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一個文化多元的國家。在文化如此多元的情況下，如何整合多種文化，尤其是種族文化與民族文化，成為美國兩大政黨和政府所要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
本文試圖從政黨政策和政綱的角度探討美國的兩大政黨是如何處理國內社會中的各種文化沖突和矛盾，維系文化的多元與和諧、社會和政治的穩定的。（注：由於美國的國情，美國的政黨政策有時是通過其自身控制的國會和政府來實現的。）
總體而言，美國兩大政黨及其控制下的國會和政府處理文化沖突主要從以下三個大的方面著手。
一、充分利用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經濟條件，實現經濟融合
美國的歷史有其鮮明的獨特性，任何國家照搬美國的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如此有效地運轉，任何一個其他國家都不可能擁有美國般的獨特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就其民族的地理分布而言，在美國，除了印第安人之外，沒有一個少數族群擁有屬於本民族的“祖居區域”。移民們雖然以族群為單位形成了一個個民族“飛地”或者說文化“飛地”，但是這些“飛地”很少超越鎮或者街區的范圍，具有很強的小地方性或者小區域性特征，成為散處美國各地的文化孤島。（注：埃裡克•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89頁。）從兩大主要政黨的政綱、政策以及聯邦政府的政策來看，都反對將民族聚落模式地域化以及任何試圖以民族單位為基礎建立政治實體的努力。在聯邦政府的正式法律文件中，沒有民族權力的表述。因為，“美國信條構想的是一個由自己選擇並對自己負責的個人組成的國家，而不是一個以不可侵犯的民族社團為基礎的國家。憲法保障的是個人的權利而不是群體的權利。”（注：Alain-G. Gagnon and James Tully, Multional Democrac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9. ）1818年，居住在紐約和費城的愛爾蘭移民集團要求征用西部一片土地以作為他們的屬地，這一要求遭到了聯邦政府的斷然拒絕。而且，國會還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重申以下原則：聯邦政府反對任何一個海外遷入的群體在合眾國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民族區域。可以想見，如果這樣的請求被批准，其結果是將既有的地域性聯合轉化為民族性聯合，地域分野與民族分野相互疊加，反而會增強國家的離心力。（注：March Lee Harson, The Immigrant in American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 129. ）這樣，與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實際上由各個民族聚居的區域組成的國家不同，在美國，各民族沒有生活在特屬於本民族固定的土地上，這就為其整合民族文化沖突提供了良好的現實基礎和物質條件。
再者，很難想像，如果一個國家各區域有著獨立的經濟系統，彼此間缺乏信賴感和經濟聯系，這樣的國家能夠有效地處理國內的民族文化的矛盾和沖突。從經濟角度而言，各文化群體對於國家共同體的信賴“取決於他們對自己的共同利益的關注程度，取決於他們共同需求的強度以及與環境的關系。隻有那些被他們視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或至少是有用的東西，才能將他們緊密團結，以抵御那些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分界力量的影響”（注：Karl W. Dectsch and William J. Foltz, NationBuilding, Atherton Press, 1963, p. 41. ）。美國政黨和政府借助市場經濟的擴張性，把各文化群體的經濟利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共和黨政治家邁克爾勒曾不無得意地說，“在美國，華爾街股市的動蕩牽動的是每一個美國人的神經，無論他是窮人富人、黑人白人、拉美裔人還是亞裔人”（注：Lebaron Michelle, Bridging Cultural Conflicts: A New Approach for a Changing World, MIT Press, 2003, p. 132, p. 231. ）。美國的兩大主要政黨雖然在政府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干涉經濟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但是兩黨對於通過市場經濟和政府的引導來加強各文化群體之間的交融都持肯定態度。因為，文化群體的地域性和封閉性往往是狹隘的民族文化認同(或者說少數文化群體認同)形成的重要基礎，如果突破其地域性和封閉性的局限，也就打通了國族文化認同的入口。美國的兩大政黨及其政府都認識到，“文化的問題從根本上還需要從經濟上來解決，美利堅合眾國的合眾為一首先是經濟上的一體”（注：Richard D. Alba, Ethnicity and Race in the U. S. A, Routledge Press, 1984, p. 229. ）。因此，利用密切各個民族和文化群體的經濟聯系對於塑造美利堅民族認同、整合文化沖突有著重要的基礎作用。
二、通過政治認同整合文化沖突
托克維爾曾經指出：“一個沒有共同信仰的社會，根本就無法存在，因為沒有共同的理想，就不會有共同的行動，這時雖然有人存在，但是不構成社會。”（注：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504頁。）因此，在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國家中，營造一定程度的價值共識是凝聚人心、整合各種文化沖突的關鍵所在。這種共識不僅構成一個社會人們行為的共同理念基礎，而且是一個政治共同體最根本的維系力量。
這些共同信念的外在表現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美國信條”(American Creed)以及一些國家儀式和象征。在早期，為了形成美國社會多種族裔之間的精神紐帶，美國早期的思想家們在多年的實踐中創造了一系列的理論，如民主、自決、公民參與等，以創造一個新的民族文化認同。在此基礎上，凝煉出的“所有人的尊嚴與平等的理想，人的不可剝奪的追求自由、公正與機會的權利”便成為“美國信條”，（注：這是瑞典人加納•默達爾(Gunnar Myrdal)在1944年的總結。）也成為擁有各族裔、來自各種地區、信仰各種宗教並有不同膚色的美國人共同尊崇的、大多數西方國家都皈依的最明確無誤表述的總的理想的維系。與此相聯系的是WASP(指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白人，下同。)文化傳統，因為在美國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過程中，移民中白人佔絕對的多數，而且白人處於社會權力金字塔的上層。同時，“美國體制、習慣與思想對所有種族的新來者具有令人驚訝的融化的力量……能極快地消融與同化大量涌入美國的外國人群。”（注：Arthur M. Schlesinger Jr. ,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p. 46. ）於是，以英語為主要交際工具，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清教徒的政治、文化、宗教理想和體制及其價值觀就成為支撐“美國信條”的主流文化。對於以WASP文化為傳統、以“平等、自由”為內涵的“美國信條”的強調與鞏固就成了美國政黨及其政府塑造共同信念的一種手段。
在美國內戰后的幾十年中，美國兩大政黨、國會和政府也創設了不少的愛國主義的儀式和象征。內戰之前，隻有美國的“獨立日”和華盛頓誕辰的紀念活動是全國范圍內的國家節日。內戰之后，1863年，美國總統共和黨人林肯宣布規定感恩節作為全國性的節日，此后這一節日具有了濃厚的民族和宗教的氣息。每逢感恩節，學生們傾聽先輩清教徒的故事，牧師們在布道中按照傳統的方式將宗教和愛國主義結合在一起，感恩節的晚餐成了全國的習俗。此后陣亡將士紀念碑以及自由女神像的樹立，都有效地激發了美利堅民族的自豪感和愛國心。美國自己民族特性的象征也很多，諸如“山姆大叔”、自由女神像、費城獨立廳的獨立鐘、白頭禿鷲以及“新制萬年”、“合眾為一”、“我們信仰上帝”等銘文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浸透了基督教精神的美國社會中，存在著一種“公民宗教”(或者說國民宗教)。（注：“公民宗教”一詞始於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他曾在《社會契約論》中首先使用這個概念，指寫在一個國家典冊中的一套法統神話，它規定了國家自己的神、特有的守護者，它有自己的信條、教儀和法定的崇拜表現。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N. 貝拉在1967年發表《論美國的公民宗教》一文，借用這一概念說明美國人民對於美利堅合眾國認同的宗教支持要素。）“它是一種維持秩序的宗教……從社會學意義上來看，人民公認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共同的基礎和目的就不可能長期存在。”（注：R. G. 哈切森《白宮中的上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頁。）在公民宗教中，宗教隻不過是一種外在形式，人民借助宗教情感表達的實際上是對美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信仰，上帝隻不過是美國社會的象征，它屬於美國人民，人們不會在意他究竟代表哪個具體的教派。美國公民宗教主要包括四個組成部分：美國的政體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相信美國人是上帝的“選民”﹔宗教言辭和象征遍布於公共言論和禮儀之中﹔國家重大典禮的活動本身具有宗教氣氛，並履行宗教功能。（注：[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86—87頁，第87頁，第268頁。）亨廷頓指出，“公民宗教把信仰許多教派的美國人轉變為具有一個宗教靈魂的一個民族。”（注：[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86—87頁，第87頁，第268頁。）美國的兩大政黨以及美國政府都非常重視公民宗教的作用，並創造性地將宗教習俗與信仰轉化為政治力量，以達到凝聚各種文化群體的作用。美國歷任總統，不論其屬於哪個黨派，信仰哪種宗教，在宣誓就職時，都需要祈求上帝的賜福與保佑﹔在公開演講中，他要為民眾的事業請求上帝的引導﹔在國家遭遇危難的時刻，他要懇求上帝的幫助。
同時，美國政黨和政府處理文化沖突也離不開對民主參與和對包容精神的倡導，依賴於法律尤其是種族立法、移民立法的不斷健全逐步走向包容。阿瑟•施勒辛格曾言，“在缺少共同的民族來源的情況下，把美國人連接在一起的仍然是堅定不移的對民主和人權理想的共同信奉。盡管在實踐中這種理想經常被人們背離，但它永遠激勵我們去縮短實踐與理念之間的距離。”（注：[美]阿瑟•施勒辛格《美國的分裂：種族沖突的危機》台北正中書局1994年版第124頁，第4頁，第32頁。）他進一步解釋道，是美國人民為民主和自治所作的不懈努力，使這樣混雜的一群合為一個單一的社會。（注：[美]阿瑟•施勒辛格《美國的分裂：種族沖突的危機》台北正中書局1994年版第124頁，第4頁，第32頁。）
美國政治學家利普哈特也認為，“美國的本質就在於它有著把具有明顯差別的多種種族、多種宗教和多種民族的人民構筑成為一個統一國家的能力。它能夠這樣做，完全是因為民主的原則既提供了統一的理論基礎，又提供了公民參與的實踐經驗。”（注：Arend Lijphart,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31. ）因為，民主從理論上而言提供了一種鼓舞人心的偉大信念，從實踐上的參與而言也塑造了人民的主體意識。在民主社會中，公共事務由公民共同作出決定，每個人的各種利益都能夠公開地、充分地表達出來，也都將受到其他人的認真對待，同時自己也要認真考慮別人的利益，社會的一切政治機會、經濟機會對於每個人——無論他屬於哪個民族、信仰哪種宗教——都是開放的。因此，公民對於民主國家就能夠產生一種同一體的感受，愛國情感將會受到強烈的激發。
同時，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妥協也培養了人民的寬容精神。美國前總統民主黨人克林頓曾經充滿自豪地說：“我們的民主原則所設想的是一個建筑在容許差異、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的開放的社會。在實踐中，美國曾經對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加開放，但是今天卻欲對所有的人比昨天更加開放，而且似乎明天將會比今天開放得更甚。”（注：Iris Marion Yong, Inclusion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45. ）雖然，種族歧視和種族沖突在一定范圍內還存在，對於移民的限制也從來沒有終止，但是美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穩定發展使得種族之間以及各文化群體之間關系的主流已經從排斥轉化為包容。從嬉皮士、朋克到同性戀，這些當初在別的地方不被認同的另類，都最先在這裡立足和發展。舊金山同性戀者會在房子上挂上宣示自己是同性戀的彩旗，汽車尾部也挂著代表同性戀的彩條標志。這種包容另類、尊重其他文化群體的胸懷，表現在對於種族的態度上，就是包容異族。美國雖然有這麼多的種族、民族和宗教，但是基本上沒有發生過大的激烈的文化沖突，不能不說這種包容精神起到了一定的緩解作用。
而且，美國有著較為健全的法制，反對種族歧視的法律也較多，從政黨到國會、政府，在當今都基本上採取了較為開明的民族政策。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在民主、法治理性的指導下，文明、理性佔了上風，人們普遍尊崇、普遍認同的是社會規則而不是狹隘的種族情緒。雖然在美國仍舊存在著歧視少數族裔的言行，也遭到少數族裔的反對和抗議，但是一般而言不會挑起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或者暴力運動，不至於演變成為種族沖突。因為少數族裔對於美國的種族政策、法規等大體上是贊同的，而且美國健全的法制也為他們表達自己的種族利益提供了比較多的渠道。也就是說，“在這種文明、理性的社會氛圍中，種族主義和仇恨文化基本上不會取得多大的市場”（注：羊慧明等《更年期的山姆大叔》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頁。）。
最后，對於美國信念的支撐，也離不開美國兩大政黨的政治宣傳和政治社會化，尤其是對於美國歷史的教育。
阿瑟•施勒辛格曾經指出：“人民是靠神話來生活的，所以有些人主張事實可以被適當地渲染，特別是在這種渲染可以產生更好的效果的時候，例如可以使一個民族繁榮或者使一個種族興旺。這裡似乎維持一個有利的虛構的故事比保持歷史的純粹更為重要——特別是在根本就沒有純粹歷史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注：[美]阿瑟•施勒辛格《美國的分裂：種族沖突的危機》台北正中書局1994年版第124頁，第4頁，第32頁。）歷史是教育的最佳武器，消滅一個民族的第一步就是要抹去其歷史的記憶，同樣，重塑文化認同的第一步也就是要將民族的光榮歷史寫進教科書。美國歷來的教育家、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都倡導美國歷史的教學。美國內戰之前有六個州要求公立學校開設美國歷史課，到1900年要求這樣做的州已經達到23個。美國民主黨人默爾•科蒂認為，美國的教育工作者“必須生動和有吸引力地向我們的孩子們講解美國英雄們的事跡，講解我們的陸海軍戰士英勇作戰、不怕犧牲的精神，講授歷屆總統作為國家象征的人格力量”。（注：Moorer Curti, The Root of American Loyalty,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36. ）
美國一位歷史學家指出，從19世紀80年代起，中小學就以更大的精力進行意識形態教育，讓學生懂得必須保持全國的團結﹔一些新成立的愛國者組織和退伍軍人俱樂部都下了很大的功夫，確保學校講授歷史和公民課。除了從歷史、公民和地理課本上領悟愛國主義和民族情感之外，中小學還舉行升旗儀式和訓讀忠誠誓詞。據另外一位學者分析，從1915年到現在出版發行的中小學將近400種教科書中，大部分都包含著愛國主義的內容。因此，“美國人從小被教導要尊重和敬愛自己的先輩以及他們建立起來的體制。”（注：Bedcie Louise Pierce, Civic Attitudes in American School Textbook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254. ）
三、兩大政黨的文化與教育策略
從文化、教育和語言策略層面上而言，兩黨都主張尊重少數群體的教育權利和語言權利，提倡多元與寬容，採取一定的文化教育政策加強各族裔之間平等的文化交流和交融。但是，兩大主要政黨在處理關於少數族裔以及其他文化群體的具體政策和策略上也有著一些顯著的差異。
(一)肯定性行動：何去何從？
“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注：在國內有學者譯為“贊助性行動”、“積極行動”、“優先照顧行動”、“照顧行動”等，在美國的中文報刊以及國內的法學學者一般譯為“平權法案”。），始於肯尼迪政府(1961—1963)時期。他在1961年簽署10925號行政命令，要求聯邦的合同承包人在執行合同項目時，確保不考慮種族、膚色和民族淵源，並採取“肯定性行動”，雇佣更多的少數族裔。后來，美國民權教育機構處在美國少數族裔學生的語言標准上採取相同的主張，要求那些獲得聯邦基金資助的學校採取“肯定性行動”，搞多語種化，以確保所有少數族裔孩子都能夠獲得教育。“肯定性行動”計劃主要涉及少數民族群體，也包括在就業、上學等方面處於弱勢的婦女群體。它的主要內容是，對於少數民族以及婦女在受教育和就業申請上給予一定的照顧，學校和雇主必須積極地安置和錄用稱職的少數民族或者婦女申請者。此外，它還規定，在一定的條件下，學校或者雇主要有硬性的配額給予少數民族申請者，把少數民族成員安排在空缺位置上。“肯定性行動”計劃還要求企業雇主必須表明他們沒有犯種族歧視方面的過錯。
20世紀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肯定性行動的興盛期。在這一時期，無論是民主黨主政還是共和黨上台，都對於肯定性行動採取了比較積極的態度，頒布了一些有關肯定性行動的法令。由兩黨控制的國會也通過了一些法案促進肯定性行動的實施。這一時期，肯定性行動的大行其道反映的是兩黨及其主流社會對於歷史上對少數族裔的同化和壓迫的一種反思和補償，力圖用這種方法來真正達到主流民族與少數族裔以及男人與女人在事實上的平等。事實上這一行動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少數族裔和婦女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肯定性行動的弊端也愈加顯露出來，肯定性行動越來越受到主流社會以及通過肯定性行動走向成功的少數族裔的大力批判。（注：其實，肯定性行動自其誕生之日起就受到不斷的挑戰，20世紀7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內森•格萊澤的《肯定性歧視：種族不平等和公共政策》就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例。）
在20世紀90年代，肯定性行動的利弊存廢已經成為美國兩大主要政黨在總統選舉中爭議的一個關鍵問題。在肯定性行動計劃上的爭論反映了美國社會自由主義傳統和新保守主義之間的斗爭，也反映了美國兩大政黨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和所代表的選民的差別。（注：參加2000年八月在洛杉磯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4600名代表中，拉美裔代表創紀錄地超過10％，非洲裔為20％，亞太裔為3％，印第安人近1％，總的說來少數族裔約佔1/3以上。共和黨代表大會的少數族裔代表要少得多，人數最多的非洲裔代表也隻有4％。從中也可以看出兩大黨代表的選民基礎的差別。）1996年總統選舉時，共和黨候選人多爾堅決主張廢除肯定性行動，而民主黨候選人克林頓則基本上持贊成立場，力主對少數民族在就業、教育等方面進行照顧。但是，也表現出了一貫的“克林頓式的妥協方式”：“一方面，承認肯定性行動計劃的原則和精神是好的，是為了消除種族歧視，達到各種族之間的事實平等﹔另一方面，他又批判肯定性行動計劃的某些具體做法，對‘反向歧視’的白人受害者也深表同情。”（注：王波《當代美國社會熱點聚焦》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107頁。）
在選舉勝利后，克林頓總統為種族問題的解決也作出了不少的努力和嘗試。1997年6月，他在關於種族問題的一個重要演講中提出“一個美國”的理念，著重指出，在美國不同種族之間，要消除彼此之間的偏見和歧視，因為他們都是美國人，屬於同一個國家的公民。20世紀即將來臨，每個公民都要為推進美利堅民族的同一性而努力，美國不應當作為一個分裂的社會繼續存在下去。他還專門任命了一個七人委員會作為種族問題的總統咨詢和顧問機構。在克林頓的推動之下，白宮還專門制定了促進種族融合、消除歧視、整合文化沖突的措施：(1)減少由於仇恨導致的犯罪﹔(2)提高非裔美國人在司法中的信用度﹔(3)找到更好的方法來測量種族問題的敏感性，比如司法部在統計黑人青年的犯罪率時要選用不同的社區﹔(4)定期發布一些關於少數民族取得進步的總統報告﹔(5)制作一些有關少數民族良好形象的文化類電視片，而不是在屏幕上過分強調黑人犯罪﹔(6)和大眾一起努力，減少種族間的誤解，鼓勵對種族間的差異作正面的描述。但是，在其任期內，他隻發布了兩個有關肯定性行動的行政命令：一個是關於黑人學院的12876號，另一個是1994年的關於公平住房的12892號。這就反映了這一問題自身的復雜性和肯定性行動正在由盛轉衰。（注：關於肯定性行動的發展歷程可以參見張立平《論肯定性行動》，載於《太平洋學報》2001年第3期。）其實，作為民主黨自由主義理念的繼承人，以克林頓為首的民主黨人感到有必要堅持肯定性計劃，因為它的意圖是保障每個人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公平機會。另一方面，民主黨人也認識到，在具體的執行和操作過程中，肯定性行動計劃本身存在著悖論，它的運轉並不是暢通無阻和完全公平的。（注：王波《當代美國社會熱點聚焦》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107頁。）（注：黃勤等《誰能入主白宮》軍事誼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頁。）
2000年大選時，民主黨候選人戈爾沿襲了民主黨的一貫主張，對於肯定性行動基本上持贊同態度。他認為，不同種族問的經濟和社會差距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大根源，也是美國分裂的隱患。少數族裔僅憑自身的努力無法從根本上消除與主流社會之間的差距，因此需要政府的幫助和政策的傾斜。他也承認這一行動存在一些弊端，但是對此隻能採取“修補而不是終止的辦法”，而“修補”的原則是：所有的肯定性行動項目遵守四項公平標准：沒有配額、沒有對任何一類人的非法歧視(包括反向歧視)﹔不為那些不稱職的人提供就業或其他機會﹔一旦項目完工，就立即終止。共和黨的候選人小布什對於肯定性行動則百般指責，並且提出用“肯定性進入(Affirmative access)”來取代他“至今難以理解”的“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他認為，“正是對於少數族裔的特殊照顧使其感覺自己是二等公民，同時也引發主流社會的不滿和抗議，從而人為地造成種族關系的緊張、社會的文化沖突。因此主張取消肯定性行動計劃，停止雙語教育，全美同在一個標准，公民一律平等，認為這樣才能促使少數民族自立自強，更快地融入主流社會。”(29)
縱觀肯定性行動的歷史，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在操作和執行上對於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就當今而言是好的，但是從長遠來看未必是保護少數族裔的最佳措施。但是，它畢竟代表了美國主流社會和兩大政黨以及政府對於過去幾百年來對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少數族裔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種歷史性補償。另一方面，肯定性行動所帶來的“反向歧視”以及引起的主要受惠者黑人與其他少數族裔之間的紛爭和矛盾，會使美國的種族關系和文化沖突更加復雜化。過去黑人所遭受的苦難回憶在短期內難以消退，在現實中種族歧視和不平等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肯定性行動計劃還將維持它的存在。“這一引起政治哲學和公共政策領域較大爭議的問題將引發全美國人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深深思考”（注：Robert A. Ibarra, Beyond Affirmative Action: Reforming the Contex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1, p. 112. ），有關肯定性行動計劃的爭論也還將繼續下去。
(二)雙語制：幻象還是希望？
據有關資料統計，在美國講西班牙語的人數已經達到4000萬人，而到2010年，這個數字將達到美國人口的1/4強。（注：參見1994年2月28日阿根廷《民族報》。）美國《新聞周刊》1999年7月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21世紀的美國將屬於西班牙后裔，原因是西班牙裔人口增長速度等於美國平均速度的七倍。由於西班牙語在美國社會中的廣泛使用，引起了美國社會關於美國是否應該實行雙語制這一問題的廣泛爭論。西班牙語美國人反歧視同盟(SALAD)主席奧斯瓦爾多•索托就說，“英語是不夠的，我們不要單一語言的社會。”（注：Jennifer L. Hochschild, Facing Up to the American Dream: Race, Class, and the Soul of the N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assim, especially chapter 4. ）而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卻不無遺憾地說：“不顧絕大多數美國人的反對，西班牙語正在跟華盛頓、杰斐遜、林肯、羅斯福和肯尼迪的語言一起充當著美國的語言。”進而指出，“如果這一趨勢繼續下去，拉美裔人和非拉美裔白人之間的文化分歧將會取代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種族分歧，而成為美國社會最嚴重的分歧。”(33)
以說英語為主的美國主流社會的部分人士認為雙語並存有導致分離主義運動的危險。他們往往以加拿大為例，認為加拿大的雙語並存是導致魁北克分離主義運動的主要肇因之一。因此美國應該以此為鑒，通過法律規定英語為國家的惟一官方語言並大力提倡。而推動雙語化的不只是拉美裔美國人群體，還有一些自由派組織和民權組織的領導人。他們認為，美國不同於加拿大，后者大多數說法語的人居住在同一地區魁北克，而美國說西班牙語的人分散在許多地方，不會構成分離主義的危險。
由於美國政黨的作用從很大程度上來講就是為了贏得選舉，因此人數日益增多的說西班牙語的拉美裔則成為美國兩大政黨競相爭奪和討好的對象。曾任美國小型企業管理局局長的拉美裔美國人艾達•阿爾瓦雷斯1999年9月14日在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戈爾競選聲援會上說：“在這屆總統選舉中，我們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種族。21世紀的美國將是拉美裔人的天下，這是不容懷疑的。”（注：Lebaron Michelle, Bridging Cultural Conflicts: A New Approach for a Changing World, MIT Press, 2003, p. 132, p. 231. ）（注：[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86—87頁，第87頁，第268頁。）在2000年的大選中，兩黨也在宣傳上投入巨資來影響拉美裔選民。在8月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代表大會期間兩黨都至少投入2500萬美元用西班牙和英語大做廣告，吸引拉美裔選票。
2002年3月1日，在民主黨的得克薩斯州州長候選人提名競選中，兩名競爭者托尼•桑切斯和維克托•莫拉萊斯用西班牙語進行了正式的公開辯論。而在2003年9月4日，進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競選的人用英語和西班牙語兩種語言進行了辯論。（注：Tony Smith, 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4, p. 64, p. 47. ）相對比較保守的共和黨政治家也不甘示弱。2001年5月5日，小布什總統在慶祝墨西哥的辛科•德馬納國家節日，在發表總統每周對美國人民的廣播講話中，使用了英語和西班牙語兩種語言。（注：Tony Smith, 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4, p. 64, p. 47. ）可以說，出於競選的需要，兩大政黨的政治家對於語言都採取了比較包容的態度，民主黨的親和性可能更強一些。無論是西班牙語還是其他的小語種，兩大政黨都主張其有存在的價值和理由，不能夠強力予以消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使用西班牙語進行演說、承認該語言的價值並非等於要在國家提倡實行雙語制。
與雙語制以及“肯定性行動”相關的是雙語教育。1968年由民主黨控制的美國眾議院通過了《聯邦雙語教育法》，提出雙語教育的具體指導原則，並為該計劃的實施提供聯邦資助。1974年在勞尼科爾斯(Lau v Nichols)一案中，最高法院支持了少年兒童有接受雙語教學的權利的觀點，並勒令加州的一個學區為有語言困難的華裔學生提供特殊計劃——如果有相當多的孩子在該區上學的話。而在今天，多數的雙語教育計劃是針對西班牙裔孩子的，尤其是在加州和得州這樣有大量的西班牙裔人口的地區。2000年3月，美國教育部長理查德•賴利在一篇題為“共同卓越”的演講中，稱贊了這樣一種雙語教育，並且預言到2050年，將有1/4的美國人說西班牙語，年輕人當中的比例會更高。
其實，作為肯定性行動計劃的內容之一，雙語教育的目的是，通過使用兩種語言即學生的母語和英語來進行所有的課堂教學，使學生更好地掌握專業知識，更加自然地從母語逐漸過渡到英語。因為母語是學生文化之根基，隻有通過它作為手段和工具，其他知識包括英語知識才便於掌握。然而，與雙語教育的初衷相反，近些年來，這種制度化的雙語教學非但未能推進新移民的文化同化，反而隨著各移民群體種族意識的強化，“使用本民族語言”運動此起彼伏，風起雲涌，對長期以來英語作為單一官方語言的地位構成了挑戰。（注：實際上，早在美國聯邦憲法生效后的第七年，即有人提議聯邦3000種法律文本應該用英文和德文兩種文本印刷，結果是該提案在眾議院以微弱多數遭到否決。）這使得許多共和黨保守人士憂心忡忡，紛紛要求制定新的憲法修正案，從法律上確立英語作為惟一官方語言的地位。如今，美國已經有17個州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條文。在共和黨的推動下，1996年，美國眾議院通過《定英語為美國官方語言法案》。該法案規定，以后美國的選票、報稅單以及其他官方文件不得再有西班牙文、中文、越南文等其他文字的文本。（注：轉引自王緝思、李曉崗《霸權夢——美國的全球戰略》鷺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頁。）然而，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英語的主導地位，可能帶來的副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它無形中為語言人為地規定了一種等級秩序，必然會觸動種族歧視這根敏感的神經，從而導致少數族群與主流社會進一步疏遠。許多少數民族族裔人士認為，眾議院通過的這項法案實際上是要減少生活在美國的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
總之，民主黨的大多數政治家和一些共和黨黨員雖然支持肯定性行動以及雙語化教育，其候選人在選舉的時候也使用西班牙語作為競選工具，並採取一些政策和許諾對於拉美裔人進行照顧。但是，兩黨的多數政治家都認識到，“如果在美國實行雙語制，則真正的災難性后果將是美國兩個世紀以來的核心文化——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將受到嚴重的挑戰。”（注：Jennifer L Hochschild, Facing up to the American Dream: Race, Class, and The Soul of the N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12. ）他們內心真正信奉的是西奧多•羅斯福在1917年所說的，“我們隻有一個國旗，我們也隻能夠有一種語言。這就是獨立宣言、華盛頓告別演說、林肯葛底斯堡演說和第二次就職演說所使用的語言”。（注：Tony Smith, 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4, p. 64, p. 47. ）因此，雙語制對於拉美裔來說，也許是一種殷切的期望，但是對於美國主流社會和當政者來說，則只是一種幻像。
四、美國政黨處理文化沖突的啟示
美國政黨及其政府處理文化沖突對於中國處理多民族之間以及其他文化群體之間的文化矛盾有著重大的啟示意義。
首先，整合文化沖突、塑造國族認同的基礎是利用市場經濟的力量並通過國家引導密切各民族、各文化群體之間的經濟聯系，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實現國家各經濟區域的協調發展。
可以說，一個具有不同語言、宗教、歷史傳統和風俗習慣的多民族國家是否具有較強的凝聚力，與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狀況有直接的關系。因此，整合民族文化沖突的基礎就是要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縮小國家內部各民族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使各民族經濟聯系愈加密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和不斷發展為我們處理和整合文化沖突提供了經濟條件。通過市場的作用，國家內部的經濟聯系將愈加密切。但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性和不平衡性也將制約依靠經濟力量整合文化沖突的效果。因此，加速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就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任務。黨中央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不僅有利於促進國家區域經濟的和諧發展，而且對於密切各民族之間的文化聯系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實際上，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馬克思所預言的人類的普遍聯系在進一步加強，人類的相互交往在進一步增多，由人口的自由流動所造成的相互混居或雜居現象也在不斷增加。在這一趨勢的推動下，我們可以看到，由相互隔絕和相互封閉所造成的民族差異、民族隔閡和民族偏見將會逐漸減少，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融合將會不斷增強。
其次，整合文化沖突、塑造國族認同的關鍵是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在黨的領導下推進民主和法治建設。
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的存在，都需要一定的價值共識和主導價值觀。黨和政府應當通過各種政治社會化的途徑，通過報紙、電視、電影、廣播等媒體的文化傳播作用，宣傳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奮斗歷程，抵制各種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思想和行為，增進對民族平等和民族交流意義的認識，加強各民族友好交往史和作為統一整體的國族發展史的教育，弘揚少數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創造融合各民族優秀文化的新的中華民族文化，潛移默化地使各民族人民強化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和愛國主義情感。
民主政治的核心在於自治和參與。通過參與政治過程，人們不僅能夠評價公眾人物，了解國家的公共政策，表達自己的利益和政治見解，從而學到民主規范和政治游戲規則，掌握處理復雜的公共關系的諸多技巧，而且還可以塑造人們的主體意識、理性人格和寬容精神。而后者往往是至關重要的。在民主社會中，由於參與渠道較多，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和興趣依法選擇適當的方式方法對公共政策、公眾人物產生影響，從而逐漸增強自己的政治義務感和政治功效感，逐漸樹立權利責任意識、守法意識、社會合作和信用意識，以理性的方式對待各種政治和社會問題。而無論是政黨、國家處理各種文化群體之間的沖突還是公民個人面對這種沖突都需要這種主體意識、理性人格和寬容精神。
“法治應包括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誰說應該由法律遂行其統治，這就是說，惟獨神祗和理性可以行使統治。”（注：亞裡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務館1965年版第168—169頁。）法治要有良法，這就要求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同時，不斷建立和健全關於民族區域自治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立法。法須為良法，即法律必須反映人民群眾以及少數民族等文化群體的需要並適應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還要求法律必須在社會中得以有效地實施，並逐漸培養人民的法治習慣。隻有做到推進民主、厲行法治，才能為少數文化群體提供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並使各文化群體之間可能出現的文化緊張與利益沖突維持在法治的界限之內。
最后，整合文化沖突、塑造國族認同還需要採取正確的文化、教育政策和策略。
在多民族國家，必須尊重少數民族和其他各文化群體的平等權利，尊重他們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保護他們的文化遺產，繁榮他們的文化藝術事業。事實上，由於歷史的原因，少數民族聚居區在經濟、文化等方面與發達地區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不能和主體民族同樣享受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利。對此，列寧曾指出，要對“少數民族多讓步一些”以“對壓迫民族即大民族的不平等”來“抵償生活上實際形成的不平等”（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列寧論民族問題》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867—868頁。），從而實現民族間事實上的平等。我國憲法也明確規定，“國家根據各少數民族的特點和需要，幫助各少數民族地區加速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黨和政府在制定一些政策時，也確實對於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其他文化群體給予了一定的政策傾斜。例如，國家設立扶助民族自治地方的各項專用資金﹔對民族自治地方的商業、供銷、醫藥企業，給予各項照顧﹔在投資、貸款、稅收以及生產、供應、運輸、銷售等方面，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利用本地資源發展地方工業，發展交通、能源，發展民族特需商品和傳統手工業品的生產﹔根據民族自治地方的需要，採取多種形式，調派適當數量的教師、醫生、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人員，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文化教育事業﹔國家要舉辦民族學院，在高等學校舉辦民族班、民族預科班，專門招收少數民族學生﹔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招收新生的時候，對少數民族考生適當放寬錄取標准和條件，更多地招收少數民族學生。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對於少數民族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的照顧和政策傾斜是必要的，但是這種傾斜必須做到適時與適度。也就是說這種政策必須隨著時代和形勢的發展而發展，而且這種照顧應當以有助於少數民族文化群體的長遠發展而不致削弱其長遠發展的能力為限，同時也要協調好受照顧的各少數民族文化群體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同主體民族之間的關系。
當然，各國的國情不同，在處理文化沖突方面的方式、方法、政策、策略也當不盡相同。我們的黨和政府應當借鑒各國政黨和政府在處理文化沖突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結合中國的國情，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來。
來源： 《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5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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