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形成與歷史地位

﹝摘 要﹞在全面撥亂反正的背景下，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一階段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若干重大理論與歷史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但是會議期間出現了一些不協調的聲音，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加之社會上出現的錯誤思潮，影響了安定團結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明確提出了“四個堅持”。這個報告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和隨后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引起熱烈討論，各地也很快掀起了一場貫徹學習四項基本原則、進行真理標准討論“補課”的熱潮。隨著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之本的地位被確立起來，並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

中國共產黨的文獻反映的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黨對形勢和任務做出的價值判斷，往往凝聚了一代領導人的集體智慧，對實踐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形成於改革開放初期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是一篇適應當時的客觀需要並對未來中國產生深遠影響的歷史文獻。不過，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學術界對這篇重要文獻的研究還非常薄弱，一些基本史實還有待進一步厘清。

一、鄧小平受中央委托明確提出“四個堅持”

1978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擺脫了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中國的政治環境和思想氛圍得到極大改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兩次會議和在此前進行的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實質上也是圍繞如何在新形勢下正確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展開的，尤其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關系到中國政局穩定和未來發展。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是毫無疑義的。”﹝1﹞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又多次強調，我們對毛澤東的評價不能像蘇聯對待斯大林那樣搞“三七開”，“毛主席的偉大，怎麼說也不過分，不是拿語言可以形容得出來的”。﹝2﹞“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1﹞（p.149）但是對四項基本原則進行系統、專門論述的是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

理論工作務虛會是由葉劍英提議、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召開的，這次會議實際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在思想理論領域的貫徹和繼續。會議的目的是“總結理論宣傳戰線的基本經驗教訓”，“研究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之后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3﹞與會者圍繞這兩個目的，突破了許多理論禁區，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但是，會上也有一些不協調的聲音，如有人認為“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毛主席的功績怎麼評價也不過分”這兩句話過頭了﹔有人認為把黨領導國家寫入憲法“很不恰當”﹔在討論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時，有人提出“不能認為我們的經濟制度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了”﹔等等。而在會場外，西單“民主牆”釋放出來的不滿情緒也使黨內人士感到擔憂。對於群眾在西單“民主牆”貼大字報，鄧小平一開始並不反對，他說：“這是正常的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確的，這不可怕”。﹝4﹞但是隨著西單“民主牆”上的大字報越來越多，有些人利用黨和國家工作中的某些失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遺留的社會問題，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潮。1979年2月28日，在西單出現了一張署名“工向東”的大字報，攻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變本加厲的踐踏毛主席的路線，蠶食毛主席的事業”，有的油印刊物還誣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比江湖騙子的膏藥更高明一些的膏藥”。﹝5﹞當時，鄧小平對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簡報每期都看，有的會議領導小組成員將收集到的各地發生的極端事例、西單“民主牆”和社會上的出格言論加以歸納整理后上報，引起了中共中央和鄧小平的高度重視。3月27日，鄧小平就准備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稿問題同胡耀邦、胡喬木等人談話。鄧小平明確指出：“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現在該講了。”﹝2﹞（p.499）

3月30日下午，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這篇由胡喬木協助起草的講話，著重對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進行了旗幟鮮明地批駁，具有很強的思想性。鄧小平在這篇重要講話中，明確提出和闡述了四項基本原則，他強調：“如果動搖了這四條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條，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事業。”他特別強調，提出“四個堅持”並不代表中央的方針開始“收”了，發揚民主的方針改變了，而是為了“堅決克服妨礙實現三中全會方針政策的不良傾向”。﹝6﹞

鄧小平的講話是針對理論工作務虛會提出的問題作的總結，但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這個范圍。講話回答的是當時全黨工作面臨的問題，既是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現場聆聽鄧小平講話的，除了理論工作者以外，還有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干部，各省、市、自治區宣傳思想工作負責人，共計1萬多人。

二、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對“四個堅持”進行集中討論

報告結束后，參加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代表分成14個小組對報告進行了熱烈討論。與會者對鄧小平的報告表示衷心擁護，認為這個報告“高屋建瓴，旗幟鮮明，很全面，很深刻，很重要，像一把鑰匙開了大家的竅，是統一全黨思想的銳利武器”﹝7﹞﹔“好就好在它能夠確保黨的三中全會所制定的方針、政策的落實，從根本上保証黨的工作著重點的轉移”﹝8﹞﹔“聽了之后，思想豁然開朗，非常解渴”﹝9﹞﹔“22年前，正當我國歷史轉折的時刻，毛澤東同志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目前，在我們黨和國家的重大轉折時期，小平同志的這一極其重要的講話又為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對統一全黨的認識，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加速實現四化建設，將產生深遠的影響”。﹝10﹞

雖然多數與會者對鄧小平提出的“四個堅持”表示積極贊同，但是也有人對講話中的一些提法持有不同意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關於當前的“主要危險”是什麼。鄧小平的講話著重對右的思潮進行了批駁，但是有的與會者認為，“當前的重點以反‘左’為主，同時也要防右反右。中央三中全會以前和以后，我們斗爭的矛頭主要是繼續批判林彪、‘四人幫’的極左思潮。現在講話中，從總的精神看，好像是批右防‘左’了，這是否符合目前總的形勢，似值得慎重考慮。有的代表說，在貫徹執行三中全會的方針中，確實遇到了各種阻力，究竟什麼是主要的阻力，什麼是主要的危險，是值得研究的。我認為第二種思潮（指右的思潮——引者注）是值得注意的，也是一定要認真解決的，但同第一種思潮（指‘左’的思潮——引者注）比較起來，它的危險性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小平同志報告中隻強調反對右的一面，講到四條原則時，沒有區分正確與錯誤的界限，容易給人以可乘之機，使那種攻擊中央政策是‘修正主義’、‘復辟’的人更加猖狂”。﹝11﹞

第二，關於思想理論工作的缺點和不足之處。鄧小平贊揚了思想理論工作者在粉碎“四人幫”以來，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貢獻后，著重指出“思想理論工作顯得還有些不能緊緊跟上黨的要求和形勢的發展”，“許多思想理論工作的同志在實現工作著重點的轉移方面步子邁得不夠快，也就是說，在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一致向前看方面的努力有些不夠。”﹝6﹞大多數理論工作者都接受鄧小平的批評，認為“前一段，我們有些操之過急，希望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實踐証明是不行的”﹝12﹞，“小平同志批評雖然比較尖銳，但切中要害，十分懇切，使人心悅誠服”﹝13﹞。但也有人認為鄧小平“對理論戰線的問題和錯誤看得多了一點，批評重了一點，我們認為是不恰當的”。﹝14﹞

第三，關於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評價。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在三中全會以后召開的這次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大家敞開思想，各抒己見，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問題，總的說來開得是有成績的。”﹝6﹞但有人認為，鄧小平的講話對前段理論工作務虛會的估計低了一點，有些提法，在字裡行間使人感到理論務虛會為反對四條基本原則的反動思潮制造了“空氣”，給各種心懷不滿的反動分子造成了“空隙”。前些時候有人說理論工作務虛會是黑會，搞錯了，把人們思想搞亂了，等等。在鄧小平報告后，仍然有人認為理論工作務虛會就是錯了，小平同志的講法是幫助下台階。報告中相當一部分是將三中全會后理論工作的缺點和不足與目前社會上右的干擾混在一起講，客觀上也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即務虛會是否與這種右的干擾破壞有某種聯系。﹝15﹞

在黨內討論問題時，出現認識上的分歧並不奇怪，這也正是黨內民主的體現。尤其是當時的中國正處在重大轉折時期，剛剛打破“兩個凡是”的精神枷鎖，人們對“左”的錯誤造成的危害記憶猶新，對於剛剛參加了一個多月的理論工作務虛會、集中火力批判“左”的錯誤思想的與會者來說，面臨著一個如何全面理解和正確把握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的問題。因此，很多人對鄧小平這個講話的基調有些不理解，“這可以說是進入歷史新時期以后，思想政治領域遇到的第一個難題”。﹝16﹞但這恰恰反映出鄧小平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的卓越洞察力。就像鄧小平所說：“中央這樣提出問題，是不是無事生非？是不是小題大做？不是的。情況的發展使黨不能不這樣提出問題”，“這裡所說的一切，都是為貫徹執行三中全會各項方針政策所必須採取的措施。再說一遍，不採取這些措施，三中全會的方針政策就要落空，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就要落空，四個現代化建設就要落空，黨內外民主生活的發展也要落空”。﹝6﹞

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受到“左”和右兩種錯誤傾向的干擾，在反對兩種傾向的問題上如果把握不好，就有可能誤入歧途。鄧小平深知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他從來不單獨強調反對某一種錯誤傾向，而是在某一時期有所側重，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后來他又進一步指出：“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7﹞

三、中央工作會議圍繞“四個堅持”展開討論

1979年4月5∼28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中的一個議程就是討論宣傳思想工作，主要是討論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目的是在更大范圍、更高級別的干部中統一思想。

從討論情況看，與會者在以下三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第一，要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盡管黨內都認識到存在著“左”和右兩種思潮，但是許多做實際工作的高級干部認為，當務之急是集中精力應對來自右的干擾。如公安部部長趙蒼璧列舉了大量事實証明右的思潮正在向黨內蔓延，嚴重危害著安定團結的局面。他說：“一些自發組織和刊物，在我們內部有人支持，自發刊物《北京之春》的主編，就是共青團中委，副主編是共青團候補中委，他們的刊物經外文印刷廠廠長同意代為鉛印，一次就發行一萬份。《群眾參考消息》曾得到人大一個常委的資助”。﹝18﹞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認為：“我們現在面臨的形勢，和1956年至1957年的形勢有某些相似之處”，都是在提倡發揚民主、工作著重點轉移的時候出現了混亂。但是，他認為中共中央不會簡單重復1957年的做法，而是要劃清兩個界限：除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大界限外，還要以法律形式明確一些小界限，凡是合法的，就不要亂加禁止和干涉﹔凡是不合法的，就堅決制止，毫不含糊。﹝19﹞

正是由於社會上懷疑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暴露得比較充分，產生了渙散人心、鬆懈斗志、擾亂秩序的不良影響，所以絕大多數高級干部對鄧小平在講話中著重批評右的思潮紛紛表示支持。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韓光認為：四項基本原則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搞馬克思主義還是搞修正主義的分水嶺﹔是我們搞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對我們政治、經濟、理論、文教等各方面工作都有直接指導意義。﹝20﹞習仲勛在發言中說，“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文件，是黨中央在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給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提供的一個強大的武器”。﹝21﹞

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在黨內外得到廣泛的支持，但是一些與會者擔心，如果對黨內外出現的錯誤思潮看得過於嚴重，會對解放思想、發揚民主產生一些負面影響，不利於經濟調整工作。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部長張震認為，當前在工作著重點轉移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是大好形勢下的一股支流，是前進中的問題。他建議中央對前一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討論，應給予足夠的評價，不能因為出現了一些問題而影響黨的現行方針政策的執行。﹝22﹞

第二，“四個堅持”和解放思想要統一理解。在有的人看來，鄧小平的這個講話與他在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是兩個調子。如果不把“四個堅持”和解放思想這兩者之間的關系解釋清楚，很可能對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帶來不利影響。胡耀邦在一次談話中指出：“小平的報告有重要意義，四項基本原則不能動搖。但確實要把解放思想和堅持四項原則統一起來。今后我們的工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這上面，出在將思想路線和四項原則割斷開來，弄成兩張皮”。﹝23﹞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與會者一致認為，鄧小平的講話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是一致的。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為了更好地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亂想，誰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怎麼說就怎麼做。解放思想是要使人們的認識符合客觀實際，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24﹞“四個堅持”和解放思想要統一理解，不要以為“四個堅持”，今后就不解放思想了，那就會停頓下來，甚至倒退﹔也不能離開“四個堅持”去講解放思想，那樣也會出偏差。﹝25﹞“如果我們不從這個實際出發去理解和貫徹這四項原則，不根據新的豐富事實做出新的有充分說服力的論証去宣傳四項原則，如果只是從概念到概念，停留在一般化上，那是達不到堅持四項原則的要求的。如果我們的思想不解放，不能沖破林彪、‘四人幫’的禁錮，還抱著兩個凡是之類的框框不放，就不能聯系實際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結果不僅不能堅持四項原則，相反會損害和破壞這四項原則。”﹝26﹞

與會者還強調在學習鄧小平講話的同時，要繼續貫徹三中全會精神。“前一段的實踐証明，哪個單位領導的思想比較解放，處理遺留問題大膽果斷，群眾的積極性就高，各項工作就生氣勃勃。反之，問題就多一些”。﹝27﹞

第三，要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雖然很多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挨過整，甚至身陷囹圄多年，但他們出於內心深處對領袖的愛戴、對黨和國家利益的考量，難以接受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過多的批評。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但是他在平反后參加的第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仍然態度鮮明地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他說：“現在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應當怎樣看待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在蘇聯，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以后，不管他們真舉還是假舉，他們還有列寧的旗幟可以舉。在中國，如果我們放棄了毛澤東思想，不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我們高舉什麼旗幟呢？我們必須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否則，必然造成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個革命陣線的混亂，使親者痛，仇者快”。﹝28﹞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賽福鼎說，我們絕對不能丟掉毛主席的旗幟，絕對不能丟掉毛澤東思想這把刀子，我們還要高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29﹞

四、對鄧小平講話的進一步修改

按時間順序排列，鄧小平的講話在傳播過程中主要存在三個版本：第一個是鄧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原稿（以下簡稱“版本一”）﹝6﹞﹔第二個是以中央文件形式下發至各基層黨委的講話傳達稿（以下簡稱“版本二”）﹝30﹞﹔第三個是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下簡稱“版本三”）﹝1﹞（p.158）。

“版本三”和“版本二”相比並無大的變化。從語言表達上看，“版本三”的語言表達更加嚴謹和統一，如將“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改為“蘇聯霸權主義”﹔將“四條基本原則”、“四個基本原則”統一改為“四項基本原則”﹔對毛澤東所犯的錯誤的表述由“小插曲”改為“錯誤”，顯得更加客觀公正，恰如其分。從內容上看，“版本三”替換掉了一些過頭的估計，增加了一些新內容，如在講到林彪、“四人幫”對國民經濟的大破壞時，刪掉了“把國民經濟拖到崩潰的邊緣”﹔將“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在1949年至1957年的進步是資本主義國家所難以實現的。1962年至1966年和1977年至1978年的經濟發展（都帶有恢復性質）也很快”，改為“我們的經濟建設曾經有過較快的發展速度”﹔在論述民主問題時增加了“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別開來”。

“版本二”和“版本一”相比，無論是語言、內容還是邏輯順序變化都很大，幾乎每一段都有修改，內容更加科學，詞句寫得也比“版本一”准確一些。這些修改是在綜合了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和4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所提意見的基礎上進行的。

在第一部分“形勢和任務”中，“版本二”增加了兩段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勢的判斷，指出：“我們已經擺脫了林彪、‘四人幫’所造成的十年混亂，獲得了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必不可少的基礎和保証”，“三中全會以來三個多月形勢的發展，充分証明三中全會的方針是正確的，是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堅決擁護的”。此外，還加寫了一段要正確認識經濟調整工作的文字，“這次的三年調整同六十年代初期的調整不同，這次調整是前進中的調整，是為了迅速實現四個現代化打好穩固的基礎。但是局部的后退是必要的”，“我們過去說要三年大見成效，我們今年能把第一年的調整工作做好，這就是一個巨大的前進，就是為工作著重點轉移創造良好的開端，這就是大見成效”。

在第二部分“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版本二”增加了“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但是由於底子太薄，現在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科學技術力量很不足，一般水平要比世界先進國家落后二三十年”，“我們要大力加強計劃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問題在一段時間內也仍然存在”等關於中國國情的論述﹔將“黨內有極少數同志的思想仍然不夠解放”，改為“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受林彪、‘四人幫’極左思潮的毒害”。在討論鄧小平的講話時就有很多人對“黨內有極少數同志的思想仍然不夠解放”這個估計提出了異議，認為這個估計“同實際情況不符”，不能說是“極少數”，“實際上心有余悸、心有余毒的還是大有人在的”。

“版本二”在“第一條，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前面一段末尾還增加了“關於林彪、‘四人幫’所散布的極左思潮（毫無疑問，這種思潮也是反對四條基本原則的，只是從‘左’面來反對），我們過去已經進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還需要繼續開展這種批判，不能放鬆。現在我想著重對從右面來懷疑或反對四條基本原則的思潮來進行一些批判”。增加的這一段內容表明，中共中央認為當時右的思潮是主要危險，需要集中一段時間進行清理。

在“第三條，我們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中，“版本二”將引用的列寧的一段論述進行了替換，用來說明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的重要性。刪掉了“任何群眾組織也一樣會犯錯誤，而且如果要求擺脫黨的領導，就隻會犯更大的錯誤﹔讓這樣的組織來領導全國，就必然使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陷於瓦解和覆滅”這段話，因為“根本不存在這個問題”﹔刪掉了“我們某些思想雖解放，但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上述四項基本原則的某些不慎重的言論”這段話。在“社會風氣問題”的論述中，將“青少年的這種風氣也影響著整個社會”改為“青少年的這種風氣和整個社會的風氣互相影響，互相促進”。因為無論是青少年的風氣還是整個社會風氣，都是受到優良黨風影響的。為了支持這個觀點，專門增加了一段關於黨風和社會風氣的論述，說明“黨是整個社會的表率，黨的各級領導同志又是全黨的表率”，“隻有搞好黨風，才能轉移社會風氣，才能堅持四條基本原則”。

在第三部分“思想理論工作的任務”中，本來鄧小平在這個部分講了三個方面的問題，“版本二”在修改時刪掉了第一個問題“對於目前思想理論工作的一點估計”， 隻保留了后面兩個問題。中共中央專門下發文件進行了說明，指出刪掉這一段的原因是“經過一個多月來的工作，情況已經有了轉變, 因此，不需要再向省軍級以下進行傳達”。在“對幾個理論問題的看法”中，增加了關於主要矛盾的判斷。此外，還增加了一段思想理論工作的方針政策的文字，強調“不允許有絲毫動搖”。

五、在宣傳四項基本原則的同時進行真理標准討論“補課”

1979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傳達了鄧小平講話的主要內容。中共中央宣傳部要求各地開展一個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教育活動，並指出這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嚴重斗爭”，號召各級黨的組織特別是思想理論界，“要緊張地動員起來，針對群眾提出的問題，組織力量，真正下一番苦功夫，流幾身汗，熬一些夜晚，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一個一個地加以回答”。﹝31﹞5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轉鄧小平的講話，指出“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指導性文件”，要求“在城市中的全體共產黨員，全體共青團員，全體指戰員，各機關、企業的全體職工，大中學校的師生員工，和農村大隊以上干部中進行傳達，並採取不同方法組織學習討論”。﹝30﹞與此同時，政府部門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嚴厲打擊煽動鬧事、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壞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穩定了社會秩序。但是，從各地傳達學習的情況看，“左”的思維方式還禁錮著人們的頭腦，“思想解放總的形勢是，中央開了頭，有的地方開了一點頭，許多地方還沒有開頭”。﹝32﹞《河南日報》一篇評論員文章說：“黨中央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之后，這股右的思潮是有些收斂了。但是，那股本來就存在的‘左’的錯誤思潮又突出起來了。有些同志思想僵化、半僵化，或出於朴素的階級感情，對三中全會採取的某些方針、政策，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懷疑和動搖。而極少數懷有惡意的人，否定或反對我們黨粉碎‘四人幫’以后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所採取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說什麼‘右’了、‘修’了。攻擊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是什麼‘致亂之源’。”﹝33﹞《山西日報》一篇評論員文章在回顧真理標准討論的歷程時說：“三中全會以后，由於社會出現了‘左’、右兩種錯誤思潮，特別是‘左’的錯誤思潮的干擾，討論也沒有搞好。當時，有些人企圖把四項基本原則納入極左路線的軌道，打著維護四項基本原則的旗號，攻擊三中全會，攻擊真理標准的討論。”﹝34﹞這種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沒有深入領會的情況，使一些黨員干部的思想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影響了對工作和對問題的處理。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確定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但是由於認識不一致，進展緩慢，這表明長期以來形成的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難以在短期內得到克服。因此，繼續進行真理標准問題討論、進一步解放思想就顯得十分迫切。

1979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周揚在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學術討論會的發言中提出了一個觀點，他認為目前正在進行的思想解放運動，是中國近現代革命史上繼五四運動、延安整風運動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我們的思想解放運動，不是放棄而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取消而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擺脫而是堅持黨的領導，不是背離而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35﹞5月10日，《理論動態》發表文章，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貫徹向前看的方針，“我們如果不聯系今天的現實情況，只是一般地講老道理，說空話、陳話、套話，從概念到概念，就不能說服人，不能達到真正堅持四項原則的目的。隻有在向四化的進軍中，抓住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用新的豐富事實對堅持四項原則作出有說服力的論証，才能使四項原則保持強大的生命力”。﹝36﹞5月11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分別轉載了這篇文章。5月21日，《解放軍報》刊文指出：“我們有些同志並沒有很好學習三中全會的文件，領會三中全會的精神。明明三中全會已經講了的問題，由於他沒有學習，他就覺得是個新問題。許多政策措施，隻要好好學習三中全會文件，本來是可以搞通的，他卻至今還老是不理解。看到社會上存在錯誤思潮，就認為四項基本原則早提出來就好了，以為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再不能解放思想了，這種看法所以會在一部分同志中發生，難道不是同沒有好好學習三中全會文件大有關系嗎？”﹝37﹞文章要求部隊要重新學習三中全會文件，抓緊補上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問題的討論這一課。這是最早提出要對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進行“補課”的。

經過這樣一番宣傳，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起來，越來越多的領導干部認識到需要進一步開展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補上這一課。1979年五六月間，四川、江西、湖北、遼寧、浙江、廣東等地負責人紛紛發表講話，強調繼續解放思想仍是比較大的問題，要用很長時間，花很大氣力才能解決﹔﹝38﹞不要因為反對“左”和右的兩種錯誤思潮，就不敢進一步解放思想﹔﹝39﹞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要繼續深入，思想要繼續解放，民主要繼續發揚，“三不主義”一定要堅持﹔﹝40﹞“左”的思潮更容易迷惑人，因而對我們的危害更大，更需要引起大家的警惕，我們還只是初步貫徹了三中全會精神，是“開頭”，絕不是“過頭”。﹝41﹞中共中央黨校副教育長馮文彬在給全校學員作哲學輔導報告時說：“我們千萬不能心有余悸，徘徊觀望，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堅定的立場。不要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就又猶豫起來。”﹝32﹞7月，《人民日報》先后發表了《基層聯系實際討論真理標准大有好處》﹝42﹞、《開展真理標准討論 打開思想解放大門》﹝43﹞等文章，推動“補課”在全國各地開展起來。

鄧小平對真理標准討論“補課”十分重視，1979年7月28∼29日，他在談話時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真理標准的討論是基本建設，越看越重要，越看意義越大”，“這個爭論還沒有完，海軍現在考慮補課，這很重要……不解決思想路線問題，不解放思想，正確的政治路線就制定不出來，制定了也貫徹不下去……所以，這場爭論的意義太大了，它的實質就在於是不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2﹞（pp.539，541）接著，人民解放軍各部隊都對真理標准問題討論“補課”做了研究和部署，全國各地也陸續行動起來。1979年冬，真理標准討論“補課”達到高潮，形成了名副其實的大討論局面。

在真理標准討論“補課”中，各地普遍提出了分清兩條思想路線的要求，因而效果明顯。這次“補課”是對1978年開始的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繼續，其實質是進一步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但不是簡單的直接的繼續，是在經過了一段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教育發生了曲折以后，在新的形勢下的繼續”。﹝16﹞（p.331）通過“補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等觀念深入人心，有力地推動了撥亂反正和四個現代化的進程。

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歷史地位

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隨著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它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史、指導思想發展史等方面的歷史地位也被逐步確立起來。

第一，四項基本原則奠定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政治基礎。在中國搞現代化事業必須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鄧小平說，改革，現代化科學技術，加上我們講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從現實政治發展的角度看，“離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沒有根，沒有方向，也就談不上貫徹黨的思想路線”，“解放思想決不能夠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不能損害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1﹞（pp.278，279）因此，“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7﹞（p.379）

1980年12月25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對於這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動搖，並且要用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1﹞（p.358）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了四項基本原則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四項基本原則，是全黨團結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共同的政治基礎，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進行的根本保証。一切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錯誤的，一切否定和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不能容許的。”﹝44﹞1982年，四項基本原則被正式載入中共十二大通過的黨章和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的序言中。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正式將四項基本原則作為重要內容寫進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第二，四項基本原則構成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核心內容。“要開辟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不能停留在應對當前種種迫切問題上，需要有一個全盤而長遠的總設計。”﹝45﹞《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發表的兩篇重要文章，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更重要的是，兩篇文章提出的思想理論反映出在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對中國發展走向的重要思考。如果把這兩篇文章相對照，可以發現，前者強調打破思想僵化，解放干部和群眾的思想﹔后者強調解放思想絕對不能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正確軌道，不能有損於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兩者是互相補充、互相依存的關系。到這時，鄧小平對於新時期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全盤設計已經初露端倪，作為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大框架已經明確提出。可以說，鄧小平“在啟程揚帆之時就為改革開放指明了正確的方向”。﹝46﹞

第三，四項基本原則為中國共產黨科學總結歷史經驗提供了思想指導。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闡述的“四個堅持”是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中總結和概括出來的，這其中也體現和蘊含著總結黨的歷史的新的思想方法，例如“宜粗不宜細”、“恰如其分”等原則。其中，鄧小平在闡述四項基本原則時，著重強調了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方法和原則，因為總結中共執政以來的經驗教訓，最核心的一條就是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指出，評價毛澤東應該“分析歷史的復雜的背景”，要“公正地、科學地、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經驗的結晶”，“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1﹞（p.172）后來，他進一步指出，總結歷史經驗、評價毛澤東，必須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大前提下進行。因為“過去的三十年，是堅持、發揚四項基本原則同背離、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斗爭”，所以，“要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三十年的整個歷史銜接起來”。﹝2﹞（p.552）這些豐富的思想積累，成為后來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核心論點。

習近平指出：“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問題就是黨的生命。”﹝47﹞鄧小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確立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則，成為這條道路“千磨萬擊還堅勁”的政治保障，對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 參 引 文 獻 ﹞

﹝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頁。

﹝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頁。

﹝3﹞《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上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頁。

﹝4﹞《鄧小平副總理會見美國、日本朋友時指出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實現四化的指導思想》，《人民日報》1978年11月28日。

﹝5﹞《嚴正的審判——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魏京生反革命案旁聽記》，《人民日報》1979年10月17日。

﹝6﹞《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1979年3月30日）》， 天津市檔案館：X0211-Y-000029。

﹝7﹞《學習討論鄧小平同志報告的情況》，《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京西總》第18期，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4。

﹝8﹞《第四組討論鄧小平同志講話的情況》，《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友誼總》 第12期，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4。

﹝9﹞《軍隊二組初步討論鄧副主席講話的情況》，《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軍隊》第6期，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4。

﹝10﹞《認真學習討論鄧小平同志的報告》，《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京西總》第16期，天津市檔案館：

X0213-C-000014。

﹝11﹞《對報告的一點原則性意見》，《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友誼總》第30期，天津市檔案館：

X0213-C-000014。

﹝12﹞《第五組討論鄧小平同志講話的情況》，《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友誼總》第5期，天津市檔案館：

X0213-C-000014。

﹝13﹞《對鄧小平同志報告的反映》，《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京西總》第17期，天津市檔案館：

X0213-C-000014。

﹝14﹞ 《安徽、山東同志討論小平同志報告的情況》，《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京西總》第21期，天津

市檔案館：X0213-C-000014。

﹝15﹞《關於修改小平同志報告的若干意見》，《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友誼總》第21期，天津市檔案

館：X0213-C-000014。

﹝16﹞沈寶祥：《真理標准問題討論始末》，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頁。

﹝1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頁。

﹝18﹞趙蒼璧：《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1979年中央工作會議簡報》第198期，天

津市檔案館：X0211-Y-000022。

﹝19﹞《1979年中央工作會議簡報》第154期，天津市檔案館：X0211-Y-000021。

﹝20﹞《1979年中央工作會議簡報》第241期，天津市檔案館：X0211-Y-000022。

﹝21﹞《1979年中央工作會議簡報》第171期，天津市檔案館：X0211-Y-000021。

﹝22﹞《1979年中央工作會議簡報》第174期，天津市檔案館：X0211-Y-000021。

﹝23﹞盛平主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43頁。

﹝24﹞《1979年中央工作會議簡報》第168期，天津市檔案館：X0211-Y-000021。

﹝25﹞《1979年中央工作會議簡報》第167期，天津市檔案館：X0211-Y-000021。

﹝26﹞《1979年中央工作會議簡報》第158期，天津市檔案館：X0211-Y-000021。

﹝27﹞《1979年中央工作會議簡報》第164期，天津市檔案館：X0211-Y-000021。

﹝28﹞《1979年中央工作會議簡報》第183期，天津市檔案館：X0211-Y-000022。

﹝29﹞《1979年中央工作會議簡報》第218期，天津市檔案館：X0211-Y-000022。

﹝30﹞《中共中央批轉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的通知（1979年5月11日）》，天津市

檔案館：X0211-Y-000001。

﹝31﹞《宣傳動態選編：197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0頁。

﹝32﹞馮文彬：《排除干擾 乘勝前進》，《人民日報》1979年6月7日。

﹝33﹞《這場討論是在斗爭中發展的》，《河南日報》1979年7月22日。

﹝34﹞《更加普遍深入地開展真理標准問題的學習和討論》，《山西日報》1979年10月23日。

﹝35﹞周揚：《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

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79年5月7日。

﹝36﹞《分清兩條思想路線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理論動態》第132期。

﹝37﹞《堅定不移地繼續貫徹三中全會精神》，《解放軍報》1979年5月21日。

﹝38﹞《把黨內外思想統一到三中全會精神上來》，《人民日報》1979年5月23日。

﹝39﹞《李德生同志在沈陽部隊師以上干部會議上強調  在三中全會精神的基礎上同心同德搞四化》，《人

民日報》1979年5月29日。

﹝40﹞《貫徹三中全會精神 反對“左”右干擾》，《人民日報》1979年6月2日。

﹝41﹞《習仲勛同志在廣東三級干部會上強調發展大好形勢必須排除“左”右干擾 堅定不移繼續貫徹三

中全會精神》，《人民日報》1979年6月11日。

﹝42﹞《基層聯系實際討論真理標准大有好處》，《人民日報》1979年7月12日。

﹝43﹞《開展真理標准討論 打開思想解放大門》，《人民日報》1979年7月19日。

﹝44﹞《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頁。

﹝45﹞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第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7頁。

﹝46﹞李捷：《鄧小平與改革開放的啟航》，《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6期。

﹝4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頁。

﹝作者簡介﹞劉艷，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王濤，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

 文章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