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紅利下須加強個人數據保護

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面臨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期，“數據紅利”這一概念被提出。“數據紅利”是指進入到“互聯網+”的數據時代之后，線上線下產生的個人數據成為了生產要素之一，通過技術開發和利用，一方面會帶來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則可以實現互聯網對生產和增長的影響。今年3月，阿裡研究院發布了《“互聯網+”研究報告》，其中就指出“互聯網+”的本質是傳統產業的在線化、數據化，而對數據產品的開發為攫取數據財富開辟了新的源泉。2015年9月，國務院發布了《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指出“信息技術與經濟社會的交匯融合引發了數據迅猛增長，數據已成為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為了運用這些數據來達成推動經濟發展、完善社會治理和提升政府服務等目標，提出了包括加快政府數據開放共享等一系列主要任務。

毋庸置疑，在信息社會和數據時代，每個使用或者不使用互聯網絡的人都會主動或者被動地在上面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跡。這些數據痕跡一方面為便捷生活服務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則被拓展開發使用，成為數據控制者或者實際使用者的盈利利器。然而，在數據主體不知情或者未給予明示同意的情況下，個人數據被二次、三次或多次使用，極易造成對其信息的濫用，給個人帶來不利后果，並最終會反作用於數據開發產業。

失控的數據

美國馬裡蘭大學法學教授弗蘭克·帕斯卡在其新書《黑箱社會：控制金錢和信息的秘密算法》中指出，大公司無時無刻不在悄悄針對我們遺留在互聯網上的數據痕跡進行分析並找出我們的個人行為習慣。這些被分析出來的個人行為習慣極為詳盡，往往被用來營銷或者定點廣告的發布（阿裡研究院的調查報告也指出通過數據用途的拓展創造新的價值，如精准網絡廣告等是商業攫利的出發點）。這些顯性的用途一般不會引起用戶的過度關注，只是當作網絡使用的一個副產品。但是，該書作者指出，數據痕跡的收集和處理會帶來更為嚴重的后果——對名譽、商業命運甚至經濟走向的操控——盈利背后隱藏著巨大的權利濫用。數據已然失控，如何控制大公司對個人數據的收集和處理、如何控制黑箱算法造成的不公平對待、如何讓個人了解自身留痕的數據到底被用來做了什麼等一系列問題是本書作者希望解答的，也同時是擺在廣大用戶面前的現實。

無處不在的監視

極巧的是，美國著名信息安全專家布魯斯·施奈爾也在近期出版了探討類似問題的新書《數據巨人：數據收集和控制的秘密較量》。該書指出，我們現今習以為常的手機、計算機、互聯網都在隨時隨地地收集著我們的數據。每天離不開的手機會記錄個人的地理位置信息、在線進行的購物或者娛樂會記錄個人的行為習慣、電子郵件或者短信業務會顯示經常聯系的對象、搜索引擎會知道個人的心情和想法等。雖然這些大量數據信息幾乎都是個人主動提供，可算作是為了便捷生活而適當付出的一定代價。但是，作者認為，超越初次收集和處理目的的二次甚或多次的使用，極易造成對個人的歧視、不公平對待甚至危險。必須通過改革現有企業和政府的以監視為基礎的框架結構，從而保護個人的信息隱私。

解決機制的找尋

為了應對數據挖掘和分析技術導致的數據主體和數據控制者之間的信息不平衡，造成在數據主體不知情或者沒有明確授權的情況下對於信息數據的處理，產生對個人在價格、服務和機會上的歧視，構成對個人數據的濫用。2010年，歐盟提出，將過去由數據主體承擔的對數據處理是否同意的責任轉移到收集、存儲和使用數據的數據控制者上，減輕原本不具有專業知識的數據主體的負擔，增加數據控制者的責任和義務。這一問責機制的提出，核心在於在遵守現有數據保護指令規定的基礎上，通過諸如對高風險數據處理實行“隱私影響評估”等方式保障數據權利。此外，2012年，歐洲委員會在修改1995年個人數據保護指令的草案中提出“被遺忘權”，以確保人們更好地控制在線數據保護風險。網絡空間的遺忘權主要包括刪除那些原本不該存儲的信息，實時更新已經過時的信息和阻止不當的信息收集等。

“數據紅利”概念的提出，的確為我國面臨人口紅利消失的現實提供了一條探索和實踐的路徑。這也與我國“十二五”以來，被視作國家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城市信息化進程中的智慧城市的建設、2013年國務院《國務院關於推進物聯網有序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以及“互聯網+”戰略等相契合。但是，不可忽視這其中可能產生的對初次收集和使用的個人數據的二次、三次以致多次利用，造成對個人信息的濫用並給個人帶來不利后果的風險。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更為完善的法規制度建設，加強對數據採集、傳輸、存儲、利用、開發的規范，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等方面亟需各領域專家的合作，提出草案和建議。（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