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走黨史”結出的碩果

《長征行》一書，由我國著名黨史專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所著，2006年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當時，時值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各出版社出版的宣傳紅軍長征的圖書有上百種，作為“走走黨史”圖書系列之一的《長征行》，備受矚目。

《長征行》出版后，旋即受到廣大讀者的好評，曾列北京暢銷書排行榜前茅，並獲得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首屆“三個一百”原創圖書出版工程獎。不少報刊選登書中的章節，上海《解放日報》予以連載。

那麼，這部書為什麼受到讀者的高度評價，在眾多的長征題材的圖書中獨樹一幟，並在黨史研究界有一定的影響？

“走走黨史”的“第一桶金”

作為歷史的書寫者，必須從對各種文獻資料的研究開始，他重要的歷史論點都是以歷史上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和文化的事件為根據的。這意味著隻要可能，他就不能隻局限於間接的“二手”歷史材料，為了掌握全面、客觀、生動、真實的第一手歷史素材，他必須考察曾經的歷史遺存，感受曾經的歷史事實和事件，乃至獲得直觀的材料。

石仲泉長期從事思想理論研究、黨史研究，深知如果不去作深入的黨史考查和研究，坐在“書齋”裡寫黨史書，那就很難避免“概念黨史”，生動性差，可讀性差。在《長征行》的前言中，作者提出“走走黨史”的原因——“要搞好黨史的研究和寫作，黨史工作者應盡量走出‘書齋’，努力去感受和體驗一下所研究的黨史事件和黨史人物。研究和寫作黨史，僅僅知道一些黨史概念，通過文獻資料了解些黨史情況是不夠的。凡有條件和可能，要盡量去感受和體驗某些重要的黨史問題，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實際的可靠材料。”

在《百年潮》開設的“走走黨史”專欄開篇中，石仲泉再次講：“‘走走黨史’，為什麼要從走長征路開始？我們這一代人是在崇尚英雄、謳歌革命的環境中成長的。這個信念、這種價值觀念是很難改的。我在研究黨史中，又產生了要‘走走黨史’的想法，怎麼走呢？這有一個選擇問題。在青年時代，對長征就很向往﹔研究黨史以后，對長征的認識更清楚了——紅軍長征是我們黨在中華民族史上和世界戰爭史上創造的一個奇跡，是80年波瀾壯闊歷史最驚心動魄、也最精彩感人的篇章。因此，‘走走黨史’，首先要走長征路。”

為此，從2001年開始，作者利用6年的時間，重走了紅一、紅二方面軍的全部長征路及紅二十五軍的部分長征路，足跡遍及中央蘇區的贛南、閩西和贛西南等地，對主要歷史事件的發生地、重要歷史人物的重大活動作了深入細致的探究和分析。

通過實地考察，石仲泉親身感受到紅軍長征的悲壯歷程，親身體驗了紅軍長征經受的艱難困苦，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如遵義會議的歷史轉折作用有了新的感受，進一步感受到毛澤東參與中央領導核心對於紅軍和黨的命運的巨大作用，豐富了對紅軍長征歷程的認識，澄清了一些長征史實。按照石仲泉的說法，出版《長征行》，是他從“走走黨史”到“發掘黨史”的“第一桶金”。

關於長征的新看法

石仲泉長期從事思想理論和宏觀黨史研究，他希望自己來一個從宏觀黨史研究到微觀黨史研究的轉變。《長征行》，即是他轉入微觀黨史研究的開篇之作，也是他對如何寫黨史進行的一種新嘗試。

無論是重走長征路，“親歷”紅軍曾經的悲壯史實，還是通過走長征路的所見、所聞、所思、所論寫成《長征行》，在“走走黨史”中，作者告訴了我們：長征，之於中國共產黨有特殊意義。長征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紅軍將士堅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體現了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反映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表現了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反映了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這些偉大的長征精神，為中國共產黨黨史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留下了異常珍貴、偉大、豐沛的精神財富。紅軍長征精神是永存的，是我們黨取之不竭的寶貴精神資源，也是我們的黨之魂、軍之魂、民族之魂的體現。

作為歷史的觀察者和調查者，他的歷史書寫要從他所掌握和描述的材料中挖掘歷史的內在規律，發現歷史的真相，填補材料中的空白，構筑對歷史的判斷和認知。石仲泉說，《長征行》中的寫作要力求體現歷史性，體現“信史”的嚴謹性、客觀性、求實性，在一些歷史問題、黨史問題上，作者以畫龍點睛、提綱挈領的方式，提出了自己新的觀點和看法。

比如，作者認為，長征是“3+1”（三個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長征的目的地是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先后經歷了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的搏斗、共產黨內部正確與錯誤思想的對立、惡劣的自然環境與紅軍克服艱難險阻的相互矛盾。這三方面斗爭的交錯發展，貫穿於整個長征歷程。

在“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和蘇區人民的貢獻”一節中，作者提出：要將長征的原因同作出長征的決策加以區別。進行戰略轉移是錯誤路線指導的結果，但不能說戰略轉移的決策是錯誤的。要將紅軍長征有無准備跟准備得充分與否加以區別，說長征沒有准備是倉皇逃跑沒有歷史根據。

長征出發地是多元的。就中央紅軍而言，瑞金是中央首腦機關的出發地，於都是中央首腦機關和紅軍主力四個軍團的集結出發地。各部隊接到中革軍委命令時所撤離的地方，均可視為長征出發地。長征出發地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在書中“應當怎樣評價遵義會議”章節中，作者提出，遵義會議是黨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但不能只是孤零零地講遵義會議本身。因為在遵義會議前后我黨召開了不少會議，可稱之為“遵義系列會議”，這為遵義會議做了重要准備，之后的幾個會議又為鞏固和發展遵義會議的成果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年8月，作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獻禮書，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石仲泉的《紅軍長征熱點面對面》，其中也介紹了這些具有較大創新性和學術意義的新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