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進我國社會事業改革創新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必須加快社會事業改革，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努力為社會提供多樣化服務，更好滿足人民需求。”習近平總書記也明確指出，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這些都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站在黨和人民事業全局高度，加快社會事業改革創新、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治決心和戰略考慮。

一、突出抓好教育領域綜合改革

改革開放36年來，我國教育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但是教育發展總體水平仍然不高，創新型人才培養的數量、質量和學校的知識貢獻還不能很好地滿足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需要，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嚴重制約著教育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比如，有限的財力與教育投入需求不斷增長之間的矛盾，教育資源配置方式與教育均衡發展之間的矛盾，教育布局、管理體制與社會轉型加快、城鄉社區結構變遷之間的矛盾，學科專業結構、人才培養模式與市場需求之間不一致的矛盾，傳統的教育理念、教學內容、教學方式與全面推進素質教育要求之間的矛盾，等等。

有效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就是教育發展方式轉變的應有之義，也是教育事業科學發展的內在要求。為此，要根據黨的十八大提出關於“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的總體要求，堅持立德樹人導向，以促進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質量為主線，以改進政府教育管理方式、釋放學校辦學活力、構建全民終身學習體系為重點，進一步激發各方支持教育改革的積極性，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教育體系，切實落實好《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

根據《決定》的要求，一是健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構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的有效機制，逐步縮小區域、城鄉、校際差距。二是統籌城鄉義務教育資源均衡配置，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實行公辦學校標准化建設和校長教師交流輪崗，破解擇校難題。三是加快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型人才。四是創新高校人才培養機制，促進高校辦出特色爭創一流。五是推進學前教育、特殊教育、繼續教育改革發展。六是推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學生考試多次選擇、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專業機構組織實施、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參與監督的運行機制，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七是深入推進管辦評分離，擴大省級政府教育統籌權和學校辦學自主權，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八是健全政府補貼、政府購買服務、助學貸款、基金獎勵、捐資激勵等制度，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委托社會組織開展教育評估監測。

二、突出抓好就業創業體制機制

改善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保障就業。著力解決“就業難”的問題，是人民群眾獲得收入、維持生計和進一步改善物質精神生活的基本途徑。就業問題與億萬勞動者切身利益息息相關，不僅是解決家庭基本生計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勞動者融入社會、實現自身價值的主要途徑。解決好群眾的就業創業問題，就解決了民生的根本問題。

多年來，我國始終把就業作為事關民生、事關全局的大事緊抓不放，就業總量一直穩步增長，每年城鎮新增就業保持在1000萬人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3%以下，“十一五”期間我國城鎮新增就業5771萬人，轉移農業勞動力4500萬人，社會就業大局保持穩定。中央財政逐年加大投入力度，僅2013年就安排就業專項資金513.72億元（含小額擔保貸款資金）。但是我國是人口大國，需要就業的人口多，勞動力總量供過於求，無論從當前還是從長期看，就業形勢都不容樂觀。

突出表現在：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並存，結構性矛盾今后會更加突出﹔就業公平性得不到有效保障，就業歧視現象時有發生﹔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就業問題突出（2009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首次突破600萬人，達611萬人﹔2010年為630萬人，2011年達660萬人，2012年增至680萬人，2013年再創歷史新高，達699萬人），高校教育制度和社會就業需求不相匹配﹔勞動者能力素質和就業技能較低，專業技能培訓薄弱，進城務工人員職業技能偏低問題突出﹔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不健全，人力資源市場管理制度不完善。

針對這些突出問題，《決定》提出了健全促進就業創業體制機制的新舉措。一是建立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的聯動機制，健全政府促進就業責任制度。比如，綜合運用財政、稅收、金融、產業等各項經濟調節政策促進就業。二是健全促進就業公平的體制機制。要消除城鄉、行業、身份、性別等一切影響平等就業的制度障礙和就業歧視，完善城鄉均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三是創新扶持創業的體制機制。要完善扶持創業的優惠政策，形成政府激勵創業、社會支持創業、勞動者勇於創業新機制。四是增強失業保險制度預防失業、促進就業功能。五是創新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暢通職工表達合理訴求渠道。六是促進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就業和農村轉移勞動力、城鎮困難人員、退役軍人就業。

三、突出抓好收入分配調控格局

收入分配是關系社會公平能否實現的核心問題。世界各國和地區在經濟起飛初期，都不同程度地實行過高積累、高投入的政策，並以此取得經濟成功。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盡快把經濟搞上去，在積累和消費結構上需要適當向積累傾斜。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經濟實力不斷壯大，社會財富這塊“蛋糕”越做越大。在這種形勢下，分好社會財富這塊“蛋糕”就變得越來越關鍵。

盡管說絕大多數城鄉居民的收入在上漲，但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問題還是比較突出的。據國家統計局10年來首次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基尼系數在2008年達到峰值0.491后逐年回落，2012年為0.474。拋開對這一數字准確性的爭議不論，即使以0.474與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相比較，也能反映出收入分配不合理之嚴重，況且近十幾年我國基尼系數一直處於0.4以上的高位。

最近幾年，我國對收入分配制度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主要表現在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佔比重偏低，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都有拉大的趨勢。著力解決“差距擴大”的問題，是有效調節社會利益關系，促進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的重要保証。

為此，《決定》圍繞“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作出新的部署。首先，健全初次分配制度和著重保護勞動所得。要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關鍵性舉措，包括健全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完善最低工資和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改革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和津貼補貼制度，完善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增長機制﹔健全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由要素市場決定的報酬機制。同時，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要求“擴展投資和租賃服務等途徑，優化上市公司投資者回報機制，保護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

其次，完善再分配調節機制。就是要強化政府責任，健全公共財政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把財政支出更多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這就需要“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合理共享機制﹔完善慈善捐助減免稅制度，支持慈善事業發揮扶貧濟困積極作用。”

再次，規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要完善收入分配調控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范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所謂的“橄欖型分配格局”，是指中等收入者佔多數，扶貧對象大幅減少，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均佔少數，呈現類似橄欖“兩頭小中間大”的形態。

四、突出抓好社會保障制度建設

社會保障是民生問題的“安全網”，是社會運行的“穩定器”，是人民群眾的“生命線”。因此，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既是我國新時期十分必要的社會投資、經濟投資、政治投資與安全投資，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不可或缺的維系機制與促進機制。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等基本保障部分和補充社會保險、商業保險等補充保障部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取得了歷史性進展，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特別是“十一五”期間，基本養老、基本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取得新突破，覆蓋范圍不斷擴大，財政投入大幅增加，保障水平明顯提高，我國距離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標越來越近，人民群眾等到的實惠越來越多，社會保障在促進改革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中的作用越來越大。2012年，中央財政就安排社會保障資金5299.73億元，其中下撥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補助資金2170億元、新型農村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補助資金654億元、新農合補助資金992億元、城鎮居民醫保補助資金207億元。

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夠完善，主要表現在：城鄉社會保障發展不平衡，廣大的農村地區嚴重滯后﹔一些基本保障制度覆蓋面比較窄，基金統籌層次低，保障水平不高﹔尤其比較突出的是農民、農民工、被征地農民、城市無業人員和城鄉殘疾人等特殊困難群體的社會保障問題。當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是一項浩大的民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經過長期不懈地努力。

做好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的社會保障工作，就要切實完成好《決定》提出的新的改革任務。其要點是：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所承擔的社會保障責任，健全社會保障財政投入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預算制度﹔建立健全合理兼顧各類人員的社會保障待遇確定和正常調整機制﹔加強社會保險基金投資管理和監督，推進基金市場化、多元化投資運營﹔推進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統籌發展﹔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加快健全社會保障管理體制和經辦服務體系﹔制定實施免稅、延期征稅等優惠政策，加快發展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商業保險，構建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

《決定》還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作了具體規定。比如，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個人賬戶制度，健全多繳多得激勵機制，確保參保人權益，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堅持精算平衡原則﹔推進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完善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政策，擴大參保繳費覆蓋面，適時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

當然，從廣義上來理解，我國社會保障還包括住房保障、老年人服務保障、特殊群體服務保障以及家庭保障等內容。《決定》對這幾個方面也作了要求，也就是要健全符合國情的住房保障和供應體系，建立公開規范的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進住房公積金提取、使用、監管機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加快建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和發展老年服務產業﹔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婦女、老年人關愛服務體系，健全殘疾人權益保障、困境兒童分類保障制度。

五、突出抓好醫藥衛生體制改革

醫療服務直接關系人民群眾的健康素質，也是人全面發展的基礎，關系千家萬戶的幸福。2003年非典之后，我國進行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基本建成了覆蓋城鄉、功能比較完善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和應急醫療救治體系﹔以社區為基礎的新型城市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初步建立，縣、鄉、村三級醫療衛生機構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加快，農村醫療服務條件逐步改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建設加快推進，到目前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三項制度參保人數總計12.2億人，其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8.2億人，初步實現了城鄉居民醫療保障全覆蓋。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人民群眾對生活質量和健康的要求越來越高。當前，人民群眾對“看病難”、“看病貴”的反應還比較強烈。深層次的矛盾及原因主要是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均衡，過多的資源特別是優質資源集中在城市，城市又主要集中在公辦大醫院，而偏遠農村、城市社區和廠礦基層等醫療服務比較缺乏。著力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加快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進一步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

因此，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勢在必行。《決定》明確提出“統籌推進醫療保障、醫療服務、公共衛生、藥品供應、監管體制綜合改革”的總體方向，突出加快公立醫院改革和鼓勵社會辦醫這兩大關鍵點作出新的重大部署，充分體現了堅持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為主體、營利性醫療機構為補充，公立醫療機構為主導、非公立醫療機構共同發展的辦醫原則。

在加快公立醫院改革方面，要落實政府責任，建立科學的醫療績效評價機制和適應行業特點的人才培養、人事薪酬制度﹔加強區域公共衛生服務資源整合﹔深化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綜合改革，健全網絡化城鄉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運行機制﹔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進優質醫療資源縱向流動﹔完善合理分級診療模式，建立社區醫生和居民契約服務關系﹔取消以藥補醫，理順醫藥價格，建立科學補償機制。同時，要改革醫保支付方式，健全全民醫保體系﹔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完善中醫藥事業發展政策和機制。

在鼓勵社會辦醫方面，要優先支持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社會資金可直接投向資源稀缺及滿足多元需求服務領域，多種形式參與公立醫院改制重組﹔允許醫師多點執業，允許民辦醫療機構納入醫保定點范圍。

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明顯加速，2012年60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已達到14.3%，2013年底老年人口總數達到2億人，到2025年、2035年將分別達到3億人、4億人。《決定》提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這是我國人口發展和生育政策的重大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