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正面臨新的階段。我們看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復蘇正在繼續，世界經濟也在正常化發展。在過去五年中，發展中經濟體不僅是穩定的來源，而且是增長的來源，所以我們對於危機后的現實正在作出一些意識上的調整。首先，外需的增長能夠把過去幾年發展中經濟體出台的刺激政策的壓力消化掉，也能夠在這個過程中解決一些財政赤字和債務問題。另外，發展中經濟體的治理政策也會影響資本的流動。“正常化”意味著全球利率水平會提升，也意味著在發展中經濟體的投資成本將會更高。所以，便宜資本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
在這樣的環境下，有一些經濟體的發展速度已經慢於危機前，如果保持現有的速度或者加速發展，需要有新的增長引擎。同時，要在一些目前沒有關注到的領域進行改革，而且要確保這些領域獲得必要的融資。我們認為，城鎮化如果做得好可以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大引擎。實際上，有一些國家雖然城鎮化率不高，但是也已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是一個最新的現象。19世紀初，隻有不到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裡，20世紀初也不到40%，現在有超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裡，到2030年預計有2/3的世界人口將會是城鎮人口。
談到城鎮化也會想到工資水平以及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實際上，這樣的進程確實能夠促進就業和生產效率的提高。我們需要有一個更廣的、更有效的勞動力市場，同時要有知識的外溢效應，並把這樣的過程和全球經濟的進程緊密相連。很多發展中經濟體必須在達到60%的城鎮化率之前先把人均GDP提高到1000美元以上，所以我們剛才講到的經濟發展與城鎮化是緊密相連的，但是這兩者之間並不是必要的互相關聯關系。如果沒有一個比較穩健的公共政策，城鎮化的一些積極效應可能會被成本拖累，比如說污染、交通擁擠以及生活成本的上漲等。在世界很多國家，城鎮化實際上沒有帶來所希望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產效率的提升，而有城中村、城鎮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其他社會和城市的問題，很多在城市裡的人還是居住在城中村裡。
城鎮化和經濟轉型當然也會導致不平等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中國目前討論的一個重中之重。城鎮化的同時伴有收入差距，包括城鄉和區域差距的擴大，這又回到了剛才講到的，要讓福利和繁榮為所有人共享的目標，中國目前在城鎮化方面的經驗正在為其他國家所關注。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過去城鎮化過程中也有很多教訓，他們在快速城鎮化的過程中也看到了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在快速擴大，還有很大一部分人存在一些融入城市的問題。確實，農村地區的發展是全球難題。城市裡的工資水平較高，農村地區一般會出現赤貧現象。大概有75%的赤貧人口都是在農村。所以，這也跟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有所關聯，比如說提供一個更好的衛生條件，也是全球想要實現的一個目標。大概50%的城鎮人口在2010年就能夠使用公共廁所，這種公共廁所的可獲得性是全球在關注解決的問題，也是世行除了消除貧困之外的一個目標，就是需要一個更有包容性的增長。
政府如何實現城鎮化過程中更有包容性的增長？世行的研究顯示，經濟發展不會在每個區域同時發生，但是不應該有一個城鎮或者一個區域依然處於貧困水平之下。經濟發展推動城鎮發展，這種城鎮發展應該帶來更具有包容性的發展。這個怎麼來做？
首先，要確保經濟活動聚集在城市，為城市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資源，允許這一過程發生是非常重要的。要有一個很好的城市規劃、健全的土地政策，用財政和金融手段讓城市進一步發展和擴張。當然，這個聚集效應也有一些后果，比如城中村、大城市病、交通擁擠等等。這樣一些問題需要逐步解決。另外，我們也要看到一些移民家庭遇到的問題，比如留守兒童的問題，很多兒童的父母去城裡務工，但是孩子卻留在農村地區，由祖父祖母撫養，所以我們需要為這些務工人員提供一個攜帶子女到城鎮落戶的政策，確保能夠持續支持這樣的政策往前邁進。
第二，在一些快速增長的區域，政府應該注重提供公共服務，更好地促進人力資本的發展。比如，教育和衛生，讓人們能夠具備足夠的必要技能，不管他處於何方，都能夠用他自己的能力找到想要做的工作，並能夠進一步提升農村地區的生產效率。同時，不是說所有的人都會去遷移，有一些會遷移到城市，有一些不會，所以對於農村繼續扶貧，包括提供干淨的水和其他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們需要有一個財政體系，能夠來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使用已經出現的公私合營模式（PPP），比如在一些水務項目上，不需要政府出太多的資金，同時又能用更低的成本實現這些項目的落地。與此同時，也需要有一些更好的基礎設施，用經濟的手段來促進基礎設施建設。比如說交通走廊，能夠更好地把小城鎮的道路打通，使它能夠像大城市一樣獲得更多經濟發展的機會。如果沒有這種聚集化的效應，城市效率是沒有辦法提高的。
剛才，我講到這些移民不一定要到這個城鎮來務工，那怎麼讓這些人能夠在小城鎮也能找到好的工作？當然，我們也意識到並不是所有的地區都可以實現互聯互通，所以首先必須集中解決人口比較聚集地區的發展，這些人口比較稠密的地區，可以更好地從公共服務的提供中獲益，比如養老金可以轉移，還有好的醫療、衛生、教育服務。
另外，對於全球的政策制定者都是有這樣的認識：要實現具有包容性的增長，還需要確保糧食安全。我們看到，農業改革在英國是先行於工業革命的，這是他們的經驗。首先，能夠讓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像日本、韓國則是很快在上世紀進行工業化，當時有一些農村工作人員的生產力得到解放。當然，這個新釋放出來的人口未必能夠完全解決這些工業發展的用工需要。另外，農業可以通過現一些現代化的灌溉技術、耕作技術，通過實現集約化發展來提高生產效率。我覺得，日韓現在很多糧食是靠進口實現的，所以這是對於糧食安全的新詮釋。對於中國來說意味著什麼？中國在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方面做得很成功，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國的經濟發展，在過去30多年中也已經使5億人脫貧，包括城市和農村地區的貧困人口，大概已經有3億農民工進城打工、去提升自己以及家庭的收入。我覺得，在現有的經濟環境下，中國可以在扶貧方面更好地延續過去的做法，我們認為有能力變得更強。
我們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起研究中國的新型城鎮化進程，這是我們過去一年半左右開展的工作。我們通過比較開放、坦誠的對話，提出了非常務實、全面的政策建議，使得新型城鎮化避過一些問題和成本。首先，我們認為要對土地政策、土地管理進行改革，以及對土地配套的機制和體制進行調整。保護農民的產權，同時讓農業用地也能夠更方便地轉為城市工業用地。其次，可以通過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以及更好的稅收體制改革，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第三，我們要有一個戶籍制度的優化和調整，讓人們能夠更自由地進行移動，讓他們和他們家庭在更加合適的地方落戶。
我們看到，中國需要更好地執行一些產權保護制度，中國領導人也已經意識到了他們在這個成功過程中的一些挑戰，比如說城市的擁擠、成本的提高、不可持續、不協調的一些問題。我很振奮地看到，中國政府已經吸取了我們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的研究報告中提出的聯合建議，把人作為改革的出發點，使得我們的改革能夠讓城鎮人口（不管是來城鎮務工的還是城鎮職工），能夠享受到更全面的公共服務。所以，中國領導人不僅看到了這些挑戰，而且也看到了穩健的城鎮化進程可以帶來的機會——能夠實現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的機會。
（作者系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本文是作者3月23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年會上所作的演講。本刊根據錄音整理，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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