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名片
韓震,1958年生,山東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馬工程重點教材《西方哲學史》編寫課題組首席專家,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新世紀首批百千萬國家級人才。哲學著述甚豐,尤其在歷史哲學、價值哲學、政治哲學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多次獲北京市、教育部和國家教學科研成果獎。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校務委員會主席。曾任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副校長。
2008年端午節,時任北師大副校長的韓震來到北京門頭溝野外實踐教學基地看望實習師生。 資料照片
對於真正的哲學家而言,哲學不僅是一門“很智慧”的學問,更是一種“愛智慧”的生活方式﹔“愛哲學”不是一句空泛隨興的抒懷,而是一種身體力行的詮釋。這一點,在與哲學傾心交談大半生的韓震身上,得到了充分印証。
這位已過知天命之年的學者,生命中處處是“沉思與追問”的烙印。歷史與現實、實踐與理性、人與社會、認同與價值……在西方哲學的視域裡,他堅守馬克思主義立場,一次次用銳利的探問逼近真理,以他山之石壘砌著助力中國騰飛的“精神跑道”。在他看來,哲學家不能隻醉心於概念游戲,在解構與懷疑之后,亦該用積極的建構與信念服務現實。
一邊治學,一邊教學。從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副校長,到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黨委書記,作為師者的韓震身份屢屢改變,不變的,是對教育真諦與價值的不懈求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青年教師高寧對這位師長做如是評價:“由西方哲學入馬克思主義哲學,使馬哲對西學的批判更加真實﹔從歷史哲學到價值哲學,使價值觀研究更為深刻﹔兼師者與學者,使理論闡述更接地氣。”
為人、為師、為學,三種人生角色,在哲學鋪設的底色中貫通為一。
哲學家的冷與熱:在歷史性與理想性之間保持張力
1999年末的某個夜晚,迎著新千年即將到來的微光,韓震提筆寫下心聲:“也許在新千年開始之際,中國哲學家們將不再滿足於譯國外哲人的理念,也不再滿足於注釋孔孟老庄……要記住:甚至連孔孟老庄的神韻,柏拉圖與康德的魅力,也隻有借助當代中國哲學2000新版本的太陽,才能閃耀出燦爛奪目的光芒。”
他是如此熱切地呼喚著“當代中國哲學2000”,期待著與同道們一起“奮起創造無愧於新千年而又具備世界影響力的當代中國哲學”。
隻有在哲學面前,他才毫不掩飾熾烈的情感。
這種在少年時期便因“對外部世界的驚奇”而起源的感情,使他甘願成為這門愛智之學的追隨者、布道者。
“韓老師為人沉靜,但隻要談起哲學問題,便滔滔不絕,神採盡顯。”不止一位學生有此感覺:他對哲學有強烈的使命感,這令他的學術研究不僅有理論深度,更有現實關懷。
哲學家固然要仰望星空,但,韓震並不以“專心觀察天象,卻掉進現實之井”的泰勒斯自居。在他看來,哲學既然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靈魂,就必然無法脫離這個時代與民族的具體實踐﹔哲學工作者所肩負的,便也不只是探問自己內心世界的使命,更有“創造新社會的理性責任”。
在這種責任的牽引下,韓震的學術研究從18世紀法國哲學起步,逐漸向著西方歷史哲學聚焦——他渴望從對歷史發展經驗教訓的哲學思考中,探尋屬於這個時代的思想武器。
1991年,33歲,韓震捧出了40余萬字的著作《西方歷史哲學導論》。這是國內第一部系統研究西方歷史哲學發展的著作,一經問世便引起學界廣泛關注﹔此后,《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等專著接連問世,上百篇論文索隱探微,同行們評價:“清晰勾勒出西方歷史哲學的邏輯發展線索”“提出了諸多有啟發性的創新觀點”“拓展了西方歷史哲學研究的領域”。
所獲成就的意義,遠不止於此。
“對歷史哲學的分析和考察,使韓老師形成了一種歷史性思想。在他看來,人和社會是歷史性的存在,但如果不用理性引導歷史發展,就無法超越歷史和現實。”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副院長吳玉軍曾是韓震的博士生,他對老師的研究理路十分推崇:“他秉持歷史唯物主義,主張在歷史性和理想性之間保持張力、達成平衡,從而達到一種‘實踐的理性主義’,引導人類走向光明。”
“歷史性思想”貫穿至今。數十年來,韓震的學術視野不斷拓展,幾乎每項研究,都最終指向他身處心向的中國——
他研究西方政治哲學,對其人權、正義、公平等理論進行批判性考察。因為,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網絡化的今天,“要在政治上獲得主動權,就必須加強對世界政治及其理論意識形態的研究”。
他關注歷史傳統與文明演進,主張對傳統既不故步自封,亦不陷入虛無主義。“我們的傳統應該是開放和不斷創新的﹔我們的歷史應該是面向理想而不斷進取的。”隻有這樣,人才成其為人,社會才能體現文明的創造力。
他深思文化認同與價值追求,尋求中華文明的歸屬感與向心力。近年來,考察古今中外價值理念與價值實踐、倡言今日中國的價值自覺與價值自信、探尋高揚價值觀旗幟的實踐路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與踐行,成為他心之所系。
用冷靜的哲理之思,圓熱切的家國之夢,他將學術旨趣與學者職責統合為一。
教育家的厲與溫:用深沉之愛培育有價值的人生
韓震培養的每位研究生,都對導師的“讀書會”記憶猶新。
頻率一周一次,固定在周六或周日﹔議程有二:一是詢問每個學生的學術進展,二是師生圍坐,一字一句地讀書。黑格爾的邏輯學、康德的三大批判、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一位位哲人艱深而精妙的思想,點滴充實著學生們的知識譜系。
不但讀書,更要“批判”。
“韓老師提倡學術批評,幾乎所有同學都在某個學術問題上‘批判’過他。有一次,我認為他對康德某思想的解釋不具完整性,和他爭得很激烈。但老師自始至終興致很高,沒有一點兒被冒犯的不悅。”2005級博士生、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副教授吳曉雲回憶。
一句“提倡”,難以形容韓震對“批判性對話”的執著。在他眼中,這非一般教學方法,而是回歸哲學本質的必需手段。
哲學從來不是功利世界的寵兒,研習哲學也沒有捷徑可走。隨著市場經濟興起,很長一段時間,追求金錢的聲音壓倒了哲學家的獨白,這個清冷的學科似乎更加冷門。哲學何為?哲學教育何為?韓震有自己的判斷與堅持。
“哲學教育的危機,首先是教育方式的落伍。隻有把轉述教條的哲學變成不斷自我揚棄的哲學,把死記硬背的哲學變成引導自由思考的哲學,才能讓哲學回歸哲學,使思想彰顯魅力。因此,真正的哲學教師必須培養自己的批判者,用智慧的乳汁哺育自己思想的掘墓人。”他反思,自省,深挖“病灶”。
於是,在他的課堂上,“挑舋性閱讀”“詰問式爭論”深受鼓勵,“不帶頭腦”而來的學生,則可能受到嚴厲批評。
“不少學生在他面前哭過鼻子,但多是自責與羞愧,而非不滿,”吳玉軍感慨:“因為我們知道,嚴格背后,是愛和期望。”
愛越深沉,越難言表。吳曉雲心裡珍藏著一件小事:一次讀書會上,韓老師發現她情緒低落,詢問之下,得知她一位親人剛剛去世。幾天后,她接到了韓老師電話:“曉雲,我這裡有兩張電影票,你拿去看吧。”看似不經意的舉動,卻令她看到了老師很少表露的細致與慈愛。
從不輕易表揚學生,卻把他們的畢業去向一一記錄在博客中,為其加油打氣﹔從不利用職權為學生“開綠燈”,卻在最忙碌的時刻為他們精心修改論文,為其學術之路默默護航﹔很少“麻煩”學生,卻在每個新年或畢業季把學生們邀集起來吃頓便飯,聽著大家的成長與收獲,笑得無比舒心……愛是教育的靈魂,是師者最寶貴的付出和最豐厚的收獲。韓震享受著這種幸福。
2012年8月,在北京師范大學學習工作了30多年的韓震被賦予新的使命——出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他開始審思自己新的階段性定位。
一個令許多人驚訝的決定由此形成——就職演說中,他鄭重做出了“三不”承諾:任職期間,不再做外國哲學的學術研究,不再申請自己原有學科專業的研究課題,不再謀求與教學相關的個人榮譽。與之相應,所有的精力與心血,都將傾注到北外的整體發展與人才培養之中。
很少有學者安於這樣的犧牲,他卻認為值得:“個人的學術總有機會拾起,那麼多學生的成長耽誤不得。這幾年,我可以用更多時間研究高等教育規律,為中國的人才培養做些實事。”
的確有大大小小的“實事”等著他。大到制定全校發展戰略,小到邀請學生代表共飲下午茶,聽大家傾訴學習生活的苦惱。食堂菜價、自習室座位、澡堂開放時間……往昔盈滿於心的精神追問、哲學之思中,多了這些滿是煙火氣息的事務,他對教育事業的愛與悟也逐日加深。“什麼是好大學?無疑要有大視野、大胸襟、大格局、大平台,但學生的成長永遠是最切近的目標。”在他看來,再細瑣的事,隻要關系學生利益,都不再是小事。一貫的嚴厲與寬愛,在這裡延續——嚴,要求自己﹔愛,洒向學生。
跋涉者的苦與樂:艱難歲月裡,窺見智的光
按照歷史哲學的觀點,人是一種歷史性存在——隻有反觀歷史,才能認識自己﹔隻有借助歷史,才能走向未來。
40年前,當高中畢業生韓震帶著單薄的行李,以一名知青的身份“上山下鄉”時,他並不曾意識到,自己正在書寫著一段通向未來的“個人史”。
行李中精心包裹著幾本書——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周一良、吳於廑主編的《世界通史》。這是他為自己准備的精神食糧。
此時的韓震,正處在求知欲旺盛的精神成長期。然而,那場砸碎一切的浩劫仍籠罩著中國,他隻好求助於歷史,翻閱能找到的歷史讀本,從中尋找人類演進的大軌跡,嘗試著解開心中謎題。
這種迷茫與渴望,和他的成長直接相關。
1958年出生的他,未滿周歲便與三年自然災害迎面相遇。父母忙於工作,他被送回山東陽谷縣韓窪村老家,在一日三餐咸菜下飯的清苦中度過童年。6歲入學堂,在三個年級組成的復式班裡嶄露頭角﹔二年級時“文革”風起,讀書讓位於“運動”,幾經輾轉,他才得以讀完初中、高中。
兩年艱難勞頓的知青生活后,又是工廠做工的歷練。1977年,他終於迎來恢復高考的喜訊,並如願考入山東師范學院聊城分院(現聊城大學)政治系。
生活的河流拐了道彎,原本涓細的水流變得豐沛,直至波瀾壯闊——愛書人游進了書的海洋,韓震盡情吸收養分,對心儀已久的歷史學了解日深,並開始由此走向哲學。
“大量閱讀歷史后,自然會產生對歷史本身的追問。歷史是什麼?人能否認識歷史?這些思辨已超出了史學界限。我漸漸感到,隻有哲學才能從根源上滿足我的內心。”韓震說。
大學畢業,決意深造的他把視線投向西方哲學。又是一個“歷史性存在”的明証——和改革開放初期的許多青年一樣,他對歐美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潮產生了濃厚興趣,立志“發現西方社會近代以來突飛猛進的文化基因,找到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狀態的文化改造之路”。
北京師范大學成了圓夢之地。1982年,他在此攻讀哲學碩士,從此一待就是30年,完成了博士、教師、教授的步步攀登。
有了興趣、動力和艱難歲月中磨礪出的堅韌,韓震很快步入了學術研究的自覺自如之境。
還在本科階段,他便在《江海學刊》發表了論文處女作。碩士畢業論文《法國唯物主義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邏輯起點》,大膽提出與當時學界主流說法不同的觀點,不但刊發於《中國社會科學》,還連續兩年被《中國哲學年鑒》收錄介紹。
隨著對西方哲學探究日細,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也逐漸深透。在研究黑格爾、法國唯物主義的過程中,他深入探析西方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學理基礎,並把歷史唯物主義的起點追溯到近代意大利哲學家維柯那裡。在這種貫通的視域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愈發鮮明,也成為他心中不移的磐石。
上世紀90年代至今,他多次去海外訪學、考察、合作研究。和最初選擇西方哲學時的“師夷長技”心態不同,他用全球視野更加平等、更為廣闊地考察中國問題和國際問題並得出結論:“唯洋是舉”和“故步自封”統統要不得。因為,民族文化沒有優劣之分,健康的社會應有文化自信,敢於包容、吸收外來文化,在保持特性的基礎上壯大自身。
“書呆子”的儉與豐:唯一方書齋,卻心有天下
韓震善於自嘲。關於自己過去“不修邊幅、不會生活”的真實故事,他信手拈來,從不諱言。
曾經有同系教授半開玩笑地告訴學生:“想一眼認出韓震老師?咱系裡穿著最不講究的那位便是。”
的確不甚講究。年輕時,韓震一頭扎在教研當中,忙起來常常一學期不出校門,更談不上花心思打理自己。夫人梁俠包攬了家務,以至於兒子“一口咬定”:“我們家的錢都被媽媽花了,爸爸從來不買東西。”
何止不買東西,甚至常身無分文。直到有次外出,自行車騎至半路車胎癟了,他在修車攤打氣后一摸口袋——空空如也,頓時又驚又窘,這才養成了出門帶錢的習慣。
工作之外的生活,被他過成了“極簡主義”。隻要沒有公務或活動,他每天晚上必定雷打不動地在辦公室讀書、寫作。他在北師大的辦公室位於主樓八層近拐角處,學生們每次夜晚路過,幾乎都能望見那團溫暖的燈光。
即便今天,韓震還是喜歡這種簡單的生活。“沒什麼可動搖的,我覺得我本質上還是一個‘書呆子’。”
安於清簡,不役於物,這是古今中外哲人共有的境界。正如柏拉圖所言,“胸中有黃金的人,是不需要住在黃金屋頂底下的。”那麼,什麼是韓震的“胸中黃金”?
“是正直的操守,光明磊落,嚴格自律。”在致公黨中央工作的韓震弟子孫宇鵬深有感觸。“韓老師常對我們說,學術要嚴謹,思想要正派,他自己從不爭名逐利,榮譽來了總是推給一線老師,這對我教育很大。”吳曉雲亦有同感。
“有擔當,講奉獻,這是韓老師特別強調的一點。”吳玉軍回憶,“他常說,學者要有公眾關懷,做事情不要總想著自己,遇事也不要推脫責任,要為社會、國家服務。”
“他是個有堅定信仰的人。也許從不挂在嘴上,但都表現在平時的工作中。每當社會上出現大是大非的討論,韓老師都會主動、及時地發聲。他的文章學術與時政相結合,有理有據,令人信服。”孫宇鵬說。
而韓震最看重的,是幫助廣大人民,尤其是年輕人養成堪比黃金的可貴品性。為此,他積極承擔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任,十年辛勞,先后主持、參與了三本教材編寫,並作為咨詢委員會中的“年輕力量”,為幾乎每本教材的編寫獻策把關﹔他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落地生根不遺余力,既撰寫理論文章,又編寫大眾讀本,還親自給學生開思想政治理論講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該像鹽一樣,調在各種佳肴裡讓大家吃下去。如果直接吃鹽,效果一定不好。”他提出的價值觀教育“鹽論”,在教育界不脛而走﹔他還把關切的視線投射到基礎教育領域,作為組長帶隊研制了“歷史與社會”“思想品德”兩個國家級義務教育階段課程標准,主持開發了《歷史與社會》《思想品德》實驗教科書,讓科學的認知與美德的種子在孩子們心中扎根……
更多的行動,還在路上。“我曾經把西漢賈誼的話送給學生——‘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這何嘗不是對自己的鞭策與提醒?”韓震說。
作為思想者,他對價值的追問不會停息﹔作為實干家,他對真理的探索亦無止境!(記者 王斯敏 楊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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