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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思想理論宣傳的話語選擇

孟憲平 王永貴

2017年03月24日08:03    來源:《紅旗文稿》2017/6

推動黨的思想理論“落地生根”,關鍵在於構建話語體系、創新宣傳話語。事實上,思想理論宣傳有其自身的規律性,需要選擇合適的敘述方式、科學的話語體系、有效的話語策略以及生動的話語格調。從宣傳的角度看,“曲高和寡”,是由於敘事方式不被聽者接受﹔“對牛彈琴”,是由於選擇的對象不合適﹔“雞同鴨講”,是由於對象之間的認同不夠。我們的思想宣傳,要實現理論敘事向生活敘事轉化,實現抽象符號向具體符號轉化,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基礎上,探索有效的思想傳遞、意義表達和話語鏈接方式。

思想理論宣傳的話語選擇取決於宣傳者的理論素養和話語風格、宣傳對象的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以及所處社會環境與現實需要等方面。環境在變化,主客體在變化,理論內容也在變化,宣傳話語決不能千篇一律。

1.選擇雅俗共賞的話語。思想理論宣傳話語所傳遞的信息,不僅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不僅有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也有體現這一思想的實踐成果。但是,在不同宣傳者那裡,宣講的話語是不完全一樣的,一般而言,如果能夠內容和形式互相體現,“作風”與“文風”互相印証,“人品”與“文品”互相促進,總體上都會有好的效果﹔如果能夠在格調方面“芳可滌穢,清可遠垢”,或者在通俗方面誠朴敦厚,其影響將是“情無奇而自佳,景不麗而自妙”﹔如果能在述理上務求精准,在述情上務求真切,群眾也會報以熱烈掌聲。因此,思想理論宣傳話語的“著力點”在於如何恰當地傳遞意義,“著眼點”在於如何更好地吸引群眾,“關情處”在於如何提高宣傳效果。在這裡,突出真、善、美是思想理論宣傳工作者必須關注的。“真”在於揭示事物本質,說真話、講真事、傳真諦﹔“善”在於引導社會積累高尚品德,說善事、傳善言、講善心﹔“美”在於給人以心靈享受和精神陶冶,體現社會之美,謳歌生活之美,表達理想之美。這些方面所要求的語言形式要杜絕搬弄辭藻、矯揉造作。當前的思想理論宣傳形式存在著一些問題,有的迎合低級趣味而採用不良話語,不是極力說服群眾而是刻意逗人發笑,不是傳遞高尚思想而是摻入無聊心志,這會降低理論的影響力﹔有的把思想理論庸俗化,將理論意蘊弄得風華蕭索,將現實故事修飾得面目全非,這會降低理論的說服力。思想理論宣傳話語,不應是夸大其詞的“涵蓋乾坤”,也不應是割裂意義的“截斷眾流”,病態呻吟之語帶來的是消極沉悶,放誕佯狂之態帶來的是輕薄浮浪,“言在此而意在彼”是態度迷離,“泯端倪而離形象”是消解本質,凡此種種,皆是病態。

2.選擇符合群眾需要的話語。古有古語今有今言,這是時代造成的﹔到什麼山唱什麼歌,這是環境變化造成的﹔“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這是社會要求造成的。思想理論宣傳話語是闡釋黨的理論和溝通黨群關系的重要工具。因此,它既要有時代特色,又要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前者要求在堅持黨的領導下結合社會發展需要和政治方向作出選擇,后者要求在實踐中全面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當前思想理論宣傳話語,應該是能追趕社會發展潮流的話語,應該是能夠反映中國社會發展方向和發展理念的話語。符合群眾需要和時代發展的話語形式是多樣的,可以用循循善誘的方式娓娓道來,可以以言高旨遠的方式表達意境。思想理論宣傳要打上生動的語言印記和美文的意義標識,表達方式要符合時代需要,不能把語言文字搞得空洞無物、無精打採。

3.選擇具有積極導向的話語。思想表達中不良用語的負面作用是明顯的,“三俗”語言以粗、鄙、俚、俗、惡為特征,體現的是不良價值導向。一些人把腐敗行為說成是經濟社會興盛的表現,把落后愚昧說成質朴忠厚,不顧內容糟粕反而稱賞形式精致,不僅顛倒了是非,也混淆了視聽。思想上的挪移和話語上的挪喻,給思想理論內容留下了不同的解釋空間,很容易造成思想邊界的模糊﹔進而出現思想闡釋上的歧義和接受者的困惑迷茫,甚至會瓦解黨的理論,歪曲社會事實判斷以及語言選擇之間的確定性和導向性關系,偏離黨的思想理論宣傳的要旨。在思想理論宣傳中,言辭偏激會走向極端,有人“粗豪之氣形埒字句”,有人“霸氣滅盡和平溫厚”,有人講話“皮裡陽秋”,有人“浮詞浪語”,皆有意氣用事之嫌。我們所說的具有積極導向的話語,既講求內在的精神積聚,又講求真切的情感表達﹔既講求以飽滿的熱情謳歌社會的進步,也講求以客觀平實的態度針砭社會的弊端。這種語言導向,支持“百花齊放”但不贊成各種思想“公平競爭”,支持“百家爭鳴”但不容忍胡言亂語。

嚴肅的或輕鬆的敘事,嚴謹的或寬鬆的敘事,靈活的或謹慎的敘事,都可能帶來不同的效果。對於黨的思想理論宣傳來說,不管採用哪一種敘事方式,做到與生活和受眾聯系的有機性至關重要。

1.選擇貼近生活實踐的敘事形式。思想理論宣傳不是純粹的話語演繹,因為“口頭上承認這個思想是一回事,實際上把這個思想分別運用於每一個研究領域,又是一回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頁)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理論,總是以抽象的形式體現出來的,但理論隻有回到實踐中才能發揮作用,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都要在實踐中貫徹和檢驗。因此,其宣傳方式也必須貼近實踐。

馬克思在描述舊時土地所有者所使用的經濟學語言時指出:“他把自己的對手描繪為狡黠詭詐的,兜售叫賣的,吹毛求疵的,坑蒙拐騙的,貪婪成性的,見錢眼開的,圖謀不軌的,沒有心肝和喪盡天良的,背離社會和出賣社會利益的,放高利貸的,牽線撮合的,奴顏婢膝的,阿諛奉承的,圓滑世故的,招搖撞騙的,冷漠生硬的,制造、助長和縱容競爭、赤貧和犯罪的,破壞一切社會紐帶的,沒有廉恥、沒有原則、沒有詩意、沒有實體、心靈空虛的貪財惡棍。”(《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75頁)在馬克思看來,這種口頭上的謾罵不可能觸動資本主義社會實質,社會主義的宣傳者不應採取這種敘事。思想理論宣傳的敘事方式與具體環境、群眾認識水平以及宣傳者的心理偏好有關,根本前提是服從和服務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目標是讓群眾入腦、入心。思想理論宣傳的敘事形式和理論研究的表述形式有很大差別,學者的學術敘事與群眾的話語敘事也有很大差別,但是,高明的理論要借助朴實的話語來貫徹,嚴謹的體系要通過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來宣傳。為了提高思想理論宣傳效果,必須從日常生活中尋找合適的敘事形式,從群眾生活中尋找合適的敘事素材,在實踐中構建符合現實需要的敘事體系。

2.選擇“情”“意”互現的敘事形式。在思想理論宣傳中,“意會”與“言傳”有機結合,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古代詩詞講究“神理意境”,認為可以通過關系寄托、直抒己見、純任天機、言有盡而意無窮等方式表達思想。這對我們的理論宣傳敘事有很多啟示。實現情與意的結合,最好的方法是分析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和正在發生著怎樣的變動。通常情況下,人們對“身之所歷,目之所見”的事項具有更多的共鳴效應,我們的話語敘事必須在實踐中獲得意義寄托。它不能憑空賦予某種思想以話語權力,也不能用行政手段實現理論話語的意義和價值。中國共產黨強調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以深厚的情感表達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利益的高度一致性,這就需要深入探討思想理論宣傳的敘事形式。要以情感蘊含豐富的話語去表達思想理論內容,正確處理生活話語與政治話語及學術話語的關系,為群眾自覺的價值追求提供恰當的話語表達路徑﹔要以鮮明的人民立場體現話語敘事引領作用,戒除脫離實際、刻意制造詞語的做法,力求言有物、語切情。

黨的思想理論宣傳,必須戒除教條主義的敘事方式。生動的話語敘事源於群眾生活和社會現實,因此,依靠群眾推進思想理論宣傳是可靠而有效的路徑。隻要我們用心觀察、留意生活,虛心做人民群眾的小學生,就能夠找到很多合適的敘事方式。思想理論宣傳有自身的規律,其內容不能隨意演繹或鋪張,“社會主義自從成為科學以來,就要求人們把它當作科學來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必須以高度的熱情把由此獲得的日益明確的意識傳播到工人群眾中去,必須不斷增強黨組織和工會組織的團結……”(《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4頁)馬克思強調,不能把理論變成僵死的教條,“少發些不著邊際的空論,少唱些高調,少來些自我欣賞,多說些明確的意見,多注意一些具體的事實,多提供一些實際的知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這是忠於思想和實踐的最好辦法。

在多媒體時代,人人都有一個話筒,人人都是發聲器,官方敘事與民間敘事交織在一起,敘事方式的多樣化在客觀上排擠了教條主義的話語空間。如果不從現實出發,教條式地搬用理論,甚至照本宣科地重復某些內容﹔那麼,“即使掌握了從一個大民族本身的生活條件中產生出來的出色理論,並擁有比社會主義工人黨所擁有的還要高明的教員,要用空談理論和教條主義的方法把某種東西灌輸給該民族,也並不是那樣簡單的事情”。(同上,第575頁)有的思想理論宣傳工作者喜歡用大話唬人,用套話蒙人,用胡話迷惑人﹔有的只是搬弄幾個新詞來吸引眼球,卻講不出實質性內容﹔有的高談闊論地敘述理論體系,事后卻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這些敘事的基本“戲路”是:把“唯物主義”當套詞,用“含混和混亂的詞句”糊弄群眾,用陳舊的含混不清的術語夸夸其談,再拼湊幾個押韻詞句,搞出幾個排比句式。這樣做會“犧牲活的馬克思主義”。應對這類現象的辦法是戒除教條主義作風,在群眾的現實生活中體現思想理論的真義,從而使人們做到真信、真學、真懂、真用馬克思主義。

(作者:南京師范大學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研究中心教授,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責編:楊文全、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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