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領導人出書：副國級以上需報中辦 稿費多捐獻

朱镕基與戲曲大家俞振飛親切交談

溫家寶詢問孩子們的學習情況

吳官正所繪作品

2013可謂退休領導人出書熱潮年。

《朱镕基上海講話實錄》、李瑞環的《看法與說法》、吳官正的《閑來筆潭》，都引來熱銷和熱議。11月，溫家寶卸任后公開出版自己的首本書《溫家寶談教育》，更是引發了讀者對退休領導人出書的強烈興趣：退休國家領導人寫書，是回憶在任決策，還是個人意趣？要經歷什麼出版流程和審查把關？銷量如何？稿費怎麼支配？

領導人出書的最高規格，是以名字＋“選集”（“文選”、“文集”）命名，以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名義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除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習仲勛等老一輩領導人，新世紀以來隻有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出版過《江澤民文選》。進入21世紀，領導人出書頻密，並出現新特點。據不完全統計，江澤民已出版著述6本，李鵬、李嵐清各出版10本。卸任常委出書頻率即使與西方國家退休領導人相比也毫不遜色。這些書受到廣泛關注，不少還上了暢銷書榜。

許多前國家領導人出書，是為了“向人民匯報工作”。李瑞環曾說：“我們是歷史中的人，我們也是歷史中的一段。我們現在評價歷史，將來歷史也會評價我們。”人民出版社社長黃書元說：中央領導是黨和國家重要政治決策的制訂者和親歷者，他們的著作，體現了其政治智慧，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有助於公眾了解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歷程，也是中國政治決策更加透明化的體現。

從政論文集到文藝作品

“我穿此袍十多年，業精於勤苦當甜。你無點墨靠送錢，編制關系濫用權。貪污受賄骨頭賤，常說假話上下騙。道德敗壞天人怨，判刑坐牢退民田。”這首《良官罵貪官》出自中紀委前書記吳官正的《閑來筆潭》。該書責任編輯、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張振明說，退休后，吳官正將“閑時走走、看看、想想、議議”的所得寫滿了40余冊筆記本，除了人生經歷、工作回憶和讀書感悟，還有原創的“小小說”，挑選后配上40余幅自創的鉛筆插畫，生動有趣。

相較於過去常以“集體智慧結晶”面目出現的中共領導人文選，近年來前國家領導人出書的體裁逐漸走向多元，越來越生動有趣，越來越貼近讀者。這些圖書在某種意義上為中國的當代政治留下歷史注腳。

《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被認為是中國總理的第一本專題性回憶錄。他此后又推出了5本日記體著作，涉及核電、電力、人大、經濟和外交等領域，帶有明顯的“自我述職”色彩。

2003年春，李嵐清退休后，有人建議他出版文集，“當時，國務院辦公廳已將我的報告、文章、批件、會議記錄等整理成冊，洋洋數百萬言……時過境遷，對時代背景不太清楚的同志未必能看得明白，再過若干年甚至可能變成‘古董’。”李嵐清否定了這一提議，改為訪談形式，出版了《李嵐清教育訪談錄》。

拋開政治題材、回歸專業背景和興趣愛好也是卸任領導人出書的一大趨勢。如江澤民出版了兩部學術著作《論中國信息技術產業發展》和《中國能源問題研究》﹔全國政協前主席李瑞環出版了《學哲學用哲學》﹔李嵐清先后出版了《李嵐清音樂筆談——歐洲經典音樂部分》、《原來篆刻這麼有趣》、《李嵐清中國近現代音樂筆談》等，加上朱镕基的“答記者問”“講話實錄”等，有助於去除神秘感和神聖感，讓公眾了解有血有肉、有人情味、有個性的領導形象。

副國級以上需報中辦

在中國，一本書的問世首先要依據《出版管理條例》報省一級新聞出版局審批，獲批后還須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現在的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備案。前國家領導人的書也不能免俗，甚至更加嚴格。

張振明介紹，副國級以上領導人出書，需報告中共中央辦公廳：由領導人本人向中央立項，或是走正常的送審報批手續。

選題通過后還需要送審。一般圖書由新聞出版總署決定送哪個部門審閱，而領導人的書則由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內容決定送給某一個或者某幾個部門審閱。

審查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解密問題，即某些未解密文件不適合公開出版﹔另一種是個別文字內容的調整。“中辦出個意見給總署，總署再按中辦的意見給出版社一個正式的函——這個書是能出，修改后能出，還是不能出。”張振明說。

有時，中辦及在任國家領導人還會對書稿進行最后的審定。據《李嵐清教育訪談錄》採編小組成員畢全忠回憶，初稿完成之后，採編小組征求了江澤民、李鵬、朱镕基、胡錦濤等領導同志的意見。

稿費多捐獻

按照慣例，前國家領導人出書需經中辦批准成立文稿編輯小組，作品出版前，“排版用的電腦、整個交接手續都是按機密件來管理”。

出版社的選擇也有嚴格規定。據中央宣傳部、原新聞出版署1990年聯合發布的《關於對描寫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出版物加強管理的規定》，隻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解放軍出版社等少數幾家出版社才有資格出版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出版物。

隨著領導人的書逐漸專業化和個性化，相關專業領域的權威出版社也獲得了一些機會。如江澤民的《中國能源問題研究》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李瑞環的《學哲學用哲學》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一些前領導人也會選擇原任職部門下屬的出版社，如由中央政法委員會主管的中國長安出版社就獲得了與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喬石談民主與法制》的資格。

出版國家領導人的著作除可觀的經濟效益外，還能大大地提升出版社自身品牌，一些有實力出版社經常主動爭取“機會”。例如外研社獲得《李嵐清教育訪談錄》英文版的出版權，源於在全國英語教學研討會上跟李嵐清直接邀約。

“即使身不在其位，人們對為官者、特別是領袖的閱讀欲望是強烈的，這也是卸任高官出書的市場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說。領導人出書銷量往往特別好，如《朱镕基答記者問實錄》總銷量過百萬，《閑來筆潭》不到一個月發行45萬冊，李瑞環的《看法與說法》銷量也過20萬冊。而一般學術書籍5000冊就算賣得很好了。

張振明透露，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版稅按常規計算，一般在7%－10％之間，發行量大時會上調。

中國卸任高官的稿費大多以設立基金會或資助他人的方式捐出。2004年，鄧小平親屬將他生前稿費100萬元捐給遵照其遺願設立的中國青少年科技創新獎勵基金﹔同年，李瑞環親手創辦了桑梓助學基金會，將《務實求理》一書所得的100萬元稿費捐入，旨在幫助品學兼優的特困大學生﹔2005年，李嵐清用個人全部稿費200萬元發起成立了復旦管理學獎勵基金。

2012年，李鵬向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捐出稿費300萬元，設立了“李鵬——延安助學基金”。

此外，吳官正出資115萬元設立了昱鴻獎學金，朱镕基設立了“實事助學獎學金”等。（綜合《中國新聞周刊》、《新京報》、《大公報》、《現代快報》等報道）（馮霜晴　閔杰　陳曦　高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