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執政的65年裡，盡管存在一些失誤和曲折，但總體上抓住和利用了歷史機遇，一直在引領中國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進。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抓住蘇聯答應全面援助中國以重工業為重點的“一五”計劃建設的歷史機遇，改變了原先重點發展農業、輕工業，相應實行較長時間新民主主義的設想，決定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並提出以“一化三改”為內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此后經過全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使中國用不到30年時間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初，又抓住美國為集中力量與蘇聯爭霸而對我示好的歷史機遇，打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為新時期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鋪平了道路。70年代后期，國內外形勢發生進一步變化，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抓住這一歷史機遇，開辟了以改革開放為鮮明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用30多年時間使中國在世界經濟總量排序中由第十位上升到第二位，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再向全面小康邁進的歷史性跨越，使中華民族以更大的步伐趕上了時代前進的潮流。中共十八大后，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對中國面臨的歷史機遇進行了新的分析和判斷，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等各個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新部署，全力維護和延長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期，翻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新篇章。
﹝關鍵詞﹞新中國 發展 機遇
﹝中圖分類號﹞K27﹝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1005-4952（2014）06-0004-06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說得最多的詞匯之一就是機會難得，要珍惜時機，抓住機遇。我理解，他所說的機會、時機、機遇，就是對我們國家在一定時間內的有利外部條件﹔所謂抓住機遇，就是要充分利用這種有利條件發展我們國家，不要錯過這個時機。例如，他講過：“對中國來說，大發展的機遇並不多”，“中國人這種機會有過多次，但是錯過了一些，很可惜”，“現在中國遇到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不要喪失這個機遇。許多人不懂得這是中華民族的機遇，是炎黃子孫幾百年難得遇到的機遇”，﹝1﹞“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2﹞
回顧歷史，中國在近代由於封建勢力的頑固阻撓，錯過了世界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結果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不斷遭受列強的侵略、欺辱。中國無數仁人志士雖然用盡各種辦法拯救國家、復興民族，但在很長時期內總是遭遇失敗。直到俄國十月革命后，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抓住民族民主解放運動高漲的歷史機遇，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階級運動相結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這才使得國家獨立、民族復興有了希望。
我們黨歷來有一個傳統，就是在制定任務時總要先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國內國際的有利形勢和不利形勢，以便把握時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更是高度重視對戰略時機的分析，善於判斷和利用國內國際的有利條件。毛澤東說過：“時機的問題是具有重要意義的”，﹝3﹞“善觀風色和善擇時機的聰明是不容易的”。﹝4﹞在全面抗戰初期，他深刻分析了國內國際形勢中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撰寫了著名的《論持久戰》，預言了戰爭的三個階段，駁斥了亡國論、速勝論，對全民抗戰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抗戰即將取得全面勝利時，他又作了著名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在分析對中國人民有利的國內國際形勢后指出：“中國近百年來一切人民斗爭都遭到了失敗或挫折，而這是因為缺乏國際的和國內的若干必要的條件，那末，這一次就不同了，比較以往歷次，一切必要的條件都具備了……中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實現其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基本要求的時機，已經到來了。這一點還有疑義嗎？我以為沒有疑義了。”﹝5﹞在抗戰勝利后，他又領導全黨充分利用有利的國內國際形勢，堅決回擊了由國民黨反動派挑起的內戰，適時提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帶領全國人民僅用三年時間便徹底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掃除了中國前進道路上的政治障礙。所以，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新中國的建立就是中國共產黨抓住各種歷史機遇，並通過自身艱苦奮斗而取得的偉大成果。
在新中國成立至今的65年裡，我們黨是不是同樣抓住了歷史機遇呢？在這個問題上，大多數人對於改革開放后時期是持肯定意見的，分歧不大﹔而對改革開放前的時期，不少人持懷疑和否定態度，有的人甚至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優先發展重工業、搞計劃經濟、對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向社會主義提前過渡等等都是走錯了道路，使中國喪失了發展時機﹔反過來，要是繼續搞新民主主義、重點發展輕工業、搞市場經濟、放開農產品價格就好了。事情真是這樣嗎？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不只是國史研究難以搞好，更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往哪裡走的問題。
我們黨的奮斗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同時從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出發，提出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鑒於舊中國經濟極為落后的情況，又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仍然要實行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比如說15年或二三十年，以便讓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主要是輕工業和商業）繼續發展，給工業化建設積累必要的資金、物資，同時培養技術和管理人才，等條件成熟后再重點發展重工業，相應過渡到社會主義。然而，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促使我們黨對經濟發展戰略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間產生了新的設想，做出了新的選擇。首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出兵侵略，對我國安全構成直接威脅，促使國家發展以重工業為基礎的現代國防工業顯得尤為迫切。其次，黨中央從國民經濟開始好轉和抗美援朝戰局趨於穩定的形勢判斷出發，決定從1953年起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並著手制定經濟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有關部門經過反復研究，一致認為要用較快速度發展工業，必須以原材料工業、能源工業、機械制造業等為重點，從而提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再次，周恩來、陳雲於1952年率代表團前往蘇聯商談對中國“一五”建設進行援助問題，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基於中國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出兵抗美援朝，為保衛世界和平，包括消除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安全隱患做出了巨大犧牲，明確表示願意在工業資源勘察、工廠設計、工業設備制造、技術資料提供，以及派專家來華和接收中國學生、干部赴蘇留學、實習等方面，對中國進行全面援助，從而使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有了實施的現實可能性。面對這個新形勢，毛澤東在1952年9月討論“一五”計劃方針和聽取周恩來、陳雲匯報與斯大林會談情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改變了原先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步驟、方法的設想，提出從即時起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並用10∼15年時間完成過渡的主張。
為什麼新中國開展以重工業為重點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就要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呢？這是因為，當時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在這樣的國家裡進行以重工業為重點的工業化建設，必須得到先進工業國的援助，這種工業國在當時只是蘇聯而且隻可能是蘇聯。援助國蘇聯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有計劃地生產，而且這種援助是全方位的，如果受援國中國在工商業中仍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無計劃地生產，援助和被援助就會很不順暢，拿今天的話說，叫作體制不“接軌”。此外，要開展大規模工業化建設，首先要開展工業的基本建設，要建工廠、買設備、招工人、開礦山、供原料。而在當時的中國，恰恰缺少資金（包括外匯）、商品糧、各種原材料和能源、技術人員等等。這就需要加強資金的內部積累，資源的集中配置，技術力量的統一調配，糧食生產能力的快速提升。要做到這些，當時隻能採用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對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並相應地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生產資料的集體化和國有化。黨中央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以工業化為主體，以三大改造為“兩翼”，這本身就說明，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目的是用較快速度在中國實現工業化。后來的事實証明，正是那個決策，使我國在“一五”時期順利開展了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中心的大規模工業化，為我國工業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此后盡管在發展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曲折，但我國畢竟用不到30年時間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6﹞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初不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而是繼續搞新民主主義，在農業和輕工業裡打圈圈，絕對不可能用那麼短的時間為國家現代化建設打下那麼牢固的基礎，也不可能使中國有那麼大的發展后勁。因此，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不僅不是喪失機遇，相反是為中華民族實現自身歷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式發展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后來沒過幾年，中蘇關系發生變化，赫魯曉夫撕毀合同、撤走專家，這從反面也說明了那次歷史機遇稍縱即逝的特點，說明了我們黨當年做出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決策是多麼的及時。
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的后期，由於黨的指導思想出現了“左”的偏差，特別是發生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嚴重錯誤，給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失，一定程度上耽誤了建設的時間。但從那個時期出現的兩大國際機遇看，一個又被我們黨抓住了，另一個雖然沒有完全抓住，但耽誤的時間並不算多。
新中國成立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我國長期實行軍事包圍、經濟封鎖、貿易禁運政策。在那種情況下，我們雖然通過香港以及民間方式千方百計與西方國家做買賣，但畢竟難以開展大規模經濟往來。然而，20世紀70年代初，國際上出現了幾個重大變化，為我們提供了歷史機遇。首先，美國政府為擺脫越戰泥潭，集中力量與蘇聯爭霸，頻頻釋放信號，表示願意同中國建立正常關系。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使西方發達國家的貨幣與美元、黃金脫鉤，加快了國際資本向發展中國家的流動﹔同時，西方國家為緩解普遍發生的滯漲，加快了產業調整的步伐，加上微電子技術迅猛發展帶來的信息革命，促使跨國公司將高耗能、高污染的原料工業、制造工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對於第一個歷史機遇，毛澤東敏銳地捕捉到了，促成了基辛格、尼克鬆先后訪華﹔后來又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打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促使中國同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的關系獲得全面發展，也為新時期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鋪平了道路。正如鄧小平所說：“毛澤東同志在他的晚年還提出了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並且親自開創了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的新階段”，“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6﹞（p.172）對於第二個歷史機遇，由於當時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盛行，特別是“四人幫”把引進借鑒國外的先進技術、先進設備統統批成所謂“洋奴哲學”、“賣國主義”，使我們未能抓住那次機遇。但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我國很快開始同西方國家和公司談判借外債、買設備﹔隨后又在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大幕，更大規模地引進外資和國外先進設備與技術。所以，雖然耽誤了一些時間，但頂多不過五六年。因為再早，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仍在對我實行經濟封鎖﹔另外，它們的金融尚未放開，產業也沒調整，即使我們開放也沒有用。還要看到，“四人幫”粉碎前，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推動下，我們也抓住西方同我緩和關系以及在經濟危機中急於出口的有利時機，動用43億美元外匯儲備，從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進口了一大批化纖、化肥、軋鋼、採煤、發電等產業的成套設備。這些設備后來在改革開放時期陸續投產，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國現代化建設起到了爭取時間的作用。
20世紀70年代后期，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進一步變化。在國內，“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結束。在國際上，世界戰爭的危險有所減弱，和平與發展逐漸成為時代主流。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抓住這一時機，果斷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平反一系列冤假錯案，進而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制定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開辟了以改革開放為鮮明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了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再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從1978年至2011年，中國充分利用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創造出世界矚目的又一個中國奇跡：國民生產總值保持年均9.8%的高速增長，由位居世界第十位上升至第二位，佔世界經濟的份額由1.8%提高至10%，全國人民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再向全面小康邁進的歷史性跨越﹔同時，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工作也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使中華民族以更大的步伐趕上了時代前進的潮流。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面對國內國際形勢出現的新變化，對中國的歷史機遇進行了新的分析和判斷。他指出，在國內，中國發展具備的機遇和有利條件主要表現為經濟社會發展基本面長期趨好，國內市場潛力巨大，社會生產力基礎雄厚，科技創新能力增強，人力資源豐富，生產要素綜合優勢明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不斷完善。在國際環境方面，中國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內涵和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我們要深刻理解、緊緊抓住、切實用好這樣的新機遇，因勢利導、順勢而為，在風雲變幻的國際環境中謀求更大的國家利益。他還說，從全球看，創新驅動是大勢所趨。機會稍縱即逝，抓住了就是機遇，抓不住就是挑戰。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緊緊抓住和用好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不能等待、不能觀望、不能懈怠。﹝7﹞他強調，世界繁榮穩定是中國的機遇，中國發展也是世界的機遇。和平發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們能不能把世界的機遇轉變為中國的機遇，把中國的機遇轉變為世界的機遇，在中國與世界各國良性互動、互利共贏中開拓前進。﹝8﹞這些論述表明，我們黨對於什麼是歷史機遇以及如何抓住歷史機遇問題，有了更加清醒、更加深刻的認識。
正是基於上述認識，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力量，以抓全面深化改革激發活力，以改進黨的作風和社會風氣振奮人心，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各個領域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新論斷、新部署，全力維護和延長我國發展的重要機遇期，翻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新篇章。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我們黨在新中國執政的65年裡，盡管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失誤和曲折，但總體上抓住和利用了歷史機遇，一直在引領我們國家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進，並且使我國走完了發達國家用一二百年甚至三四百年才走完的路。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們當前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於這個目標，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9﹞他之所以這樣講，其原因就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雖然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改革開放前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二十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這兩個歷史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雖然有很大區別，但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共產黨領導、馬克思主義指導上是一致的，在對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實踐探索上是一致的，在及時抓住和充分利用歷史機遇以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促進國家發展、民族復興上是一致的。他的這一論述可以說是國史研究的“綱”，抓住了這個“綱”，我們就能把握國史研究的正確方向，就能正確總結新中國發展的歷史經驗，就能更好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 參 引 文 獻 ﹞
﹝1﹞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9、1369、1316頁。
﹝2﹞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頁。
﹝3﹞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頁。
﹝4﹞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頁。
﹝5﹞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2頁。
﹝6﹞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頁。
﹝7﹞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12年12月17日。
﹝8﹞ 《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夯實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基礎》，《人民日報》2013年1月30日。
﹝9﹞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頁。
﹝作者簡介﹞朱佳木，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常務副會長，100009。
| 相關專題 |
| · 《當代中國史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