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做客人民網（資料圖）
人民網北京3月5日電 （萬鵬）“2020年之前，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發言人傅瑩在昨日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如是表述，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認為，繼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稅收法定”后，今年的人大新聞發布會再次強調了該原則，這是中國朝向法治國家建設進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稅收法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一道由稅法構筑的防火牆。
“稅收法定”將政府課稅權“關進制度籠子”
“簡單地講，就是為了將政府課稅權‘關進制度籠子’，即法典化的稅收制度。”王雍君向記者談到，為什麼要將課稅權關進“稅法籠子”，因為課稅權是政府權力的核心和基石。對於任何政府而言，課稅權都是其權力體系中最為重要的部分。沒有課稅權的政府是無法想象的，隻存在於真空而非現實中。如果課稅權不被關進籠子，設想把其他權力關進籠子即使是可能，也是極為困難的。最重要的理由是課稅權的兩面性：建設性和侵害性。這取決於政府對課稅權來源和運用的方式。從最壞的一面看，課稅權的濫用可以造成廣泛的侵害。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的滅亡，都與此密切相關。
王雍君指出，如今，稅收的社會之痛並未消亡，只是以較為緩和的形式呈現出來。公民財產權利和公民權利，都可能因課稅權的濫用而遭受侵害。這些侵害性在現代社會雖然已經受到限制，但課稅權本身所固有的侵害性機制和侵害潛力，並未因這些限制而消失，特別是在法治欠缺的國家。因此，在所有文明社會，防止財產權和其他公民權利被侵害的正式保証是絕對必要的。稅收法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一道由稅法構筑的防火牆，使得一種侵害性或沒收式課稅成為一種不可能的程序。
沒有法治國家就沒有真正的“稅收法定”
稅收法定就是要將課稅權及其管理置於法治國家的約束之下。“稅收法定包括兩個層面，形式法治下的稅收法定和實質法治下的稅收法定。”王雍君談到，形式法治下的稅收法定要求課稅權的創設及其管理，必須依據明確的法律並確保程序正當。特別重要的是，行政部門不能自行向公民創設納稅義務﹔行政部門依據法律或立法機關授權創設的行政性法規，不得逾越法律和授權的范圍。以此而言，中國現行稅法大多採取行政條例或行政法規的形式，需要逐步轉換為得到全國人大正式批准的法律。稅收立法的程序也需要改進，包括對授權立法的更多限制。任何政府都想獲得寬鬆的一般性授權，因為正是這類授權使其在創設和管理課稅權方面享有很高的自由裁量權，從而提高了濫用權力的風險。
王雍君認為，就現實意義而言，形式法治下的稅收法定暗含著加強人大體制建設的要求。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專業化和職業化建設必須提上日程。理想的情況下，審查和批准稅法的人大代表應成為通曉稅法問題的專家。更一般地講，法治國家的公共財政制度，正是通過憲法、普通法和行政法規三個層次確立起來的，以此約束和規范政府的財政行為。實質法治下的稅收法定要求所有稅法，包括關於稅務行政管理、納稅人權利保護的法律和行政法規，符合實質正義和平等的法治精神。實質正義要求對課稅目的的正當性進行測試，也要求所制定的稅法得到納稅人或其代表的實質性贊同，后者進一步要求公民對稅收立法過程的有效參與，平等要求對所創設的納稅義務不能行政歧視性的區別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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