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左翼政黨;黨內民主;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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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世界各國左翼政黨在加強黨內民主建設上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反映了黨內民主發展的普遍要求和基本趨勢。中國共產黨作為長期執政的執政黨，應借鑒它們的成功經驗，同時注意發展黨內民主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以更加開闊的視野去探索黨內民主建設問題，有利於應對面臨的諸多問題和挑戰。
關 鍵 詞：左翼政黨﹔黨內民主﹔經驗教訓
作者簡介：周淑真(1954- )，女，河北南宮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從事中外政治制度、中外政黨和政黨制度、當代中國政治、政黨史研究﹔杜一菲(1990- )，女，山東安丘人，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研究生，從事中外政治制度研究。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594(2013)05－0107－05
在中國，中國共產黨處於國家政治的核心，黨內民主制度的健全是執政黨發揮作用的基本保証，也是目前的一個薄弱環節。近些年來在黨內出現的權力濫用、腐敗頻發等問題，與黨內民主進程緩慢有著很大關系。加強黨內民主建設使其更加符合時代要求，通過革新使黨煥發出新的生機成為刻不容緩的命題。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共產黨等在內的左翼政黨，是世界政黨中極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它們在制度、理論、組織結構等方面都與中國共產黨存在一些相近之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過了解當代左翼政黨在發展黨內民主方面的經驗與教訓，對於中共自身在黨內民主方面的發展與創新，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當代左翼政黨關於實行黨內民主的做法
從當代政治權力運行的實踐來看，促進權力規范運行、有效防止腐敗蔓延，主要有兩大機制：一是以權力制約權力﹔二是以權利約束權力，而這兩大機制有效運行的基礎都在於民主政治的有效運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的左翼政黨，特別是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發展黨內民主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改進與創新，通過約束權力和增加權利來提升黨內民主的程度和自身的吸引力，獲得了一定的成功。
(一)推進黨內民主制度化建設，完善權力的分配、制衡與監督
從宏觀來看，各國左翼政黨在制度體系、程序機制、組織結構等方面進行一系列探索與調整，來實現對權力的有效制約與運用。具體落實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改革黨內領導體制。為了防止權力過於集中於黨的最高領導手中，各國左翼政黨紛紛採用了設立新職位分權制衡的方式。1999年德國社民黨通過建立總書記這一新的領導職位協助黨主席統管全黨，來改善黨的主席權力過大的狀況。瑞典社民黨增設了兩位副總書記，協助總書記分管黨的組織和宣傳。法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是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全國書記，但如果大會覺得必要。可以再選出一位主席與全國書記實行集體領導。
對黨內領導制的民主化推進還體現在最高領導的產生方式的改變上。丹麥社會民主黨在2005年的特別代表大會上修改黨章，改變黨主席原由黨代會選舉產生的辦法，改由全黨的5.4萬名黨員直接選舉產生。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在2005年初的黨代會對黨章進行修改，規定黨主席的選舉不僅黨內全體黨員有直接投票權，社會上的一般群眾隻要願意參加投票，也有權行使自己的一票權[1]。與此異曲同工的是法國社會黨，該黨對黨的總統候選人的推選方式不斷進行革新，1995年實行黨內直選﹔2006年採用積極成員即凡交付20歐元的都可以入黨參加黨內初選投票的方式﹔2011年10月進一步向社會開放支付1歐元並在“左翼價值”上簽名者均可以參加投票，開啟了黨內法國總統候選人對公眾開放的先河[2]。擴大直接民主的范圍，使黨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得到提升。
第二，改善政策制定和決策過程。左翼政黨的決策方式與處理重大問題的方式也在發生變化，一方面通過建立更多平台使政策協商經常化﹔另一方面重視來自不同階層特別是基層黨員的意見，同時導入一定的競爭機制，爭取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英國工黨在原有的決策框架內，在中央建立全國政策論壇、政策委員會和聯合政策委員會以及前瞻性政策研究中心等新的機構。德國社民黨政府在施羅德當政期間，黨的總書記、議會黨團主席和總理每周定期會晤三次，就重大問題進行商討。奧地利社民黨在2000年形成了黨、政、議會領導人每周召開例會的制度，共同決策。法國共產黨通過改革民主的運行機制，將過去自上而下的決策方式改變為自下而上的決策方式，強調集體領導。在籌備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先將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提交基層黨員進行廣泛的討論，然后根據集中上來的觀點、意見和建議，起草代表大會的文件初稿，經反復討論再經過全體黨員投票表決並以多數票通過，才能成為大會的籌備文件[3]246。法國社會民主黨允許黨內不同派別的存在，以體現自身的包容性和開放性，通過競爭達到議題的多元性和豐富性。比如在2003年5月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之前，黨內五個不同派別都向代表大會提交了各自的方案，最終以奧朗德為首的主流派獲得全黨62％的支持票，這一派提交的議案遂成為指導該黨今后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第三，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提升基層黨組織的自主權，讓其擁有更多的獨立性，同時鼓勵並幫助基層展開各種活動提高黨員凝聚力和參與程度。另外，加強基層組織與中央的聯系，促進上下級溝通，特別是自下而上的意見的反饋。荷蘭工黨在20世紀60—70年代就著力推進基層民主，給予地方黨組織更多的權力和更大的獨立性，黨的地區委員會接管了對議員的提名權，承擔吸收新黨員的職責，黨的執委會無權過問[4]。英國工黨通過改革黨員登記制度，由中央黨部電腦登記黨員個人情況。為使黨員直接參與黨內事務，中央黨部就有關事項直接郵寄黨內公決選票和進行問卷調查，征求普通黨員的意見。瑞典社會民主黨開展黨內討論的多種活動。在基層組織。通過專職黨務干部組織全黨范圍的政治討論和獻計獻策活動，開展多種形式的文體活動，提高黨員的參與意識和參加黨內生活的興趣，增強黨的凝聚力[5]。德國社民黨在基層黨組織之間開展“活躍的基層黨組織”的評比活動，加強總部對基層黨組織的服務功能，規定總部有義務向基層黨組織提供各種文件設計主題、派遣專題報告人等[6]。法國社會黨重視中央與地方黨組織的協調與溝通。1995年在若斯潘的領導下積極著手整頓黨的組織，加強黨中央同基層組織的聯系。當在基層與中央出現不同意見時，主要通過中央與基層的反復交流和做解釋工作來達成共識，黨的全國領導機構每年要向黨的基層支部書記做工作報告，增加上下溝通與交流。
第四，建設和完善黨內監督機構，加大監督力度。通過建立具有獨立性的監督和仲裁機構以保障對黨內事務進行公正裁決審查，是各國左翼黨的普遍做法。通過各項黨內機構和部門進行黨內監督，同時也利用新聞、輿論、社會公眾的監督來實現監督的全面性，以使黨內民主機制能順利運行和發揮正常職能。法國社會黨的監督機制分為經濟上的監督機制及問題矛盾沖突監督機制，相應的監督機構分別設在全國和聯合會這兩個關鍵級別上。德國社會民主黨監督機構有兩個，即監察委員會和仲裁委員會，都獨立於黨內的其他權力部門。監察委員會委員由全國黨代表大會通過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產生，不能擔任黨的其他領導機構的職務，不與黨存在任何經濟依附關系，擔任政治職務時不可從事有償工作。為了減少官員腐敗可能，德國社民黨對黨內官員實行輪換制和嚴格的親屬回避制。另外還對每一個黨員都建立誠信檔案，以作為對黨員考察和提拔的一個重要參考。其中特別強調考察該黨員的家庭經濟狀況，一旦發現黨員的消費水平與其收入不相符，該黨員就會被強令對此作出解釋[6]。瑞典社會民主黨努力啟發黨員干部的自覺性，通過“協議”形式推動政府高官和黨內領導干部經濟狀況公開化。盡管瑞典社民黨內沒有設立專門的紀檢機構，但其堅持新聞自由，利用輿論和媒體監督來保証黨內的民主廉政建設。1995年主席競選時，社民黨報紙登出當時當選呼聲最高的政府副首相曾經使用公家信用卡購買私人物品的消息，盡管數額不大且早已歸還，黨內外輿論壓力下還是迫使她退出競選並辭去公職[7]111。
(二)保障和擴大黨員個人權利，以個體民主推動整體民主的發展
從微觀的角度，在黨員個體方面，各國左翼政黨著重通過保障和擴大黨員的權利，在黨員的知情權、參與權、選舉權、監督權方面都進行了一定的探索，以求讓每一個黨員都能夠更好地參與到政黨運行的每一個過程當中，從而提升黨員自身的責任感和歸屬感，更好地通過行使權利來阻止權力走向歧路。
首先是針對選舉權和參與權，擴大直接民主的范圍，重視每一個個體的意見。過去英國工黨選舉中工會都是實行集體投票，工會領導的投票往往就代表了其所有成員，1993年后採取“一人一票制”，將參與領袖選舉的范圍就由原來的數千個黨員積極分子擴大到現在的數百萬個普通黨員。成功地重新界定工黨和工會的關系，在政策上擺脫了一直以來工會的束縛[8]。瑞典社會民主黨在黨內各級選舉中堅持候選人全部來自黨員提名並經過相應會議的表決，選舉中一人一票。黨內還引進了公投機制，在進行決策時特別注意保護黨員的個人權利，隻要有5％以上黨員要求，理事會就必須組織對某問題進行黨內公決。2003年，在關於是否加入歐元的全國民間測驗中，該黨在黨內分歧嚴重的情況下，干脆讓黨員自行決定立場[7]112。德國社會民主黨把推行黨員公決制作為引進黨內直接民主的重要內容，在1993年對黨的章程作了兩個重要補充，提出具體問題上可以進行決策性的黨員公決，且明確了公決的倡議可以來自上層領導或基層群眾﹔對於總理候選人和地方黨組織領導人進行初選時亦可以進行黨員公決。法國社會黨在2003年第七十三大的決議中提出為了“建立一個更加民主的黨”，“每一個基層黨員都應該充分地參與決策。這樣，通過民主所採納的決定就會把全體黨員團結在一起”。[9]在法國社會黨黨代會召開之前有一個民主醞釀提案的階段，被稱為“民主表達階段”，允許每個黨員在爭論中提出自己的觀點。然后由全國委員會把各種意見綜合成提案寄給黨員。黨員經過討論之后，在所在支部進行投票，再由各聯合會參加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在大會上進行投票表決，構成正式的提案[3]216。黨內直接民主的程度和范圍的擴大，不僅保障和維護了普通黨員的基本權利，也提高了普通黨員的責任心，激發了他們對黨內事務進行參與的興趣與熱情。
其次，為保障普通黨員的知情權和行使他們的監督權，歐洲左翼政黨一般通過建立網絡平台公開黨務、增加溝通與服務，打造“電子民主”。在信息化的浪潮下，20世紀90年代開始，更多的左翼政黨開始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來拓寬黨內民主的渠道，通過網絡平台及時發布黨內事務，提升自身的透明度保証黨員的知情權。因特網的普及推進了黨的各項工作，增強了政黨的開放性和現代性，方便普通黨員與黨組織、普通群眾和政黨之間的溝通與監督的展開。英國工黨的網站，其信息量、時效和質量上都在世界各國政黨中首屈一指。它能及時公布正在討論的黨的重大問題、各種倡議和文件草案，並提供交流平台，征求普通黨員的意見和建議。在德國社民黨，民眾可以通過網頁辦理入黨手續，同時，為了加快黨內的信息溝通，啟動了“紅色電腦”和“紅色手機”兩個重要計劃，前者旨在將所有12500個基層組織全部連入內部信息網﹔后者利用移動終端技術(如手機)向黨的各級領導和大部分普通黨員發布消息。目前德國社民黨總部處理的基層黨組織和黨員的來信的方式，80％通過電子郵件，該黨還規定有關部門必須在兩天內對基層黨員的信函作出答復，以保証溝通的有效性。法國社會黨還通過定期或不定期地組織各級領導人與黨員或黨的支持者之間的網上見面會，讓黨的領導人直接回答人們所關心的問題並利用網絡全程轉播黨的代表大會，實現黨內生活公開化。
(三)左翼政黨發展黨內民主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第一，“民主”與“集中”的兩難選擇。集中的政黨結構有助於提高決策能力和效率，但在左翼政黨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改革中普遍有著淡化甚至放棄民主集中制中“集中”的色彩，單方面強調民主的內涵。這樣的結果往往導致的是在問題處理上主次不分、眾口難調，決策效率低下甚至嚴重滯后。比如在瑞典社會民主黨過於頻繁的各級黨代會、協商會，常使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身陷文山會海，大大壓縮了黨的組織建設工作的空間，影響了工作效率[7]113。
第二，“寡頭統治鐵律”對左翼政黨的影響。寡頭鐵律是政治社會學家羅伯特•米歇爾提出的經典論斷，他認為在現代社會的大型組織中，處於領袖地位的精英往往會走向寡頭，權力最終會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發展黨內民主可以視為是抵御寡頭鐵律的一項措施，但即便如此，仍難逃向精英政治的發展趨勢。雖然直接民主得到了擴大，但權力的分解不等於脫離精英影響，比如英國工黨在削弱乃至剝奪了黨的專門機構及各級黨組織的許多權力時，形式上直接民主的范圍擴大了，但實際上是相對加強了領袖自身的權力，基層黨員發揮影響的機會依然較小。此外由黨內高層組成的議會黨團由於其政治特性往往具有更大的決策自主權，在經濟和政治地位上都趨向獨立，與黨代會和普通黨員間的疏離感加深。另外政黨組織內出現專業化趨勢，黨內出現大量領薪水的專職黨務工作者，他們接管了由普通黨員承擔的大量黨務，也壓縮了普通黨員的政治職權和參與空間[10]。
第三，實用主義下自我定位模糊、凝聚力減弱。冷戰之后政黨的階級意識形態進一步弱化，左翼政黨特別是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右傾化”，對於政策的立場也從以階級為基礎的政黨分野向以議題為基礎的分野轉變，與其他派別政黨在原則問題上的對立和分歧逐漸消失，顯現出明顯的實用主義色彩。如向來以工人政黨自居的英國工黨，1995年修改了黨章第四條，放棄國有化目標，就是為了改變勞動階級政黨的形象，增加對中間階級的吸引力。英國工黨的“第三條道路”的改革相對是成功的，但很多左翼政黨對自己的定位模糊，為爭取選民而過分迎合社會輿論及媒體的胃口，常常引發了黨內傳統力量的不滿，加大了黨內矛盾，消減了黨內的凝聚力。一方面單純在制度建設方面加大直接民主的比重，導致黨內民主過快地發展，為未來發展增添了許多不可預知的風險。另一方面在價值取向、思想綱領等思想建設方面卻沒有跟上，政策綱領趨於雷同使自身也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動搖了原有的社會基礎。
第四，派系斗爭削弱政黨能力。隨著政策綱領對各階級和階層的包容性逐漸擴大，允許黨內派別存在成為一些左翼政黨建設黨內民主的又一大特點，像英國、西班牙、意大利、法國等許多國家的社會黨內都有若干派別存在。如意大利左民黨採取政治決策的“多數”准則，充分承認不同政治觀念合理並存的多元主義立場。充分承認黨內存在不同思想觀念、政治立場及派別組織，黨內派別林立趨勢明顯。但黨內多派系共存為黨的發展埋下了不安的種子，派系斗爭常常會帶來黨的領導權的削弱和黨內的不穩定，成為一些黨走向分裂的誘因。
盡管左翼政黨發展黨內民主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但它們在加強黨內民主建設上採取的一些有效措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黨內民主發展的普遍要求和基本趨勢，值得中國共產黨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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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左翼政黨;黨內民主;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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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如何借鑒左翼政黨黨內民主發展的經驗與教訓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權力濫用所滋生的腐敗侵蝕黨的執政基礎，影響黨的執政能力，嚴重損害黨的形象。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廉潔政治”的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對於反腐倡廉，監督是關鍵，制度是根本。以更加開闊的視野去思考、探索黨內民主制度建設，借鑒世界左翼政黨在黨內民主問題上的成功經驗，有利於中共應對面臨的諸多問題和嚴峻挑戰。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索：
(一)改革黨的代表大會制度
黨代表大會制度的實質是黨內民主問題。政黨是民眾進行政治參與的載體和橋梁，黨的代表大會制度是黨內民主制度的主體框架。黨的代表大會制度是一項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組織制度。黨代表大會是黨的各級組織包括中央組織、地方各級組織和部分基層組織討論、決定黨的重大問題和選舉黨的領導機關的會議。《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是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它們所產生的委員會。黨的各級委員會向同級的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由中央委員會召集。”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在這一制度的實施過程中，黨代表在被選出參加五年一度的代表大會、行使一次基本權利選出中央委員會后，隨即失去作為這屆黨代表的功能和作用，因為黨的中央組織不再需要他參加會議。每年一次的幾屆幾次會議，是黨的中央委員會會議，與黨代表不再發生關系。不論在全國、省、市、縣的哪一個層級，黨代表沒有年會可參加。等下一屆黨的代表大會召開時，是上一屆黨的委員會向下一屆黨代表報告工作，同一屆的黨代表無從參與，更無監督同一屆黨委會工作的制度機制。無疑這在制度設計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同時，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相比，不論在全國、省、市、縣的哪一個層級，黨代表沒有提案、建議案的制度，這對於黨內民主建設也是十分不利的。十六大以來為改變此種狀況，發揮黨代表的作用，有些地方開始試行黨代表常任制，但尚處於探討階段。因此，建議借鑒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等政黨的經驗，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實行年會制，每年召開年會，參加者必須積極履行黨代表的職責，在參政議政方面有自己的思考，參與議題討論，發表意見建議。因此有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一參加即可，黨代表在五年一屆的任期內，參加年會的次數可有2∼3次，以免在人大、政協的“兩會”之外再加上“黨代會”，搞成“三會”。各級黨代會年會的任務是對屆初制定的大政方針的施政過程進行分析檢討，進行具體政策的討論，聽取黨委會的工作報告，以及時發現問題，總結經驗，糾正偏差，提高執政水平和能力。作為一特大型政黨，八千多萬黨員的人數相當於歐洲大國德國的人口數，黨的代表大會制度認真地加以探討改革。黨的組織機構的設置應細致化縝密化。黨中央應有負責聯絡代表、征求代表意見的機構，應有協調黨員、黨代表進行議題討論的部門，黨代表應有議題提出權、建議權和提案權。
(二)改革選舉制度，發展決策民主
健全黨代表大會制度的前提是改革選舉制度。由於黨內選舉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許多黨員對黨的事業漠不關心，形成了黨離黨員，黨員離黨﹔黨離民眾，民眾離黨﹔上層有黨，下層無黨﹔空談有黨，實行無黨的現象。現實中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代表普遍存在不敢言和不願真言的心態，“聽會代表”為數不少。為改變這種狀況，首先，應借鑒各國左翼政黨直接民主的做法，黨代表的產生要實行真正的選舉，從提名制度、差額選舉等方面進行改革，創新黨內選舉模式。要把關心黨的事業、有參政議政熱情和能力的黨員選為代表，不能選“勞模”，也不能使黨的代表大會成為領導干部大會。在性別平等方面，由於西方政黨是爭取選票，在一人一票的情況下，非常注意對女性選民的爭取，因此黨的代表大會代表或是地方黨的領導機構，幾乎是1︰1的男女比例，此種做法值得借鑒。從長期目標來看，黨代表的合理結構是領導干部、一線工農和知識分子、普通黨務人員各佔1/3，領導干部比例過大的現狀應當改變。
其次，借鑒各國左翼黨的經驗，在基層黨組織中加大直接民主的力度，黨的基層組織要實行真正的直接選舉。同時積極探索黨員發揮主體作用的新機制，充分重視黨員特別是基層黨員的提案及意見，及時反饋溝通，落實重大問題集體討論的定期制、常態化、公開化。要確定和規范好選舉適用范圍，樹立有效規則，避免出現規章上的民主程序和現實生活中選拔任用干部的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矛盾。同時應認識到民主選舉的功效是有邊界的，選舉不是民主的唯一形式，要處理好選舉制和任命制的關系。相較於國外政黨常訴諸全黨公決的行為，應該結合我黨的具體情況，從制度和程序上切實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提升決策的民主化水平。
(三)要強化權力運作的監督，提高黨的開放性和透明度
加快建立健全一套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監督機制，排除任何游離於監督之外的特殊權力。擴大監督機構的獨立性，並賦予其體制性的保護，這樣監督的落實才能行之有效。目前在監督結構中以縱向結構中上級對下級的監督為主，今后要在監督結構上充分發揮下級對上級和橫向結構中平級組織之間的監督糾錯功能。為保障普通黨員監督的權利，要提高黨的開放性和透明度。公開和透明是打破暗箱操作預防腐敗的有力武器，同時信任來自於了解，提高黨的公信力隻有通過提高黨的開放性和透明度，讓更多黨員和群眾了解情況，獲得參與機會，權力的堅壁才能被打破。要借鑒各左翼政黨發展“電子民主”的經驗，更好地利用網絡等新媒體途徑，創新公開形式並擴大公開范圍，積極推進黨務公開，健全黨內情況通報制度，及時公布黨內信息，暢通黨內信息上下互通渠道，增加黨中央與普通黨員、黨與人民群眾的親近感。讓監督與公開相輔相成，共同推動黨內民主建設。當前暴露的很多問題看似是人的問題，實際是權力制度存在的漏洞和問題。要達到黃炎培與毛澤東關於“周期率”的談話提出的人民來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通過不斷借鑒世界各國黨內民主發展的有益成果，探索適合中國共產黨自身黨內民主建設的道路。通過加強黨內民主，為人民民主的發展提供制度支撐，這樣才能真正將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落到實處。
(四)加強各級組織建設，擴大黨員政治參與
中國共產黨作為當代世界最大的政黨，長期處於執政地位，成員來源地域廣闊、層級復雜、社會領域多樣。隨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中國共產黨已經向全方位型政黨模式轉型，出現黨員的身份多元化，利益結構復雜化。健全黨內民主必須借鑒各左翼政黨經驗，有效協調不同群體的利益，重視基層黨組織建設，一方面通暢已有的上下級溝通機制，完善自下而上的監督與反饋﹔另一方面由垂直結構向扁平結構發展，加強平級組織間的聯系，充分實現信息共享、合作協調和多元互動。通過增加溝通渠道，建立有效的協商對話和信息反饋機制，形成組織內部的良性互動。為了保持黨的凝聚力，必須擴大黨員的政治參與，改變隻有在繳納黨費時才想起自己是共產黨員的現狀。重視黨員在黨內的主體地位，保障黨員的權利行使，增強黨員對黨的熱情和歸屬感，增強黨員的使命感。健全的黨組織須發揮每一位黨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為黨員的政治參與提供更為廣闊的途徑與平台，探索豐富基層黨組織活動的工作方式。
(五)重視思想理論繼承與創新，提升黨的凝聚力
從很多左翼政黨的發展教訓中可以發現，之所以會出現黨內凝聚力下降、自我定位的缺失，歸根結底在於對原有價值理論的背離和思想建設的不足。因此要充分重視思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絕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同時也不能走僵化的老路，要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使其符合當前中國的形勢和時代特征，這樣才能讓黨不斷地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在借鑒世界左翼政黨黨內民主的經驗教訓的同時，也應注意到大部分左翼政黨與我國政黨所處政治生態不同。它們所在的國家大多採用兩黨制或多黨制，屬於競爭型的政黨制度結構。各政黨互相競爭政權、輪流執政是其根本特點，有時為了選舉和執政的需要，多黨制國家可能會出現政黨競選聯盟或執政聯盟，但其輪流坐庄的性質是不變的。當代中國的政黨制度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在合作型政黨制度下，不存在政黨間的“惡性互斗”與政權輪替，因此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吸收各國左翼黨民主的有益成分，在政黨政治文明發展中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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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理論探討》(哈爾濱)2013年5期 中國社會科學網2014年06月12日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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