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的力度超出預期！”《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文公布后，許多法學家發出了這樣的感嘆。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新的改革綱領。中國的司法改革，將向著“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大踏步前進。
去地方化：排除外來干擾和影響
◎百姓期待
2005年6月，東部某省的20多位村民因房屋被強拆、賠償偏低，找到了北京才良律師事務所律師李金平，希望起訴當地政府。李金平先后去了當地法院、中級法院直至省高級法院，得到的答復都是不能立案。
“地方行政機關往往會對司法機關施加影響，產生干擾。這個問題必須解決。”李金平說。
◎改革要點
《決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証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
◎專家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目前地方法院、檢察院的人事任命以及經費、辦公場所保障都受制於同級的黨政機關，這樣，地方司法機關在行使司法權的時候難免會受到影響。改革有利於解除地方司法機關的種種顧慮，也有利於化解社會糾紛和矛盾，因此可以說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改革。
行政區劃和司法區劃適當分離，與人財物統一管理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區劃分離，一方面有利於司法機關涉案負擔的平衡，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擺脫地方行政機關的制約和影響。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賀小榮：司法權是憲法賦予司法機關對一切爭議和糾紛依法進行終局裁判的專門權力，任何其他單位和個人不得行使此權力。如果法院的人財物受制於地方，當具體個案中地方利益與國家利益、公民個人權益發生沖突時，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就難以實現。因此，徹底解決司法實踐中的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等嚴重影響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司法不公，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
去行政化：院長庭長也要審案
◎地方經驗
2013年4月開始，河南法院開始試行新型合議庭制度，終於對此前廣受詬病的合議庭“動了手術”。試點法院設立了相對固定的合議庭，一大批庭長、副庭長被確定為合議庭主審法官。這項改革試點觸及了司法“行政化”這一核心問題，試點以來審判質量明顯提高。
◎改革要點
《決定》提出，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明確各級法院職能定位，規范上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系。
◎專家觀點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院長、庭長隻進行行政管理，不審案，這實際上是一種司法資源的浪費。院長、庭長也是法官，而且往往是該法院最好的法官。在案件審理、組成合議庭的過程中，他們可以作為審判長，參與到審判當中，以此提高各級法院的案件審判質量。其他行政上的事務可以由別人承擔。隻有從院長、庭長開始“去行政化”，才能逐步實現司法改革的最終目標。
湯維建：審判委員會制度是我國一項重要的審判制度，重大疑難案件由審委會討論決定，有利於保証審判質量。但這一制度的問題在於運行的程序不規范，不進行開庭審理、不聽取雙方當事人的辯論意見、不讓代理律師參加，僅憑辦案法官的書面或口頭匯報提出問題、進行討論、作出決定，使得訴訟的基本原則被架空，因此必須進行改革。實行主審法官負責制，就應當弱化審判委員會在個案審理上的功能。
防止錯案：一項系統工程
◎改革背景
安徽張氏叔侄被宣告無罪釋放、河南農民李懷亮重獲自由……2013年上半年開始，各地連續糾正了一批冤假錯案。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首個關於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要求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在職責范圍內對辦案質量要終身負責，並建立健全冤假錯案的責任追究機制。
◎改革要點
《決定》強調，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健全錯案防止、糾正、責任追究機制，嚴禁刑訊逼供、體罰虐待，嚴格實行非法証據排除規則。
◎專家觀點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院長趙秉志：冤錯案件之所以發生，緣於偵查機關、司法機關在辦理、審理刑事案件各階段未能嚴格依照刑訴法的有關規定執行。如在偵查階段，口供中心主義的錯誤理念仍十分突出﹔在公訴階段，不能恪守嚴格的証據審查標准﹔在審判階段，降低定罪標准，放鬆對証據鏈條的要求等等。防范錯案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堅持以嚴控偵查活動為基點、以審查起訴環節為支撐、以審判環節為重點的思路，以公平、公正處理案件為目標，按照法治化、規范化、科學化思路推進。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秦前紅：2004年我國修改憲法，“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表述被寫入了憲法文本。我國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等，都和人權保障有關。不過，僅僅被法律條文所確認的權利還只是紙上的權利，要使紙上的權利變成現實的權利，完善的司法保障制度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在辦理、審理刑事案件中，杜絕刑訊逼供，法、檢、公三機關在辦案環節上做到真正相互制約等，都是實現司法公正、保障人權不可缺少的制度安排。從人權的立法保障發展到司法保障，《決定》提出的行動目標對我國人權事業的發展意義深遠。（記者 王逸吟 殷 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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