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忠民：防止對社會公正的誤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社會公正不僅是基本制度安排的基本依據，更是同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並為社會各個群體所高度關注的重大事情。就此而言，准確地理解社會公正理念，特別是防止對社會公正的誤讀就顯得尤為重要

 誤讀之一：對弱勢群體有利的事情才是公正的事情

合理的解釋應當是：真正的社會公正並非只是對哪一個特定群體如弱勢群體有利，而是對社會的各個群體都有利。

這裡，必然要涉及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亦即社會公正的基本立足點問題。就締結社會的意義上講，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貢獻都是不可缺少的。離開每個具體的社會成員，社會便無從談起。也正是在無數社會成員所構成的基礎之上，社會具有人的種屬尊嚴，相應的，每一個社會成員也由之具有人的種屬尊嚴。無論是從締結社會的角度講，還是從人的種屬尊嚴的角度看，社會成員之間理應是平等的。同時，社會的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有賴於必不可少的社會合作。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歸屬於某個特定的職業群體，從事特有的職業分工。每一個社會群體由之具有不可或缺性。既然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是平等的，每一個社會群體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社會公正的基本立足點應當是如是情形：社會應當站在社會整體的角度，以維護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為出發點，不管這個人是貧困者還是富人，是官員還是平民，是男子還是女子，是老年人還是年輕人，等等，隻要屬於基本權利的事情，就應該得到一視同仁的保護，而不能厚此薄彼，不能“偏心”於某個特定的群體。

既然社會公正是要維護每一個社會群體的基本權利，這就意味著：正如弱勢群體有著自己平等的基本權利一樣，其他社會群體也有自己平等的基本權利。一個社會固然要不斷地扶貧濟困，改善弱勢群體的生活處境，不斷提升全體人民基本生存和尊嚴的底線，同時也要不斷拓展社會各個群體自由發展的空間，激發社會各個群體的活力和創造力。如是對社會公正的追求，方能做到既促進了社會的團結整合，同時又有效推動了社會發展。顯然，如果只是強調改善弱勢群體是社會公正的主要內容，那麼，便是以偏概全。重要的是，這種片面導向的持續進行，便會不可避免地催生平均主義甚至是民粹主義現象的出現，損害其他群體的合理利益，造成不公現象，從而給社會帶來始料不及的嚴重危害。

 誤讀之二：社會公正主要是一個收入差距的問題

合理的解釋應當是：收入差距狀況是社會公正狀況的一個帶有一定綜合性的直觀表現，但社會公正問題所包含的內容十分廣泛，遠遠不是收入差距狀況所能涵蓋的。雖然收入差距狀況如基尼系數能夠用來從某個側面描述社會公正的某種具體狀況，但遠遠不能解釋社會公正的全部或基本狀況。

收入差距狀況說明不了社會成員努力的機會條件是否公正合理。社會公正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機會平等，亦即：凡是具有相同能力和相同意願的人，其發展前景應當是大致相似的。為此，社會流動包括垂直流動和水平流動的渠道應當是開放暢通的。唯有如此，一個社會方能充滿活力和創造力，進而才有可能得到持續發展。任何群體任何機構不能人為地設置障礙，造成“利益固化的藩籬”，來妨礙人們的自由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升學、考公務員、辦企業、上項目、晉級、買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國等各種機會都要靠關系、搞門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顧，沒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無法出頭，就會嚴重影響社會公平正義。”顯然，對於社會成員努力的機會條件的公正與否，收入差距狀況難以予以有效說明。

收入差距狀況難以准確說明初次分配結果的公正與否。在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的公正規則理應是按照貢獻進行分配。在社會經濟的創造活動中，社會成員的貢獻是不同的。這種不同體現在，社會成員在勞動投入量、資本投入量以及技術等方面大小有別。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就應當按照貢獻的大小進行有所差別的分配。盡管這種分配的結果會造成收入及財產上的差異，但這種差異是公正的，況且在這種差異的基礎之上還要立足於社會整體利益進行再次分配，從而彌補了初次分配可能的弊端。相反，如果只是強調結果的相似，強調外觀上的收入差距較小、基尼系數較低，倒有可能是不公正行為所造成的。比如，在平均主義盛行的年代，人們無論干多干少，其初次分配結果都是相似的，在社會的表面上形成了一種收入差距較小、基尼系數較低的情形。但實際上，這是另一種形式的不公正和剝奪，是勞動貢獻較小的人對勞動貢獻較大的人的一種剝奪。顯然，如果只是將收入差距較小這樣一種表面情狀當作是公正的目標，那麼，其中所隱含的危害是比較大的。

 誤讀之三：社會公正只是一件相對的事情，沒有絕對的社會公正

合理的理解應當是：社會公正既是一件相對的事情，同時也是一件絕對的事情，是相對和絕對的統一體。

有論者認為，社會公正更多的是一種理想，一種應然的事情，公正在現實社會當中隻能是一件相對的事情。在現實社會當中，社會公正是不可能得以真正實現的。發展是壓倒一切的事情，不能以任何名義包括以追求社會公正的名義耽誤發展。

社會公正固然是一件相對的事情，但同時也是一件絕對的事情。同萬事萬物包括發展一樣，社會公正是絕對與相對的統一。列寧指出：“主觀主義(懷疑論和詭辯論等等)和辯証法的區別在於：在(客觀)辯証法中，相對和絕對的差別也是相對的。對於客觀辯証法來說，相對中有絕對。對於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來說，相對只是相對，因而排斥絕對。”從世界范圍看，凡是社會公正做得比較好的國家和地區，都是在一個個具體的、“相對”的時代條件下，逐步地使該國或地區社會公正的“絕對”成分不斷得以增加，使社會公正的“絕對”水准得以不斷提高。

我們應當本著“盡力而為”和“量力而行”這兩項相輔相成的原則來維護和促進社會公正。社會公正是相對和絕對的統一體的道理告訴我們，應當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不能以社會公正的相對性為借口回避、拖延對社會公正的維護促進，而是應當基於盡力而為的原則，促使社會公正的增量因素得以不斷地、可持續地積累，使社會不公正的存量因素得以不斷地減少。在中國現階段，社會公正問題已經成為事關中國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中央全面審視和科學分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和態勢，認為這個問題不抓緊解決，不僅會影響人民群眾對改革開放的信心，而且會影響社會和諧穩定。”顯然，就社會公正的維護和促進這一時代重大任務而言，我們現在已經不能以任何借口予以拖延。同時，要本著量力而行的務實精神，基於現實的經濟水准，制定具體可行的階段性目標，有效地促進社會公正。唯有如此，方可既積極維護和促進社會公正，同時又能夠避免超出特定的時代條件，不切實際地追求應然的社會公正目標，以至於造成欲速則不達的負面效應之作法。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科社部)(摘自2016年3月2日《光明日報》)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