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德：20世紀50年代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特點

﹝摘 要﹞20世紀50年代，黨和政府非常重視對外文化交流工作。這一時期對外文化交流的特點是：文化交流緊密圍繞外交活動展開，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形式、內容、數量、規模上既不同於漢唐至明前期盛世之際的古代中國，也有別於為尋求救亡圖存的途徑而向西方學習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對外文化交流存在不平衡性，以中國主動吸收和借鑒蘇聯的社會主義文化為主﹔官方和民間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頻繁，但民間形式大多是以政府主導為主﹔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進行文化交流，為中國打破西方封鎖、樹立新中國在國際舞台的形象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文化交流 外交 不平衡 政府主導

﹝中圖分類號﹞K27﹔G125﹝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1005-4952（2014）06-0052-09

新中國成立后，對外文化交流工作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並成為外交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擴大新中國的影響、促進國內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於20世紀50年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情況，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論述文化交流的形式和作用，或是側重某個方面、階段，或是從中國和某個國家等角度分析文化交流活動，沒有從整體上探討這一時期對外文化交流的特點。事實上，分析50年代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特點，不僅對於當代中外關系史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於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走出去”、“引進來”戰略具有借鑒意義。

一、文化交流緊密圍繞著外交活動展開，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爭取更多的國家和人民認識並了解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對外工作，尤其是具有特殊作用的對外文化交流。時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的周恩來多次提到對外文化交流對於中國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周恩來指出：“我們的外交包含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而且往往是經濟、文化打先鋒，然后外交跟上來。”﹝1﹞“我們的外交也要靠文化和貿易，這是件重要任務”。﹝2﹞“各國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正如在經濟上的合作一樣，也是促使各國之間的和平、友誼和合作得到鞏固的一個重要的條件。”“作為增加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促進國際合作的一個方法，文化交流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是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就中國來說，我們不會在這方面吝惜我們的力量。”﹝3﹞這些論述充分表明了文化交流在中國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鑒於當時的國際形勢，新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對象首先是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同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文化合作，在我們整個對外文化工作中開展得最早，發展得最快。”﹝4﹞十年來“我們同兄弟般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合作特別廣泛和成功。兄弟國家之間的文化友好和專業代表的往來，每年都有增加。僅以我國文化部門和文化團體所接待和派遣的代表來說，十年來共達一千七百余起、一萬七千四百余人，佔對外文化友好代表往來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截至一九五八年底）”。﹝5﹞交流的主要目的是介紹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增強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感情，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陣營的友好合作，推動各國文化事業的繁榮。

亞、非、拉不少新興的民族獨立國家在歷史上有過與中國相似的受外國殖民主義侵略的遭遇，因此對新中國的成立表示友好和支持。特別是與中國鄰近的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等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即與新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文化交流隨之有了相應的發展。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由於受到美國的控制和台灣當局的破壞，加之各國國內政治勢力復雜，在發展同新中國外交關系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頭十年中，中國政府提出“細水長流，穩步前進”的民間外交方針，﹝6﹞利用民間文化交流的形式與他們進行交往。1956年和1958年，中國藝術團曾經兩次訪問南美洲的智利、烏拉圭、巴西、阿根廷等國，通過演出、座談、訪問等活動表達了中國人民與各國人民友好、和平相處的願望。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員和重要人士都表示了對中國友好的願望”，願意和中國“發展文化交流和友好關系”。﹝7﹞同時，中國也邀請拉美國家相關人士來中國訪問考察。整個50年代，中國曾“邀請了19個拉美國家的1000多人士來我國訪問，其中包括作家、教授、醫生、律師、藝術家、企業家、國會議員以及工會、婦女等各界知名人士”。﹝6﹞通過文化交流增進了與拉美人民的友誼，為以后建交奠定了基礎。

在加強與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亞、非、拉部分國家發展友好關系的同時，中國也同歐洲國家進行了文化交流活動：一方面開展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芬蘭、丹麥、瑞典等北歐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對於美國、日本以及西歐、大洋洲中沒有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也尋找機會同他們增加接觸，改善關系。1955年，中國藝術團訪問了法國、比利時、荷蘭、意大利、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為了開展與日本的文化交流，中國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周恩來提出，從開展中日兩國經濟、文化交流開始，從增加人民交往開始，從增進人民團體協商開始來打開中日關系局面。﹝8﹞1955年7月，日本鬆山芭蕾舞團首次來華演出。11月，日本著名政治家、前首相片山哲率領代表團來華訪問，並與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代表簽訂了《關於發展中日文化交流的協議》。此后不久，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率科學代表團赴日訪問﹔1956年，中國京劇代表團訪日演出，受到日本各界的歡迎。新中國也曾嘗試與美國進行文化交流，如1955年7月中國藝術團邀請美國人人歌劇團來中國演出﹔11月，中國舉行美國民主詩人惠特曼名著《草葉集》出版一百周年紀念大會，籌備委員會曾在事前向六位美國著名文化人士發出了邀請，但均因美國政府的阻撓而未能成行。

對於中國與各國進行的友好接觸和文化交流的意義，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會長楚圖南在1956年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給予高度評價，稱其“對於擴大我國的和平外交的影響、爭取團結國際友人和擴大國際和平力量，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國際活動中起了開路先鋒的作用，其影響是巨大的也是深遠的”。﹝9﹞2009年11月，文化部部長蔡武在新中國早期對外文化交流座談會上也指出：“這一段時間的對外文化交流往往扮演了非常重要的‘開路先鋒’和‘外交先行官’的角色”。﹝10﹞由於文化交流不像政治關系那樣敏感，且容易為對方所接受，有助於消除隔閡、加深了解，因此對外文化交流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外交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形式多樣、范圍廣泛、內容豐富、數量空前，是古代和近代中國不能比擬的

文化交流需要憑借一定的途徑。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主要通過遷徙、商貿、戰爭、殖民（移民）、傳教、外交（朝貢貿易、使節往來）等形式，范圍主要限於中國周邊國家。近代中國主要是通過翻譯出版書籍、派出留學生、外國學者來華訪問等形式進行對外文化交流，使中國逐漸接觸並學習西方文化。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形式更加多樣化，內容也日趨豐富。新中國成立“將近十年以來所進行的對外文化聯系，其精神面貌是與過去大不相同”。﹝4﹞“十年來的對外文化友好聯系，無論在它的規模、形式和內容上，或是在它的發展速度來看，在我國都遠遠超過歷史上的‘漢唐盛世’或任何朝代”。﹝11﹞

派遣各種文化代表團和藝術演出團體進行友好訪問和演出，是當時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魯迅說過：“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卻隻有用文藝來溝通”。﹝12﹞民國時期，梅蘭芳曾率京劇團出國演出，但這種情況在當時並不多見。新中國成立后，這種文化交流的形式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並迅速發展。1949年10月，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為團長的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來華訪問。此后波蘭、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文化代表團和藝術代表團紛紛來中國訪問。至1958年年底，已有25個國家的98個藝術表演團體、6500余人來中國訪問演出，其中有芭蕾舞、歌劇、民族音樂舞蹈、木偶劇、雜技藝術和馬戲等不同的藝術形式。同時，中國文化藝術團體也走出國門進行訪問演出。至1958年年底，中國有59個藝術表演團體到49個國家訪問演出，中國的京劇、歌舞、雜技藝術、木偶、皮影和民間音樂在國外受到廣泛歡迎，中國的許多地方戲劇和少數民族的歌舞，同樣在國外獲得極高的賞識與評價。﹝5﹞各國文化藝術團體的相互訪問和演出，既介紹了中國藝術，也使各國人民認識了新中國，對於促進各國人民的互相了解和文化交流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互相紀念對方的文化名人，是加強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1957年，文化部副部長張致祥在談到中國和波蘭文化合作的成就時指出：“互相紀念對方的文化名人，也是介紹彼此的民族優秀文化的很好的方式。”﹝13﹞茅盾、臧克家等人也多次強調紀念外國文化名人對於促進文化交流的重要性。1958年1月，臧克家在紀念保加利亞詩人雅沃洛夫誕生80周年紀念會上致開幕詞時說：“今天我們紀念雅沃洛夫，就要更進一步加強中保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發揚兩國人民間的兄弟般的友誼。”﹝14﹞1959年11月，茅盾在首都文化界舉行的紀念世界名人、猶太人肖洛姆•阿萊漢姆誕生一百周年大會的致辭中說：“為了發展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我們今天在這裡隆重紀念肖洛姆誕生一百周年是具有重要意義的。”﹝15﹞整個20世紀50年代，中國開展了60多次紀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動，包括蘇聯、美國、英國、法國、波蘭、古巴、希臘、丹麥、荷蘭、保加利亞、意大利、朝鮮、日本等近20個國家，涉及作家、記者、演劇藝術家、天文學家、作曲家、詩人、社會學家、歷史學家、音樂家、畫家和自然科學家等等。

此外，交換影片放映、互派留學生、翻譯書籍、學者互訪講學、相互舉辦展覽會、參加體育競賽活動、資料交換、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動物和植物交換等形式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交流內容涉及自然科學、哲學、史學、社會學、教育學、新聞學、圖書館學、文學、音樂、美術、電影、戲劇、體育、衛生、科技、廣播、文物、博物館等方面。同時，中國對外文化交往的范圍擴大。據統計，從1949年10月到1959年9月，中國與亞、非、拉“有了文化友好代表往來的有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同西方“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有了程度不同的聯系，其中有文化友好代表往來的也有二十四個國家和地區，代表往來平均每月達二十人左右”。﹝5﹞可見，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在形式、內容、數量、規模上既不同於處於漢唐至明前期盛世之際的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也有別於為尋求救亡圖存的途徑而向西方學習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

三、文化交流存在不平衡性，以中國主動吸收和借鑒蘇聯的社會主義文化為主

在新中國成立前后，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承認中國文化的落后以及吸收外國進步文化的重要性。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是一個被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國家。1949年7月，毛澤東再次指出：“我們中國是處在經濟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況中。”﹝16﹞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多次談到中國文化落后的問題。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歷來受人欺負。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17﹞周恩來在1954∼1955年多次談及中國文化落后的情況：“中國的文化，從現代的水平來說是落后的”。﹝2﹞（p.62）“經濟、文化落后的現象，我們要承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水平都很低，從質和量看都是如此。”﹝18﹞

在承認中國文化落后的基礎上，新中國的領導人根據當時的形勢提出向蘇聯學習的主張。早在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做的政治報告中就指出，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蘇聯所創造的新文化，應當成為我們建設人民文化的范例。”﹝19﹞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20﹞1950年2月，毛澤東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后又明確指出：“蘇聯經濟文化及其他各項重要的建設經驗，將成為新中國建設的榜樣。”﹝21﹞1953年后，中國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更是加強了對蘇聯的宣傳和介紹，積極倡導向蘇聯學習，各個領域掀起了向蘇聯學習的高潮，中蘇文化交流空前繁盛。

1956年，蘇共二十大暴露了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但這並沒有影響中國向蘇聯學習的熱情。5月，周恩來指出：“蘇聯是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首先要向蘇聯學習。這一點是肯定的，不容許動搖的。我們並不因為這次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批判了斯大林，就說蘇聯也有錯誤，就不學了，那是不對的。”﹝18﹞（p.159）1957年，文化部代理部長錢俊瑞也指出，蘇聯“在文化領域內是第一個創造社會主義文化的國家，在這方面它有極其偉大的成果和無比豐富的經驗。我們對於蘇聯文化建設的豐碩成果必須繼續努力吸收，來充實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寶庫”，當然“我們應當結合著自己的實際，運用他們成功的部分，同時領取他們的失敗的教訓，使自己不走或者少走彎路”。﹝22﹞在這十年中，中蘇之間盡管存在某些不和諧之處，但總體來說雙方文化交流的主流是好的，中國翻譯了大量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和蘇聯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以及文學藝術圖書﹔中蘇在教育、科技、文學、藝術、電影等文化領域的合作與交流頻繁。郭沫若曾將新中國成立前中蘇兩國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形象地比喻為“洪流”與“溪澗”。他說，蘇聯文化流到中國如同洪流，而中國文化流到蘇聯的，則如溪澗。﹝23﹞實際上，這一比喻也可以適用於20世紀50年代的中蘇文化交流，蘇聯文化對中國的影響要遠遠大於中國文化對蘇聯的影響。

當時，蘇聯文化也是比較先進的文化。因此，20世紀50年代中國“引進來”的遠遠多於“走出去”，中外文化交流以中國“吸收”蘇聯文化為主。與此同時，中國也有人提出重視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如錢俊瑞指出：“我們還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繼續向蘇聯文化科學界和廣大人民介紹我國古代的和現代的文化。在這一方面，我們過去的工作做得很不夠，今后應當把它當作一項嚴重的國際主義的責任來做好這一工作。”﹝22﹞楚圖南也指出：“我們就有著一種庄嚴的責任，要逐漸創造條件、組織力量、整理和研究中國的民族文化藝術傳統，並有計劃、有選擇的推廣和介紹給各國人民”。﹝24﹞但是受制於當時的國際形勢以及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整體國力，中國對外文化交流處於以吸收、學習、借鑒蘇聯文化為主的階段。

四、官方與民間形式對外文化交流頻繁，但民間形式交流大多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工作實行集中統一領導、歸口管理的體制”。﹝25﹞1949年11月，文化部設立對外文化聯絡事務局，負責本部業務范圍內的對外文化交流工作﹔1951年，該局改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領導，1955年改名為對外文化聯絡局。1958年成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直屬於國務院，撤銷對外文化聯絡局，同時規定文化部、高教部、衛生部、國家體委、廣播局、園林局、宗教局、中國科學院、新華社、中國文聯、作家協會等部門和機構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要接受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的領導，這些部門和機構的對外文化交往項目都要報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審批或經其轉報國務院審批，外事經費由其統一劃撥，形成了集中管理體制。﹝26﹞1953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作為“黨中央領導下管理人民間國際活動的黨內組織。主要任務是幫助中央在思想、政策、方針和計劃方面對人民間國際活動進行指導與檢查”，“工作范圍僅限於指導人民間的國際活動，主要包括參加非政府性國際組織、國際會議與各國人民間友好活動，但應與政府性的國際活動互相聯系配合”。﹝27﹞

1950年2月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提到發展和鞏固中蘇兩國之間的經濟和文化聯系。1951年4月，中國與波蘭簽訂了《中波文化合作協定》，規定建立中波兩國在文化、教育、藝術、科學等各方面的直接聯系與互助。到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與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先后簽訂了單獨的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用條約的形式，規劃了彼此之間不斷發展的文化交流活動”﹝28﹞﹔中國與埃及、也門等國家簽訂了文化合作協定﹔“同四十多個國家簽訂了廣播合作協定或電影合同”﹝6﹞。同時，中國還與很多國家簽訂了文化合作執行計劃，詳細規定了交流項目。可以看出，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以及部分亞、非國家在教育、科技、文學藝術、電影、戲劇、體育等方面進行的廣泛的交流與合作，很大程度上是根據雙方簽訂的文化合作協定和計劃進行的。

在進行對外文化交流時，黨和政府領導人給予了高度關注和指導，不僅做出具體指示，而且經常審查出國藝術團的演出節目，會見來訪的外國文化友好代表團，觀看他們的演出或者率團出國訪問。1952年12月，中國政府派出由宋慶齡任團長的108人的代表團參加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周恩來在出發前會見代表團時說：“你們這一百零八將都是各界杰出的代表，要各顯其能，廣交朋友，要如實宣傳新中國，讓各國代表通過你們，看到新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29﹞1956年5月，中國京劇代表團由政府派遣，以民間形式出訪日本，周恩來親自過問演出的全部劇目。同年，上海京劇院在訪問蘇聯之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了全體演員，周恩來親自選擇劇目，並對出國期間的工作作了具體指示。同時，周恩來還多次會見來華的外國文化團體。

為了發展同中國沒有建交國家之間的關系，新中國領導人決定採用民間文化交流形式，“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即先通過文化交流來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和友誼，為建交創造必要條件。周恩來指出：“兩國人民之間的關系不能單靠職業外交家去進行，更多地應該依賴兩國人民直接來進行。”﹝30﹞“外交是通過國家和國家的關系這個形式來進行的，但落腳點還是在影響和爭取人民，這是辯証的。”﹝18﹞（p.52）在周恩來的主持下，20世紀50年代先后成立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等民間團體，以及中蘇友好協會、中緬友好協會、中印友好協會等對口友好組織，以這些團體的名義邀請和接待世界各國人士到中國訪問，通過他們把中國介紹給各國人民。同時，中國也派出相應人員出國訪問，與各國人民建立友好關系，促進官方態度的變化。例如，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積極開展與中國沒有外交關系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半官方人士（如政黨領袖、國會議員以及退休的高級黨政領導人士）的友好交往。“外交學會的民間外交對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改善新中國外交形象，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聲譽卓著。”﹝31﹞50年代，中國同西歐大多數國家及日本等國沒有外交關系，彼此之間主要是通過民間外交進行交往。這些機構雖是“民間團體”，但大都受黨和政府相關部門的領導。例如，1954年由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中國文聯等10個人民團體聯合發起成立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作為專門負責與世界各國進行各種民間文化交流的部門，“對外文協工作接受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領導，與原國家對外文化聯絡局合署辦公”。﹝32﹞可見，20世紀50年代中國對外文化交流主要是在政府主導推動下展開的，民間組織特別是地方、企業、團體等社會各界力量在對外文化交流中發揮的作用有限。

五、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原則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進行文化交流

世界文化的發展証明，任何民族文化的發展都離不開借鑒域外文化的成果。當然，這種文化交流應該是在自願平等的原則下進行的文化交往活動，但是鴉片戰爭以后，隨著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中西文化的接觸和交流不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態出現。“近代中國和歐洲間的文化交流，從一開始就是在歐洲列強對中國侵略和中國反侵略這樣尖銳的政治背景下進行的。”﹝33﹞所以，近代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既要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又要反對外國的侵略。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採取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在獨立自主、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領土主權完整等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同各國的關系，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當時的文化交流就是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進行的。

每個民族在發展中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且皆有優越性和局限性，因此，要進行平等的文化交流，首先要尊重對方的文化。1955年4月，周恩來在亞非會議全體會議上發言指出，我們亞非國家之間的合作應該以平等互利為基礎，而不應該附有任何特權條件，“我們相互之間的文化交流應該尊重各國民族文化的發展，而不抹煞任何一國的特點和優點，以便互相學習和觀摩”。﹝18﹞（p.118）四天后，周恩來在亞非會議政治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中再次指出：“中國保証在同到會的國家和其他的國家互相來往和進行和平合作和經濟、文化交流時，不要求特權和特殊條件，而是平等對待。”﹝18﹞（p.132）張奚若也說，我們主張自由平等的文化聯系，願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同任何一個國家建立文化上的聯系和合作，“在文化聯系中，一定要貫徹互相尊重的精神”。﹝4﹞每個民族的文化藝術都反映了他們的歷史和生活、創造和斗爭，因此我們要努力維護世界文化多樣性，尊重各國文化的差異。同時，也要堅決反對文化侵略。近代以來，西方國家依仗經濟、科技優勢，在進行殖民擴張的同時積極推廣其文化價值觀念，壓制各國民族文化的發展。1957年12月，楚圖南在出席亞非團結大會時明確指出，我們必須反對帝國主義者用各種形式偽裝起來的文化侵略，同時我們也必須提防帝國主義者用各種陰謀來破壞我們的文化交流，阻撓我們的文化繁榮。﹝34﹞張奚若在1959年談及文化交流時也強調，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是與我們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的文化聯系恰恰相反的，當然是我們堅決反對的。﹝4﹞

中國有“協和萬邦”、“文化天下”的和平外交傳統。因此，新中國成立初期採取了和平外交政策，願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同其他國家發展關系。中國和他國簽訂的條約和協定都是根據這個原則簽訂的，這是完全符合於中國和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共同利益的，受到廣大人民的歡迎和支持。正是由於遵循和平外交政策，當時中國進行的對外文化交流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呈現出繁榮發展的局面。

總的來說，20世紀50年代中外文化交流形成的這些特點，與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大環境分不開。這種文化交流活動為中國打破西方封鎖、樹立新中國在國際舞台的形象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這一時期中國對外文化交流還存在不少不足，如文化交流范圍不全面，特別是與一些發達國家交流較少﹔限於國力較弱的實際，中國進行對外文化交流的主要目的是搞好關系、樹立形象，還達不到文化傳播和文化援助的程度﹔對反映50年代中國發展的圖書、戲劇、歌舞、影視劇等文化作品的傳播力度不夠，因而國外民眾對當時中國的情況缺乏全面准確的了解﹔參與對外文化交流的主體主要是文化代表團和藝術表演團體，缺乏專業性質的交流﹔精神層面的交流多，物質文化方面交流少﹔等等。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發展與各國的文化交流，吸收和借鑒外國先進文化，努力擴大交流平台，在推動中國傳統文化走向世界的同時，大力推動當代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 參 引 文 獻 ﹞

﹝1﹞ 宋恩繁、黎家鬆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大事記》第1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頁。

﹝2﹞ 《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頁。

﹝3﹞ 《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關於目前國際形勢、我國外交政策和解放台灣問題的發言》，《人民日報》1956年6月29日。

﹝4﹞ 張奚若：《互相吸取 互相發展 互相尊重 發展對外文化交流工作》，《人民日報》1959年5月4日。

﹝5﹞ 裴堅章主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頁。

﹝6﹞ 丁西林：《以文會友 和氣致祥 十年來中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光明日報》1959年9月24日。

﹝7﹞ 周而復：《友誼的花朵》，《人民日報》1959年7月30日。

﹝8﹞ 曹應旺：《中國外交第一人周恩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頁。

﹝9﹞ 《楚圖南談我藝術團出訪歐洲的收獲》，《當代中外文化交流史料》第1輯，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3頁。

﹝10﹞ 《新中國早期對外文化交流座談會舉行》，《中國文化報》2009年11月4日。

﹝11﹞ 潘朗：《友誼、和平和文化交流——人民中國十年來的對外文化聯系》，《世界知識》1959年第18期。

﹝12﹞ 《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24頁。

﹝13﹞ 張致祥：《中波文化合作的成就》，《人民日報》1957年4月7日。

﹝14﹞ 《紀念雅沃洛夫誕生八十周年》，《光明日報》1958年1月29日。

﹝15﹞ 《肖洛姆•阿萊漢姆誕生一百周年 首都文化界舉行紀念會》，《人民日報》1959年11月25日。

﹝16﹞ 《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頁。

﹝17﹞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4頁。

﹝18﹞ 《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3頁。

﹝19﹞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頁。

﹝20﹞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頁。

﹝21﹞ 《毛主席離莫斯科返國 行前在車站發表臨別演說 莫洛托夫等前往車站送行 人民民主國家駐蘇使節均抵站歡送》，《人民日報》1950年2月20日。

﹝22﹞ 錢俊瑞：《全力鞏固和發展中蘇文化合作的崇高事業——歡迎以米哈伊洛夫同志為首的蘇聯文化代表團訪問我國》，《人民日報》1957年1月12日。

﹝23﹞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88頁。

﹝24﹞ 《對外文化友好活動又有顯著進展 楚圖南的發言》，《人民日報》1957年3月20日。

﹝25﹞ 周麗娟：《對外文化交流與新中國外交》，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

﹝26﹞ 李喜所主編：《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5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頁。

﹝27﹞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頁。

﹝28﹞ 洪深：《新中國五年來的對外文化交流》，《新華月報》1954年第11號。

﹝29﹞ 劉庚寅：《民間外交——半個世紀的輝煌》，《友聲》2004年第4期。

﹝30﹞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6∼1957）》第4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501頁。

﹝31﹞ 鄭言編：《外交紀實》一，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頁。

﹝32﹞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6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頁。

﹝33﹞ 丁偉志：《近代中國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特點》，《中國文化研究》1998年第3期。

﹝34﹞ 《我國代表就促進亞非國家文化交流作報告，讓我們更多地相互學習相互幫助》，《人民日報》1957年12月29日。

﹝作者簡介﹞張登德，歷史學博士，教授，山東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250014﹔當代中國研究所訪問學者，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