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邏輯，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現實路徑。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眾所周知，實現“小康”，是鄧小平在1979年會見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的。1982年中共十二大鄭重宣布了實現“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此后，黨帶領全國人民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堅定不移地實行改革開放，使中國保持了持續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到2000年，中國人均收入達到969美元，2001年達到1035美元，鄧小平提出的小康社會目標總體上實現。但正如中共十六大報告所言，當時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從十六大第一次部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十八大第三次部署，由原來的“全面建設”改成“全面建成”，表明了黨對建成小康社會信心的增強。
從鄧小平同志提出“實現小康”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建成小康”，黨的執政思想、執政理念發生了深刻變化——由計劃經濟時期優先關注國強，到國強與民富並重，再到將保障與改善民生作為執政的出發點與落腳點﹔由看重經濟成就，到以經濟為重心，民主政治、文化軟實力、社會活力、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綜合衡量﹔由重視經濟發展速度，“幾年上一個台階”，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持續健康發展的同時，節約資源能源、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由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更加關注和實現共同富裕、社會公正等。我們是歷史主義者，我們承認並充分肯定在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屈辱歷史背景下，新中國率先追求國家強大的歷史合理性﹔在新中國生產力落后的基礎上，以高投入、高消耗等代價保持經濟高速發展的不可避免性﹔鼓勵一部分地區與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倡導效率優先的歷史正當性。同時，我們又是現實主義者，共產黨執政為民的要求之一，就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需要，在國家實力、經濟實力有了極大增長的情況下，在經濟高速發展幾十年后，資源、環境瓶頸制約日趨突顯的情況下，在東部沿海地區發展迅速、中西部地區相對遲緩、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情況下，黨的執政思想需要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而作出調整。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標志著黨在改革戰略指導思想上的深入發展。概言之，中國的改革事業已經由經濟高歌猛進、其他方面隨行，進入到既需要突出重點又要求同步系統全面推進的新階段,由提倡“摸著石頭過河”到重視頂層設計的新階段﹔由大刀闊斧、粗放式改革，進入攻堅克難、“深耕細作”的新階段﹔由倡導解放思想、創新理念理論優先，進入思想與制度並重、重視制度的健全完善的新階段。
1978年，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拉開了中國改革大幕，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志著全面經濟體制改革的展開。隨后，教育、科技、文化、政治等領域的改革次第跟進。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高歌猛進，改革力度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由此推動文化、教育、科技、行政管理體制等方面的改革向深層次拓展。改革行進到今天，已經形成了各個領域改革共構共存、相互支持也相互制約的局面。如果說，早期的改革隻能“摸著石頭過河”甚至有時不能不表現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且實踐証明是必須的，那麼隨著改革行進30多年后，中國共產黨清楚地認識到改革已經進入到必須更加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新階段，進入到繼續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其他方面的改革同步協調推進的新階段，更需要頂層設計、“未雨綢繆”。為此，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改革事業制定了整體性方案，描繪了全方位改革的宏偉藍圖。
毋庸諱言，改革開放初期，舊的體制機制嚴重束縛著生產力和社會活力，改革必須大刀闊斧，突破舊體制，至於新體制機制如何建立，“隻知道大概的方向”、交給實踐來解決。允許並寬容“試錯”，是當時中國改革的必要前提，否則寸步難行。因而，“粗放式”改革在所難免。但現在，一方面，改革前的舊體制機制已基本破除，經濟社會中存在的問題，往往源於與改革相伴而生的某些新格局新機制，打破不合理的、正在固化的利益格局成為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另一方面，改革經歷30多年后，各領域的改革方向已基本明確，新體制新機制的創設已經取得顯著成績，在此基礎上，改革需要攻堅克難、精耕細作。習近平總書記曾形象地指出，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全面深化改革要想順利推進，必須要有強有力的領導來主持擔當，不為各種利益掣肘、不為各種流言所動、不為各種風險所懼。隻有如此，改革方能深入持久地加以推進。
由於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制約，加之較長時期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態度，中國的改革事業在起步之際和面臨重大突破之時，常常遭遇種種障礙和束縛。思想不解放，改革開放便寸步難行。因此，在鄧小平同志的語匯中，“解放思想”成為使用頻率最高的語詞之一，也構成了鄧小平的話語特色。改革需要繼續解放思想毋庸置疑，用制度穩固為實踐所証明的改革成果、體制機制，用制度規范各個領域的改革發展，比以往顯得更為重要。黨的十八大明確強調“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習近平總書記十八大后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包含不少直接關於制度建設的重要論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深遠的歷史意義。他指出，我們要堅持以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推動制度創新，堅持和完善現有制度，從實際出發，及時制定一些新的制度，為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貫穿了制度建設這條紅線，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全面依法治國
“全面依法治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汲取傳統社會主義法治缺失的深刻教訓，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后反復強調要建立健全法制，努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由此開啟了法治中國之路。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十幾年裡，鄧小平同志高頻率地言說必須“兩手抓”，包括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法制建設。受歷史與時代局限，當年的法治與法制還屬於“粗放型”，其表征作用或象征意義大於法律意義。20世紀90年代后，市場經濟改革大潮涌起，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戰略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在法治與國家治理關系認識上的一次飛躍。中國法治建設在這一時期駛入快車道，2011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然而，司法不公、司法腐敗等新問題又出現了。至遲從中共十六大開始，黨中央已經認識到司法體制改革是法治國家建設的重要任務。司法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通過司法體制改革，治理司法腐敗、增強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司法體制改革成效卻不盡如人意，需要戰略思想和具體舉措的調整和創新。
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第一次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任務。《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立的“五大體系”一起建設、兩個“三位一體”共同推進、“十六字”方針全面落實的戰略思想以及“六大任務”的部署等都標志著黨對法治與國家治理關系問題的又一次認識飛躍。《決定》中既有整體性設計、又有具體措施規定，既有歷史繼承、又有時代創新，在這樣的頂層設計中，司法體制改革才能深入、司法公正才能更好地實現。
全面從嚴治黨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全面從嚴治黨的意義就在於此。十八大報告對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建設的經驗與原則進行了集中概括。全面從嚴治黨，首先就是要貫徹落實十八大精神。根據十八大部署，全面從嚴治黨首先抓的是黨風廉政建設，以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和雷厲風行的反腐敗，重振黨風，重塑黨的形象。黨風關系著人心向背，關系著黨的生死存亡。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不斷強調黨風建設重要性，黨中央在20世紀80年代便提出了從嚴治黨的明確要求。此后，歷屆中央領導集體不斷強調“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指導思想，投入大量精力抓黨風建設。如何治愈這一痼疾，提振黨心民心，成為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所面對的重大課題。黨風廉政建設需要標本兼治：治本需要堅韌不拔、持之以恆﹔治標則是決心和信心的表征。標不能治，何談治本！中國共產黨首先需要通過治標顯示從嚴治黨的決心和勇氣。以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契機，以黨風廉政建設為突破口、第一著力點，帶動整個執政黨建設邁上一個新台階，進入一個新階段，成為習近平總書記全面從嚴治黨的鮮明特征。當前正在開展的“三嚴三實”教育活動是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結束后，繼續以黨風建設為重點、常抓不懈的重要部署，是貫徹全面從嚴治黨、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的指導思想的重要體現。
重視理想信念和制度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抓全面從嚴治黨的鮮明特點。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系列重要講話中談到理想信念問題，強調共產黨人不能精神上“缺鈣”，強調“三觀”這個思想“總開關”的重要性，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等。同時，強調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強調制度建設要務實管用，搞好配套銜接，增強執行力等等，警告不能“牛欄關貓”，不能成為“稻草人”。可以說，理想信念和制度建設是保証全面從嚴治黨的兩大支柱，缺一不可。實際上，制度的主要功能在於設定行為的下限、底線，信仰則主要用來提升人的境界、操守，兩者相互配合，全面從嚴治黨才能落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所指出的：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從嚴治黨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剛，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工程《中國共產黨歷史》教材編寫組主要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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