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把反腐敗斗爭和廉政建設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提出“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強調“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根本之策。”其核心是改革現行的權力制度，具有豐富內涵和重要的價值意義。
權力運行的本質
人類社會在不同的社會歷史階段，產生的權力制度屬性不同。在幾千年封建社會裡，封建皇帝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握有對臣民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因此，專制統治就成為封建皇權權力制度的法則。在資本主義社會，西方英、法等國的議會、內閣、政黨等機構和政治組織，是資產階級在與封建皇權的斗爭中產生的，因此權力限制與分權制衡，成為這些國家權力制度的題中應有之意。
當代世界是政黨政治的時代，政黨掌握或參與國家政權，在國家政治生活和國家事務及其體制的運行中處於中心地位，國家政權通過政黨來行使，是絕大多數國家普遍的政治現象。在不同國家處於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性質的政黨，權力制度的模式是不同的。權力高度集中是革命性政黨的主要特征。對於革命政黨來說，由於革命戰爭奪取政權的需要和秘密地下斗爭的需要，殘酷的對敵斗爭決定權力必須高度集中。但是當革命黨成為執政黨以后必須改變觀念，轉換權力制度模式。因為在長期的和平年代，國家以經濟建設中心，經濟活動和經濟生活成為人們的主要生活狀態，權威性分配公共資源的公權力不受制約不受監督，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滋生腐敗，這是許多政黨“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難以跳出“周期率”的原因之所在。
蘇共亡黨蘇聯亡國已22年，究竟是什麼原因所導致，國內外政界學術界對此進行了多視角多方位的探討和研究，論文著述不計其數。作者認為，蘇共之所以走到釀成悲劇的一步，最深層次原因是權力制度造成的。從外部權力結構講，蘇聯實行絕對的一黨制，沒有任何外部監督﹔從內部權力制度講，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均由上級委派，構成了層層向上負責的權力金字塔。長期的干部委派制導致蘇共脫離群眾，在政治上逐漸蛻變成一個游離於黨員和群眾的監督之外、並凌駕於黨員和群眾之上的特權階層，由此滋生嚴重的腐敗現象。蘇共的權力制度導致黨魂泯滅、黨德喪失、黨風腐敗，最終導致了自身的滅亡。
從世界各國預防和反對腐敗的一般規律來看，當“公共部門的官員（包括政客和公務員）通過濫用委托權力，來使自己及其親信不正當地或非法地發家致富”危害公共利益的時候，尋找腐敗政治產生的根源從而制定防范措施，加強對權力的制約機制和監督機制，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就成為廉潔政治建設的邏輯起點。
公權私用是腐敗的主要特征
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從革命黨發展而來的。在權力制度方面深受蘇共的影響。在長期執政的歷史條件下，由於實行自上而下授權的權力制度模式，權力界限模糊，缺乏權力制約和權力監督的意識和做法，“一把手”成為權力之根本。在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權錢交易、權權交易大面積發生且日益嚴重。腐敗犯罪者的重要根源在於他們手中掌握了權力，同時制度又存在缺陷、他們本身也存在貪欲。人們看到，已經查辦的貪官之所以走上腐敗的道路，很多情況下，是他們深知制度上存在哪些漏洞，有哪些空子可鑽。
腐敗現象最大的危害是嚴重破壞社會的公平正義，為廣大人民群眾深惡痛絕。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指出：“有一種激情淵源更遠更深，這就是對不平等猛烈而無法遏制的仇恨。這種仇恨的產生和滋長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層層不受制約和監督的權力滋生的腐敗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和各個領域。對於普通民眾來講，“對外政策、一般法律對於每個公民的處境和福利的影響，只是間接的，常常是看不到的。地方政府卻與他們天天見面，不斷地在那些最敏感的地方觸及他們，它影響所有細小利益，而這些正是人們所深切關心的。”因此，十幾年來，反腐敗問題一直是黨內外議論較多、國內外所密切關注的。但長期以來，由於在權力制約和監督方面措施不到位，反腐敗機構職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難以堅決查辦，腐敗案件頻發卻責任追究不夠，難以展現反腐敗的決心和魄力。總體觀感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突出，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
權力制約和權力監督的科學內涵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充分認識到，反腐敗斗爭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從中央“八項規定”到在全黨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打出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一系列組合拳，使廣大人民群眾看到了黨中央反腐敗的決心和魄力。特別是《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既總結了國內成功做法，又借鑒了國外有益經驗，強調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現代政治的必然要求。
《決定》在推進經濟、社會、文化等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時，對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進行了重點部署，對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提出了明確要求，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方面。完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堅持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首先是明確權力界限，規范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干部職責權限，明確職責定位和工作任務。其次是加強和改進對主要領導干部行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加強行政監察和審計監督。第三是實行權力清單制度，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制定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行流程。第四是完善黨務、政務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推進決策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
二是在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方面。加強黨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統一領導，首先是改革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健全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和完善各級反腐敗協調小組職能。其次是改革派駐機構和巡視制度。做到對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全覆蓋。第三是健全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防控廉政風險、防止利益沖突、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任職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規，推行新提任領導干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第四是健全監督制度。健全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機制，運用和規范互聯網監督。
三是在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方面。《決定》首次提出“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的概念。首先提出圍繞反對“四風”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和建設，著力改進會風文風。其次是健全嚴格的財務預算、核准和審計制度，著力控制“三公”經費支出和樓堂館所建設。第三是完善選人用人專項檢查和責任追究制度，著力糾正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風。第四是改革政績考核機制，著力解決“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以及不作為、亂作為等問題。
四是在嚴格執行領導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和對領導干部相關制度要求方面。首先是規范並嚴格執行領導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重申“六個不准”。其次是探索實行官邸制。第三是完善並嚴格執行領導干部親屬經商、擔任公職和社會組織職務、出國定居等相關制度規定。第四是防止領導干部利用公共權力或自身影響為親屬和其他特定關系人謀取私利，堅決反對特權思想和作風。
以上各項要求具體而又環環相扣，內容豐富又具有深刻內涵。它的切實執行，將會展現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前所未有之氣魄，推進我國科學的民主的權力制度的建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結合《決定》同時提出的建設法治中國，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要求，必會逐步實現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目標。相信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以權力制約和權力監督為核心內容的權力制度的建立，將會嚴格懲治貪腐，縮小貧富差距，落實社會公平正義，將成為中國共產黨建設史和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的裡程碑，成為國家政治制度發展的轉折點。
來源：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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