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倫理與社會主義精神——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從大國崛起的角度，國際社會常常將今天的中國與當年的德國相提並論。這當然基本上是誤導輿論，因為中國是自成體系的文明母體，自秦朝以來就是大一統的國家，而德國直到19世紀下半葉才實現統一，是基督新教國家。然而，就其沖破現有話語體系角度而言，兩者還真有些類似。

反推德國崛起的歷史，可能有助於跳出西方中心論邏輯。德國是先實現精神啟蒙，而后實現政治立國的，政治立國也因精神立國而得以最終完成。在歐洲，“文明”是英、法等先進發達國家的專利——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屬野蠻的觀念。德國最早成為西方文明的反抗者。在西歐文明史觀之下，德國是一個半野蠻的地區，是歐洲的戰場、教皇的奶牛，不得不仰仗西歐鼻息。文化自覺運動的狂飆突進，雖然主要發生在文學領域，其實質則是一場思想范式的戰爭。歌德的《普羅米修斯》和海涅的《亞當一世》都表達出了強烈的反抗精神，作家和歷史學家們對古日耳曼英雄赫爾曼和條頓森林戰役的重述和建構，則更明確地將這種反抗精神指向所謂的文明。這表面上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尋根，深層卻隱喻著對西歐中心論的抵抗。

正如柯林伍德所說：德國人是在“努力從過去尋找成就，並從過去的成就中辨別出自己過去的精神”。赫爾德在《人類歷史哲學概念》中提出與文明相對的文化概念，強調了文化主體的民族性和邊界的有限性。赫爾德的界定全面突破了隻有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屬野蠻的觀念，為德國崛起奠定條件。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進一步將文化界定為精神層面，而文明為物質層面。他將世界上每一個高級文化的歷史都區分為“文化階段”與“文明階段”。他認為西方文明已經進入文明階段，喪失原有的文化創造力，隻剩下對外擴張的可能性。因此，“文明是一種先發國家的自我標榜，它們以此壟斷了‘善’的話語權”。就這樣，《西方的沒落》以文化解構文明，以“德意志中心論”取代“西方中心論”，成功讓德國人精神上站起來。在斯賓格勒之外，另一位德國人馬克斯·韋伯此前就將德國人精神上站起來賦予更大的宗教內涵和歷史必然性。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揭示了資本主義領先世界的奧秘：新教，而德語地區是新教發源地，因此德國崛起是引領資本主義先進文明的自然結果。

中國的斯賓格勒、韋伯在哪裡？換言之，中國崛起如何開創人類嶄新的文明形態而不只是民族復興？這是中國的學術自信、學術自覺必須解決的問題。筆者在《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一書對此做了初步探討。然而，更多的問題有待回答。概括起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關鍵詞是復興，三大問題待厘清：其一，復興到何種程度算夠？復興之后還發展嗎？不講清楚中國持續發展是為了人類文明永續發展的邏輯，亦即中國夢的合理性，無法讓世人信服。其二，中國為何要復興？不講清楚為何復興的中國才能包容西方，而非重復二元對立的悲劇，亦即中國夢的合法性，便無法讓世界心悅誠服。其三，除了近代被西方打敗的國家外，西方國家本身要不要復興呢？不講清楚中國復興了如何幫助他國復興而回饋世界，亦即中國夢的合理目的性，無法讓國際社會欣慰。

這說明，中國夢是在自立、自強基礎上的自尊訴求，通過不爭論的方式尋求國內對未來發展前途的共識，同時打造新的國際身份，尋求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認可，依次承擔以下三方面歷史使命：一是正源，也就是要回答中國復興的源頭在哪裡的問題。中華原生文明是中國夢的不竭源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實也是在復興並超越五千年中華文明成就。二是正名，也就是解決中國為何要復興的名分問題。中國是古老文明中唯一連續至今，未被西方所殖民掉的古老文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歷史上唯一世俗文明的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終極目標是開創人類新文明——社會主義文明。三是正道，也就是中國如何對待他國的復興？我們期待各國的復興，回歸人類正道。中國夢的價值在於為世界轉型提供“源於中國而屬於世界”的器物、制度與精神公共產品。中國夢在吹響中華文明復興號角的同時，也在開啟全新世界夢的時代。（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