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導與西方困局

　　編者按

　　“西式民主”曾被一些人奉為圭臬，“西式民主制度”優越論和永世論也曾大行其道。然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外強行輸出“西式民主”，大肆推行“新干涉主義”，帶給被民主化國家的不是“天堂”而是“煉獄”，並最終殃及自身，引發一系列社會亂象。被西方國家請上神壇的“西式民主”，為何會如此快速跌落？其深層次的政策和制度根源是什麼？就此話題，本刊特別邀請四位專家展開探討。

　　近一段時間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一些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領域頻發負面問題，出現了“民主亂象、人權亂象、經濟困境、民生困難、安全困局”等。探討這些問題和現象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對於更清晰地認識西方的制度缺陷與民主危機，更加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自信”，具有重要意義。

　　資本主導是西方困局的深層根源。資本主義的性質和基因決定了西方國家各個方面必然遵循資本主導的邏輯。在馬克思看來，資本曾創造了某種文明，推動了經濟社會發展﹔但就其實質來看，資本的本性是通過運動實現價值增值，當某個階段市場空間和技術創新的紅利被攫取殆盡的時候，資本主義就會出現困境。當今西方世界的種種亂象，可從以資本為主導的這種制度性困局中找到答案。

　　資本主導下的經濟困境

　　就其本質來講，西方所標榜的“自由市場體系”，實際上是一種有利於資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潤的經濟體系，這是資本主導邏輯的必然選擇。西方所謂的“自由市場體系”，實際上是以資本為主導的、以利潤為牽引的技術創新、市場拓展和勞動力升級等所構成的一個經濟運行體系。這一“自由市場體系”在全球擴張的過程，也就是西方國家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各種生產要素的過程。從而，西方國家迎來了二戰后的第二個黃金時代。當今關於西方的種種意識形態上的“神話”，特別是“自由市場”的“神話”，從思想根源上都來自於此。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無非就是這樣一種說辭。

　　但是，資本主導驅動下的“自由市場體系”在全球的擴張，也埋下了今日西方經濟困境之禍根。本來，冷戰時期的西方經濟運行體系，是一個實體經濟佔主導的經濟運行體系。而一旦把“自由市場體系”的這套做法放大到全世界范圍，精明的西方國家發現，與資本運作相比，搞實業太苦太累，掙錢太慢了。於是，底特律衰敗了，華爾街則持續繁榮！“虛擬經濟”確實比“實體經濟”來錢快且多，但精明的西方國家沒有算計到的是，這種做法存在著內在的弊病。要想維持“虛擬經濟”的發展繁榮，西方國家一方面要為資本找到攫取剩余價值的市場空間，另一方面也必須實現資本連同剩余價值的“回籠”。而要想讓資本連同剩余價值“回籠”到西方國家，必須創造出吸附和沉澱資金的機制和空間。於是，以不斷“發明”金融衍生品為核心的金融市場就被制造出來了。然而，金融衍生品寄居於西方國家，必須有靠得住的“宿主”，這個“宿主”就是龐大的西方中間階層群體，這個群體有融資沖動且有償還能力——或者說，有在西方金融家所玩資本游戲中扮演“群眾演員”的意願和能力。但是，“虛擬經濟”從兩個方向摧毀了它所賴以生存的中產階層群體基礎：一方面，支撐“虛擬經濟”的資本市場是一個“有錢人的盛宴”，它越繁榮，就會導致越大的社會貧富差距﹔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虛擬經濟一定要有實體經濟作基礎才能真正興盛。而在美國，“虛擬經濟”的興盛，在相當程度上掏空了實體產業基礎，而實體產業恰恰是孕育和支撐中間階層的最重要的經濟基礎。所以，資本家一旦真的變成了“資本”家，資本的美夢就到此結束了。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就是西方中間階層再也無力在資本市場陪玩下去的結果。

　　資本主導下的政治困境

　　從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視角分析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不難理解，資本主導的邏輯體現在政治領域，就是資本主導的政治。以民主政治為標榜的西方政治制度安排，本來是為了平衡和協調統治集團內部利益關系而設置的，是確保經濟領域的主導勢力在政治領域佔據主導地位，同時又能夠在各種經濟勢力之間進行平衡和調節的一種制度機制。所以列寧說，“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採取的最好的政治外殼”。冷戰期間，由於社會主義陣營帶來了政治上的壓力，為了增強資本主義社會的吸引力，為了一定程度上滿足崛起了的社會中下層的政治訴求，西方國家不得不採取向社會中下層讓渡和兌現某些政治權利以換取政治“合法性”的若干措施，從而使得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具有了“精英政治的內核、大眾政治的外表”。冷戰結束之后的一段時間內，西方國家的中下層在從上層那裡分享到部分“全球剩余價值”的同時，也享受到了霸權庇護下的所謂的政治文明，精英與大眾在政治事務上的平衡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持。由此，西方國家上下對自己的政治制度具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自信心”，這種“自信心”，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國學者福山所鼓吹的“歷史終結論”。但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所導致的“自由市場體系”的紅利的削減，以及西方國家濫用霸權導致的政治動蕩與不安向西方國家進行傳導的時候，精英政治與大眾政治之間的平衡感就遭到了空前的危機。美國《國家利益》雜志最近刊登的喬治敦大學賈森·布倫南的“反對民主”的文章竟然聲稱：“我認為，政治參與對多少人來說無益：它對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什麼好處，而且往往把我們變得又壞又傻。”

　　面對問題和困難，西方國家勢必要進行政策決策的重大調整，這種調整是必需的，也是應該的。但是，資本主導的所謂的民主政治，使得這種調整十分艱難：一方面，資本主導之下的精英政治的實質，決定了這種調整必然要以削減甚至犧牲普通民眾的部分政治權利和權益為代價﹔另一方面，誤以為自己是主要演員的、被西方民主政治慣壞了的大眾，無法接受這種調整，從而嚴重影響了西方國家的自我調節能力，這反過來又加劇了西方的困境。就連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現在也開始反思西式民主制度，提出了“否決政治”的概念，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証。

　　資本主導下的社會困境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公共服務體系和人權維護體系，通常被認為是西方國家優越性最有力的証明。然而，在這個所謂的優越性的背后，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實際目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告訴我們，資本要想實現增值，最根本的還是要依靠人的勞動。因而，在資本主導的邏輯之下，為了使“勞動者”能夠持續穩定地提供優質勞動力，為了使“消費者”持續穩定保持較強購買力，西方國家統治階層就必須在社會保障體系、公共服務體系和人權維護體系方面下一些本錢，這就是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等的由來。冷戰期間，為了與社會主義國家比拼競爭力，西方國家又大大強化了各方面的社會福利制度，其中不乏從社會主義國家學來的一些制度。冷戰結束后，為了維持西方國家在全球體系中的霸主地位，借助於全球化帶來的“超額剩余價值”，西方國家一度又進一步強化和完善了其社會福利制度，因為這種社會福利制度有利於西方國家在全球范圍內吸納和聚集優秀的人才。但是，“自由市場體系”在全球范圍的擴張，也給社會福利制度模式帶來了多方面的挑戰。處於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西方國家，由於不再過於依賴本國的“勞動者”和“消費者”，從而也就削減了對社會福利制度的持續投入。而西方中間階層群體的持續衰落，使得西方的社會福利制度越來越淪落為“兜底線”的政策工具，從而使得西方國家背負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

　　任何社會發展都具有動力、平衡和調整三種根本機制，這是人類社會賴以發展的三種最根本、最普遍的機制。西方現在的問題是，各項社會制度所發揮的平衡作用也處於危險的邊緣。當社會福利制度從一種鼓勵社會成員干事創業的制度變成一種“兜底線”的制度的時候，當社會成員的創新創造活力由於貧富差距的持續拉大而受到嚴重抑制的時候，當人權制度從一種維護人的尊嚴的制度變成一種區分人、隔離人的制度的時候，西方社會也就陷入了失衡的危險境地。

　　資本主導下的意識形態困境

　　馬克思主義早就從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深刻認識到，一個由資本主導的社會，人早已被資本所異化，淪落為資本實現增值的手段和工具。資本剝除了人與人之間除了經濟關系之外的其他任何社會文化意義上的關聯性。看起來是維護和彰顯人的個性與尊嚴的個體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導的社會背景下人的無奈的、迫不得已的選擇。由於資本消解了衡量人的意義與價值的許多重要的社會文化維度，人不得不以佔有物質財富的多少為衡量自身價值的唯一標准，於是就出現了消費主義。由於對利潤的追求成為社會全體成員唯一的驅動力量，人與人之間不得不以功利主義的態度彼此看待。因此，從本質上說，西方國家無論從歷史、現實還是理論上，對其他國家都不具有道義上的優勢。

　　然而，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在全世界范圍不遺余力地推廣“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所謂的“普世價值”，實質上是為在全球推行其自由市場體系張目，根本目的是為構建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提供一整套合法化論証。看起來他們是為了全人類的自由而在全世界擴張市場，實際上是為了在全世界擴張市場而推銷自由。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這種“話語營銷”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價值，如自由市場、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主義等都面臨巨大挑戰，這必然導致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的危機。

　　總之，馬克思主義早就揭示了一個道理，資本增值的沖動將會沖垮一切阻礙它的力量，而一切力量被沖垮之時，也就是它的困境到來之日。當今的西方，在資本主導邏輯的驅使下，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和勝利，也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為分水嶺，開始陷入全面的困境之中。它們何時、以何種方式走出困境，目前尚不明了，但這已經足以對當今中國提醒甚多。中國比較早地從冷戰中抽身，又毅然決然啟動了改革開放，以融入推動參與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的方式，獲得了30多年來之不易的發展成就。時至今日，陷入困境的西方國家有可能以新的保守的姿態面對中國的時候，中國就需要有新的戰略性應對措施。對於國內來說，我們應利用資本但不被資本所俘獲，運用資本的力量但不讓資本佔主導。中國要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既是必需的，也是可以期待的。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