要性。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是對古代單純的“自省”和“內省”思想的一種超越。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一直堅持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解決黨內矛盾，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使黨始終保持著勃勃生機和活力。

四、黨的組織建設

1、黨的干部路線與傳統的“尚賢”思想。“尚賢”思想一直是統治者所重視的執政文化傳統，歷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對人才在治國中的重要性有許多精辟的論述。中國歷史上，墨子是尚賢思想的先驅，他認為“尚賢為政之本”，孔子提出“舉賢才”而治天下，孟子也提出“尊賢使能”的思想。此后, 荀子的“尚賢使能”, 曹操的“唯才是舉”, 李世民的“尚賢任能”, 一直到龔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等關於選拔人才的觀點, 都是中國古代“尚賢使能”思想的運用和發展。中國古代這種“尚賢”思想,在毛澤東的黨建理論與實踐中得到運用和超越。毛澤東認為，在干部的使用上，要實行“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並賦予“賢”以新的時代內涵，“賢”已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本領，而是以“堅決執行黨的路線, 服從黨的紀律,密切聯系群眾, 有獨立工作能力, 積極肯干, 不謀私利”為思想內涵，是德與才、紅與專的辯証統一。 同時毛澤東將人才由古代為君主統治天下服務, 上升到為民族革命斗爭服務的高度。他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 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 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16]因此,要在理論和實踐結合中“廣大地培養人材”。無論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都極其重視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問題，為奪取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我們黨的事業之所以興旺發達, 后繼有人, 是與毛澤東“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和“德才兼備”的干部政策分不開的。

2、黨內反傾向斗爭與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國傳統文化一直重視“和貴”，重視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統一，其方法途徑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所推崇的政治倫理觀，他認為立身行事, 應隨時合乎中道,“過”與“不及”都不可取。后來, 子思進一步把它從“執兩用中”的方法論提升到世界觀。毛澤東在構建黨建思想時，直接繼承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中關於黨內斗爭的理論，以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正確透視中庸思想的內在本質，批判吸取其合理內核，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反“左”反“右”的黨內兩條戰線斗爭理論。毛澤東指出：“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條戰線斗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17]所謂“作兩條戰線斗爭”，就是要反對“過”與“不及”。“‘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18]“左”和右都失之偏頗，都必須反對。毛澤東根據列寧反傾向斗爭的理論，批判繼承中庸思想的合理內核，提出我黨兩條戰線斗爭的理論。毛澤東不僅強調必須聯系黨的政治路線建設黨，而且認為必須進行必要的反傾向斗爭，隻有這樣，黨的建設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証。在毛澤東關於黨內兩條戰線斗爭的理論中，不難看出: 毛澤東反傾向斗爭的理論與實踐, 融入了中國古代“中庸”思想的進步成分，吸收了它的形式, 注入了新的內容。

3、民主集中制原則與傳統“大一統”觀念。 “大一統”理念一直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思想體系中佔據重要地位。“大一統”一語始見於《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辭源》解釋說：“大猶言重視，尊重﹔一統，指天下諸侯統一於周天子，后世因稱統治全國為大一統。”公羊家大一統直接的訴求是政治統一，但也包蘊著文化和民族統一的思想。秦漢時期，經過先秦諸子百家的縱橫論辯，“四海一家、萬邦和協”的“大一統”思想成為中國人普遍的心理趨向﹔西漢董仲舒以儒家學說統一社會思想，提出“天人三策”，形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並將“大一統”思想推崇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后逐漸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其內涵因此也相應地擴大為萬民歸心、國家統一，對中華民族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是“大一統”思想的積極方面。但“大一統”思想強調的是自上而下的政令統一和絕對權威，在剝削制度下終歸隻能流於空想。馬克思主義誕生后，毛澤東在對大一統思想批判繼承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學說, 提出民主集中制是我黨的基本組織原則。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要求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綜上所述，毛澤東思想黨建理論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從而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和鮮明的中國氣派，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之所在。同時，毛澤東建黨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與發展征特，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與時俱進的升華，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時代產物，因此，它的基本原則對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黨的建設仍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需要更好地把這種奇跡延續下去，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中國夢”。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01頁。

[2]《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04 頁。

[3] 《論語•憲問》，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1頁。

[4]《荀子》,廣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50 頁。

[5]《墨子閑詁》，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65 頁。

[6]《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61頁。

[7]《禮記•孝經》，中華書局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10頁。

[8]《毛澤東早期文稿》, 湖南出版社1990 年第1 版，第89 頁。

[9]《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22頁。

[10]《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94-1095頁。

[11]《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99頁。

[12]《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96頁。

[13]《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96-297頁。

[14]《論語》，岳麓書社2000年第1版，第2頁、第32頁。

[15]《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96頁。

[16]《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26頁。

[17]《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頁。

[18]《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