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齊鵬飛：
首次提出許多新概念
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非常重要，具有裡程碑的意義。我國自1991年以來，已經發布了88個白皮書，有關香港問題的白皮書，這是第一份。
從發表時間上來看，大的背景是，今年適逢中英建交30周年，基本法頒布24周年以及香港回歸17周年，“一國兩制”在實踐中規律性的認識和成果已經顯現。其次，小的現實背景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香港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甚至出現了一些模糊認識和片面認識，“一國兩制”正處在攻堅克難的關鍵點。因此，選在這個時間點發表香港問題白皮書，具有極強的針對性。
從內容上看，白皮書新意迭出。白皮書正文分為5部分，每一部分都有新意，許多概念都是首次提出。
首次提出了“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的核心概念。管治權分為兩個方面：一是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權﹔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中央同時依法行使監督權。
強調全面准確把握“一國兩制”的含義，明確提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白皮書中首次指出，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余權力”。
全面闡釋“一國兩制”是白皮書的重中之重。“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事業，對中央來說是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對香港和香港同胞來說是重大歷史轉折。新香港要有新香港的思維，思想意識上的轉折尤為重要，不能固守殖民地思維和心態。目前香港存在的許多問題和理解的偏差甚至是錯誤的認識，跟沒有很好地完成這個“歷史轉折”不無關系。
白皮書還首次提出“一國”之內的“兩制”並非等量齊觀，指出國家的主體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不會改變。國家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保持繁榮穩定的前提和保障。潛台詞的意思是，在香港地區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能動搖和挑戰作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
（本報記者 李煒娜採訪整理）
中央授權是香港管治權唯一來源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定淮：
白皮書最重要的是把基本法這樣一個憲制性法律文件裡面不容易用條文表達的內容，包括“一國兩制”的內涵講清楚了。比如說，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區域，對中央是不是有基本的政治責任？白皮書的發表，就是要澄清香港社會存在的一些誤解。
香港社會還有一些人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目前香港出現的一些在經濟社會和政制發展問題上的不正確觀點都與此有關。中央政府授權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有些人就誤解為本源性權力在香港，並提出了“剩余權力”的概念，這是極其錯誤的。因為中國是單一制國家，本源性權力在中央。“剩余權力”說是站不住腳的。比如，他們認為國防、外交歸中央政府，剩下的都是我的了。這種錯誤的觀點必須予以澄清。中央政府授權是香港高度自治權的唯一來源。這次白皮書講得很清楚，中央政府授權給香港，香港和中央政府是地方和中央的關系，不是分權關系。
香港社會有一部分人就是不願意正視中央和特區的政治關系，把香港看作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這是對“一國兩制”的曲解。白皮書澄清說，“一國”和“兩制”不能等量齊觀，“兩制”是以“一國”為前提的，必須建立在“一國”的基礎之上。一方面國家允許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另一方面香港社會也必須充分尊重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包括國家實行的政治制度以及其它制度和原則。
在香港，特區政府執掌者效忠國家和中央政府是必須遵循的基本倫理和政治要求。“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利益和國家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像有些人那樣，把香港利益和國家利益對立起來，那大家還屬於同一個國家嗎？
香港反對派的“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方案，是不符合基本法的相關規定的。二者都要堅決否定。現實香港的政黨發展格局，大體上是以擁護中央和反對中央為分野的。如果允許政黨提名，兩派上演大比拼，是不利於國家和香港利益的。香港是一個具有高度自由特質的社會，這種自由既帶來了香港的繁榮，也為外部勢力借機干預香港事務、危害國家利益開了方便之門。香港沒有實現“二十三條”立法，本身就給國家安全埋下了隱患。既然存在這種隱患，就不能完全放開“公民提名”，否則極容易為外部勢力干預香港留下可乘之機。
（本報記者 任成琦採訪整理）
香港政制為何要循序漸進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
白皮書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堅定不移地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推動民主政制循序漸進向前發展。
香港發展民主政制，為什麼要特別強調依據基本法循序漸進？
第一，香港缺乏民主傳統和民主意識。在英治時代，香港沒有民主。所謂“行政吸納政治”，即將有實力有影響力的香港華人納入官方或准官方機構，目的無非是維護港英政府的統治，是弱化華人勢力對其統治的威脅的變通手段。無論是對哪個層次的香港居民，港英政府都沒有實行民主的打算。因此通常認為當年香港社會的特點之一，是有自由沒有民主，且香港居民的民主意識也不強烈。在一個沒有民主傳統、社會民主意識不濃的社會，發展民主的最好選擇自然是循序漸進，以確保經濟社會的繁榮穩定，以及香港回歸的平穩過渡。
第二，民主的推進視乎社會民生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是服務於社會民生和經濟發展的。在起草香港基本法之時，香港社會是亞洲地區發展的典范之一，當時的香港是一個競爭十分自由、社會相對公平、政府比較廉潔的社會。雖然民主是個好的制度，但若暴風驟雨般實行，對香港社會也將造成很大的不穩定。
第三，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受到中外反對勢力的掣肘。末代港督彭定康推行的政改，實際上是在英治香港的最后5年，要把英治香港100多年不曾給予的民主給予香港居民。這與其說是“還權於民”，還不如說是想為英國的“光榮撤退”尋找代理人。后來的發展也証明了這一點，目前香港反對派的核心人物與英美有著密切的聯系，反對派所要求的激進民主，目的是爭奪香港的管治權，而不是基於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的改善，后者恰恰是被反對派的激進民主所裹挾和綁架。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因此受到中外反對勢力的掣肘。
（本報記者 連錦添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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