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與公共倫理轉型

[摘 要] 《慈善法》所確定的公共倫理，核心是依法行善。行善需要依法是公共倫理建設的革命，一旦要對公共善行的每個環節進行具體規范，必將對公共倫理的系統建設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社會建設將會獲得更為堅實的公共倫理基礎，從而會使我國公共倫理向著新的方向發展。

2016年3月1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以下簡稱《慈善法》），在中國社會建設史上具有裡程碑的意義。依法行善，依法治善，使善納入法治軌道，標志著中國公共倫理發展的歷史性轉型。而這一轉型所揭示的社會價值與發展邏輯，將會對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格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一、依法行善所確立的公共倫理邏輯

《慈善法》所確定的公共倫理，其核心就是依法行善。行善需要依法，還要對於公共善行的每個環節進行具體規范，這一公共倫理所包含的內在深刻意義，從一開始進行立法討論就反映出其巨大的社會影響。

當《慈善法》在2015年10月進入一讀並征求社會意見時，第一個最大的社會反映就是對於公共募捐行為的激烈爭論。其焦點體現為：一個社會個體為了公共利益，可不可以自行發起募捐？許多人認為，一個人為別人募捐是做好事，又不是為自己，當然不需要政府行政部門的批准！但發達國家的經驗與中國社會佔主流的意見並通過法律的體現則是，一個人要發起公共募捐，屬於公共行為，應該接受有關行政部門管理規范的約束。這就是說，一定要經過規范的程序與機制，才可以向社會大眾募捐。這一規定所確定的邏輯即是，即使是做大好事，隻要涉及公共行為，都要有一定的標准與規范，要依法行善。

個體與公共募捐行為規范的爭論具有深刻的社會背景。我國社會傳統對於個體與公共行善的概念是相當特殊的。這一特殊性集中的體現是《水滸傳》所描述的“替天行道”行為。在這種思維模式中，“天”在哪裡？也許誰也說不清楚，可能就是上天，當然不是法律，也不是政府﹔“道”在哪裡？當然也不是法律，也許就是人們的良心，是更無法體現為具體公共標准的個體道德。誰來替天行道？當然就是個體的自我認知水准。在這樣的思維邏輯中，社會對於公共倫理的建設完全個體化了。凡是發生一些社會問題，人們就會認為“中國人素質低”“道德淪喪”等。但事實恰恰相反，中國人的道德水准是在不斷提升。這從一個角度表明，僅僅從個體道德的角度來評價公共道德，會出現多麼尷尬的結論。而如果行善也要遵從法律，則恰恰把公共倫理的建設與個人道德之間劃分出了一個界限，這個界限的准則就是：要依法行善！這個基本法，就是《慈善法》，它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討論通過，從而帶有強制性。我國社會對於法治建設的認識，最初只是認為法律主要用於治惡，到后來開始認識到需要依法行政，現在則進入了依法行善的階段，這無疑是法治建設的重大進步。

依法行善，首先需要對善進行定義。《慈善法》將善定義為“大慈善”，既包括扶貧濟困和扶老救孤，又包括發展教科文衛體事業和環保等公益行為。這一定義，將公益事業與慈善事業打通了。在相當長的時期中，人們總是刻意將公益與慈善進行區分，其中往往含有貶低慈善為“小善”的意味。確實，如果慈善事業不能與社會發展的各類公益事業建立廣泛的聯系，慈善就不可能成為全社會參與的事業。一旦慈善與公益之間基本等同起來，則各類公益事業也會得到社會源源不斷的支持。新的慈善定義客觀上確立了公益發展的社會支持機制。

《慈善法》使善的行為方式得到巨大拓展，其集中體現就是慈善服務的規定。過去，我們總認為，慈善就是捐錢捐物，志願服務也還基本認可。但其他方面如養老、兒童和殘疾人的服務等，就往往與慈善切割開來，所以佔主流的意見總認為慈善不需要專業人員。其實，慈善的重要產出就是提供巨大的社會服務，包括社會矯治、養老、兒童和殘疾人服務等。正是專業化的服務人員和機構的大量存在，使得慈善就業者在發達國家一般佔總就業人員的百分之十左右。我國社會一直討論慈善的成本，在提供直接服務的領域，不僅是需要社會捐贈，政府也要有大量的投入，甚至社會還要付出一定比例的費用。慈善組織所提供的高質量的社會服務，也是一種社會產品，其工作人員的薪酬，是題中應有之義。

慈善信托的規定，則標志著慈善工作開始運用金融工具並與金融市場接軌。在歐美國家，慈善信托已經實行幾百年之久。我國實行慈善信托制度，就可以改變公益信托虛設多年的現象，從而使慈善信托真正能夠落到實處。同時，歐洲不少國家還允許基金會投資興辦企業，贏利為基金會所有。借鑒國際經驗，現在我國也允許基金會投資辦企業，這更是一大突破。

從社會治理的視角看，《慈善法》所確定的慈善組織管理體制，無論注冊與登記，還是募款的管理以及從年審到年報制度的改變，無不體現了政府的開放與規范。可以說，將要依法建立的慈善組織管理體制，完全符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要求。因為，慈善組織取消了主管單位制度，就意味著這類組織真正成了自主性組織，就要提高自律並優化治理結構﹔而募款的備案制度，則意味著公募與非公募資格區別的淡化，募款行為一旦主要依賴社會大眾對慈善組織的信任程度，必將大大提高慈善組織的建設水平。如果將慈善組織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司進行比較，慈善組織已經開始成為類公司的組織。慈善組織為社會大眾生產的產品，主要是愛心與服務，當然要受到社會大眾的直接監督從而大大提高其專業化水平。

《慈善法》從多個方面對政府的支持責任促進措施進行了規范，從而使得慈善事業的發展與政府的責任密切結合起來。政府的免稅、表彰、提供多方面的服務，開始成為法律責任。

依法行善所確立的公共倫理，是中國現代社會建設當前所急需的倫理。在中國社會快速轉型和提升的過程中，如果我們能夠充分理解公共倫理的建設特性，運用法律手段確立公共倫理標准，從而較為自覺地投入現代公共倫理的建設過程之中，我國社會的進步將會日益加速。

二、慈善對公共倫理的三重影響

由《慈善法》所確立的公共倫理決不僅僅局限於慈善領域，也為整個社會的倫理進步注入了新的價值。

（一）為新的社會倫理奠定下最重要的基礎：寬容與大愛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人們形成了一種惡斗的理念，似乎斗爭才是一切。因此，不擇手段的斗爭，成為人們的一種社會價值觀。受這種倫理的影響，我們所說的愛實際是等級之愛，是有差別的愛，而不是大愛。所以總認為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如果有人向你施愛，也一定是有目的的。這樣的理念，在古代就已經比較發達了。如孟子就激烈地批判墨子的“兼愛”思想，認為怎麼可能“兼愛”呢？甚至認為兼愛是“無父”，對父母隻能孝，絕對服從，而不能平等地愛。在戰爭年代，由於敵對雙方展開激烈的武力逐鹿，隻能使用敵、我一類概念，對敵人隻能“像冬天般殘酷無情”。而在和平建設時期，尤其是在進入市場經濟與依法治國年代以后，如何實現從以斗為重要支點的社會價值向以愛為基本支點的社會價值的轉型，是社會建設的一大挑戰。

而《慈善法》的基本精神，恰恰不是惡斗，而是大愛，是無差別、無等級的愛，是平等的愛，是博愛﹔社會矛盾的解決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生共榮，是寬容。當然，這樣的大愛，所施予的社會環境恰恰不是戰爭年代而是和平年代，人民普遍轉化為公民身份，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這樣的社會格局中，大愛，自然地成為整個社會凝聚力和社會價值的基本組成部分。如果更為形象地比喻，以斗為主是要最大地激發人們的仇恨情緒，而以愛為主則是要激發人們的善心，是要求人們更多地慈悲、寬容、憐憫、和善、儉朴等，更多地尊重多樣性。以斗為主可以凝聚的是斗爭性的力量，而以愛為主則凝聚的是建設力量。《慈善法》所促成的這一公共倫理的根本性轉型，無疑將會對社會建設產生具有深遠意義的影響。

（二）為富裕人口與公務人員建立了承擔公共責任的倫理：仁慈與謙卑

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首先需要財富擁有者、管理者具備承擔社會責任的倫理。正如西方的諺語所說：財富越多，責任越大。西方社會倡導勇於承擔的貴族精神，即使英國王室的王子，也照樣到戰場上服兵役。十分有意味的是，《慈善法》所規范的，恰恰是高端人士的公共行為。整個法律所貫徹的基本原則，就是要求公共管理行為與慈善家和慈善工作者慈悲為懷，要具有仁慈與謙卑的精神。

《慈善法》以服務為本的宗旨來確定慈善組織的管理體制，這是對公共管理行為的基本規范。慈善組織過去所接受的服務，更多地是以管理為基本特征的，可以概括為“管理型的服務”。而今后將要實施的管理，是將“年檢”即每年一度由行政管理部門通過嚴格的程序來檢查每個組織的行為方式，轉化為“年報”即每年由慈善組織向主管部門報告工作的方式，這無疑是行政管理體制的重大改革，同樣可以概括為“服務型的管理”。不僅如此，法律中關於“促進措施”的規定，更是對政府有關部門和行政行為提出了全面要求，包括稅收的優惠與表彰等，對於政府管理的仁慈與謙卑行為進行了具體規范，是公共管理的一次革命性轉型。

對於富裕人群的善舉以及慈善工作者的行為，法律同樣給予了相當系統的規范。如何捐，如何募，如何用，如何投資與信托等，均可有章可依。好人、好心去做好事、做善事，都有公共規范，這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我們總認為具有承擔責任的西方貴族精神與我們國家無緣。而一旦談起我國的富裕人口，則立即啟動“為富不仁”的視角。這裡固然存在著貧困時代的舊觀念，但也與公共倫理建設滯后有著直接關系。公共倫理，不一定是為違反法律的刑事行為立法，更為重要的是體現為民事行為的管理，尤其是為從事慈善工作有關的人們立法。一旦財富擁有者與行政管理者在參與慈善事業的過程中均以仁慈與謙卑的方式進行良性互動，整個社會的提升將會具有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三）對於社會公共精神的激發，具有裡程碑的意義社會問題需要公共擔當

人們往往認為，社會產生的各類問題，均是政府和官員的責任，從來不會想到作為個體如何擔當一定的責任。當人們到國外考察發現許多有價值的社會項目時，往往會發出感嘆：“要是相關的政府官員來到現場多好啊！”更有甚者，有的時候還要求人人都當批判家，而不是建設者。產生這種社會心理結構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過去經濟不發達，隻有政府與家庭兩個組織，過去的倫理是齊家即可治國，家國一體，家內完全由家庭自我管理，家外事務完全交由政府管理。在這種格局中，社會責任的意識，相當薄弱。

《慈善法》的規范，客觀上給予社會大眾以極大的社會責任授權。這個授權即是，許多社會問題的解決，需要慈善行動。一個大慈善的規范，一個社區互助互濟活動的倡導，通過各類組織活動規范與慈善信托等，實際上搭建起了社會大眾擔當公共責任的平台。過去，人們觀念中非公即私，沒有中間地帶。現在，隨著“慈善財產”的定義，整個社會的財產關系也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慈善財產完全可能是在政府財產和私人財產之間生出的又一塊大的社會財產。財產關系的結構變更反映出大量社會問題已經不可能完全由政府來解決，也需要社會力量的參與和投入。

在一定意義上，社會力量的投入狀況，決定了一個社會的良善程度。現在，需要從人人都當批判家而轉化為人人都有責任擔當社會建設者。因為，社區問題，養老與兒童照料等問題，都需要廣泛的社會參與。這樣的公共倫理，正是原來的體制與理念所欠缺的，需要在《慈善法》的貫徹落實過程中實現轉型。

三、中國公共倫理轉型的新方向

《慈善法》對於中國社會發展尤其是對於公共倫理產生的影響將是巨大而深刻的，社會建設將會獲得更為堅實的公共倫理基礎，從而會使我國公共倫理向著新的方向發展。

公共倫理新方向的發展，就是對於社會價值觀的正向影響。現在不少人埋怨信仰缺失，甚至認為出現了社會危機。而《慈善法》所規范的公共倫理，恰恰是完成了新時期社會價值觀的轉型，當然也是社會信仰的轉型。這一價值觀的最基本內核，就是大愛、擔當、寬容、仁慈等全人類共同認可的優秀品德。不過，這樣的社會價值，自然也帶有中國的特色，是“兼愛”與仁愛、忠恕、至善等中華傳統文明的提升。

由《慈善法》所規范，整個社會對於貧困及諸多問題的解決，將會產生結構性的轉變。當更多的慈善者承擔社會建設的責任，許多社會問題在社區范圍內可以得到更實在的解決，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也將會發生重大的轉折。過去的管理對象，將會成為重要的伙伴。許多政府的服務事項，完全可能委托慈善組織來實施。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社會動員”時代，但這一次，不是社會被政府動員，而是社會的自我動員，是自我服務水平的全面提高。

不可否認，公共倫理的轉型，也會面臨一定的挑戰。最大的問題是不太適應的挑戰。但是，通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完全具備了社會公共倫理轉型的基本條件。《慈善法》的實施，必將鑄就一個劃時代的社會建設篇章。 

（王振耀，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田小紅，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副 研究員。）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