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難民危機：西式民主輸出的災難性后果

2015年夏天，深受貧窮、戰亂困擾的中東、北非難民鋌而走險，一路顛沛流離、風餐露宿，前往歐洲謀生，形成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難民潮。歐盟統計局最近發布的數據顯示，申請避難者的三大來源地分別是敘利亞、阿富汗和伊拉克。 “這些國家具有一個相同的特點，它們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政權顛覆目標”。美國凱托學會防務與外交問題高級研究員特德·卡彭特指出：“美國領導下的西方國家的政策打亂了這些國家的社會秩序，引發了當下的難民潮亂局。”俄羅斯總統普京也深刻指出，歐洲難民危機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中東和北非推行錯誤外交政策的必然結果，這種外交政策的錯誤在於要把自己的標准強加給別國，而不顧當地的歷史、宗教、文化特征和國情。

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多年來強行向中東、北非地區輸出西式民主，導致一些國家內亂不斷、沖突綿延

美國是最熱衷於向外輸出自己的民主價值觀的國家，自建國開始，美國歷屆總統，從華盛頓、杰斐遜、威爾遜、到羅斯福，都將輸出民主價值觀當成自己的使命。冷戰之后，美國統治階層更是雄心勃勃誓將美國民主推向世界每個角落。時任總統克林頓言之鑿鑿：“我們最重要的目標必須是擴大和加強世界上以市場為基礎的民主國家的共同體。”希望建立一個從波蘭到厄立特裡亞，從危地馬拉到韓國，“民主國家茁壯成長，各國互幫互助，和平相處”的世界。小布什宣稱，要在中東地區打造一個“民主的樣板”，進而向整個阿拉伯世界實行民主輻射，為建立一個美國治下的世界新秩序開辟道路。

關於對中東地區的民主滲透，著名的蘭德公司2008年向美國國防部提交了一份報告，這個報告反映了奧巴馬新政府對中東民主化的興趣和策略。該報告稱：“美國表現出對阿拉伯世界更加民主化的興趣，特別是9·11事件以后”，“美國充分利用各種手段推進中東的民主化進程，包括使用各種借口進行軍事干涉，最終目的之一就是建立一個民主的政府。”並稱，“美國政府應該支持非政府組織向變革者提供培訓，包括在民主改革的進程中如何建立聯合戰線及如何處理內部分歧。”

9·11之后，美國在中東的民主輸出造成了嚴重的武裝沖突，特別是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煽動並參與了敘利亞內亂等，直接導致了這些國家分崩離析、動蕩不休、難民如潮涌向歐洲。

美國及其盟友舉著打擊恐怖主義的大旗，發動了阿富汗戰爭。推翻了塔利班政權后，美國聲稱要打造一個民主、透明的聯合政府，卻開啟了部落與宗族斗爭的潘多拉盒子，阿富汗自此國無寧日。在大多數歷史記載中，阿富汗各部落和教派不斷交戰，只是偶爾團結起來抵抗外來侵略，或者聯手對鄰國發動劫掠。雖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意圖打造一個透明、民主、在安全環境下運行的中央政府，但政令不出喀布爾，古老的部落准則依然大行其道。按照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說法，美國所做的不過是抬高一個宗族、壓低其他宗族，以武力或援助物資（或者二者兼而用之）號令全國。而強行實施這些制度不可避免地破壞了阿富汗歷史上形成的脆弱平衡，打亂了原來的部落聯盟。同時，美國一再宣布撤軍，也給各派系間的明爭暗斗創造了新的空間。因此，阿富汗雖然在西方國家的幫助下實施了選舉制度，但並沒有變成一個人民安居樂業的民主國家，反而陷入了兩難：沒有參加民主架構的人被認為有恐怖分子傾向，而參加民主架構的人則受到了塔利班發出的死亡威脅。無所適從的人們在自己的家園難以生存，越來越多的阿富汗人淪為難民，踏上去往他國的避難之途。

此后，美國同樣不遺余力地在“中東最不自由的國家”伊拉克推行民主，試圖將這個沒有民主歷史根基的國家強行建成多黨制民主國家，“進而激勵整個地區的民主轉型”。200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指出，“20世紀的偉大斗爭”已經展示了“唯一可持續的國家成功模式便是自由、民主”，“伊拉克的民主將會成功。這一成功將傳遞明確的信息，從大馬士革到德黑蘭，自由將屬於每個國家的未來”。為此，他們把推翻薩達姆政權的行動宣傳為對民主和自由的傳播——為了“普世性”的自由民主價值，終結世界各地的暴政。在西方人看來，隻要推翻薩達姆獨裁政權，就可以在伊拉克建立起民主政權，進而實現地區的民主轉型。然而，薩達姆政權倒台后，伊拉克民眾非但沒有迎來民主，甚至連之前薩達姆執政時國家的穩定與統一也失去了，陷入長期的戰亂與紛爭，不少人為逃離動蕩與苦難，紛紛遠走他鄉，淪為難民。

最大的難民來源國敘利亞也同樣如此。敘利亞依靠石油和糧食出口，曾經是中東地區最為穩定、富庶的國家之一。2011年內戰爆發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借內亂武裝支持敘利亞內部反對派，以推翻巴沙爾政權，導致敘利亞沖突全面升級。曾經的沙漠綠洲變成了熱戰中心，敘利亞經濟倒退40年，民不聊生， 700多萬民眾離開家園，其中300多萬逃到鄰國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和約旦，數十萬難民逃往歐洲。

其他受到“阿拉伯之春”沖擊的國家，如利比亞、埃及、突尼斯、也門等，也面臨類似的結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操縱民意、引發暴亂，推翻當地強人，破壞了教派和部族間原有的平衡，最終演變成無休無止的內亂，恐怖主義滋生蔓延。這些國家的傳統和文化提供不出西式民主生長的土壤，美國人奉為蜜果的民主，對於他們卻如奪命的砒霜。

可以看到，在這些國家的戰亂中，美國雖然沒有直接佔領他們的領土，但其推行強權政治的行為帶有濃厚的帝國主義色彩。在民主輸出的旗號下，大搞幕后陰謀、蓄意顛覆、金錢收買，甚至不惜發動戰爭來影響別國正常的政治發展進程。這種粗暴干涉別國內政和在價值觀、意識形態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思維方式，本質上與帝國主義並無二致。

二、西方國家推行西式民主的實質是干涉主義，其行為恰恰背離了民主的真義

長期以來，支撐美國大搞民主輸出的就是著名的“民主和平論”，宣稱西式民主能給世界帶來和平。但事實怎樣呢？拋開西式民主自身的基因缺陷不談，就看美國民主輸出行為的虛偽性和欺騙性，足以推翻其自我標榜的那套說辭。

1.西式民主推進的雙重標准。雖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中東、北非極力推行民主，但事實上它們並不希望民主制度在這一地區真正扎下根來。

2010年末，在“阿拉伯之春”前夕，西方民調機構在阿拉伯世界做了調查，結果顯示，相當多的人反對美國的政策，大多數人將美國視為威脅，在埃及，持有這種觀點的甚至達到80%。可以想見，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國家如果真的實現了民主，那麼民眾的意見就會對政策造成較大影響。華盛頓、倫敦、巴黎無論如何不會允許這種局面出現。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那些立場親西方的阿拉伯國家，不論其政治體制怎樣，也不管它有沒有實行民主政治，都能夠得到美國及其盟友的支持，反之則遭到美國的橫加指責、粗暴干涉。巴林國王在暴動發生時使用武力迅速鎮壓，沙特阿拉伯東部的什葉派人口一直受到殘酷的壓迫，卻鮮少受到美國政府及媒體的批評。而敘利亞發生抗議活動之后，即便巴沙爾政權起草新憲法、舉行公投，也換不來西方國家的支持與認可。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著“避免人道主義災難”的旗號，卻絲毫沒有對平息敘利亞國內的動亂起到建設性作用，反而是火上澆油，不僅承認敘利亞反對派的合法性，緊鑼密鼓地向其提供武器裝備，同時大肆歪曲、抹黑中國、俄羅斯等國為降低傷害所做出的斡旋與努力。這種行為顯然與其促進阿拉伯地區民主和平的標榜是自相矛盾的。西方媒體把一些信奉伊斯蘭教極端主義的恐怖分子冠以“自由的抗戰者”，僅僅是因為這些“抗戰者”對抗政府，“呼吁自由和民主”，而絲毫沒有考慮他們暴虐的極端主義思想與行為。針對西方國家的這種做法，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尖銳指出：美國是在“盡其所能地破壞‘阿拉伯之春’中的民主要素”。可謂一語中的。

事實上，美國的民主輸出一貫秉持著雙重標准，一方面，在發動伊拉克戰爭時，打著消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借口，繞開聯合國和安理會擅自行事，另一方面，卻支持印度擁有核武器。冷戰期間，美國就是一面大力輸出民主，一面又支持獨裁政權。杜魯門總統1947年對世界喊話：“美國的政策必須是支持自由使命”，而緊接著美國就與西班牙獨裁者弗朗哥勾結在一起。冷戰后，這種雙重標准更是顯得赤裸裸。1991年阿爾及利亞民主選舉，伊斯蘭傾向較強的政黨獲勝，但在美國的干預下，這次選舉被迫流產。在中東國家，伊朗的選舉制度和程序都是較為完善的，但美國卻稱伊朗為“流氓國家”“暴政前哨”，而不是民主國家。美國在民主輸出問題上的雙重標准，說明其本意並不是要推動相關國家的民主進程，而只是以此作幌子，目的是為了控制他國進而獲得自身的霸權利益。

2.通過非民主方式“輸出民主”。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美國歷史上的 “民主輸出”往往都採用的是非民主的手段。在美國的決策者看來，非民主國家的民主、自治無法靠本國社會的政治運行和經濟發展來實現，必須靠外力推動，這些國家隻能是被動的承受者，對美國要做到無條件服從，否則美國將採取一切手段迫使這些國家接受美國的安排。於是就出現了槍口下的選舉，壓力下的政體變更，直接出兵的武力干涉，等等。這些方法無一不是對民主本身的莫大諷刺。

美國政府宣稱的“目標”與實際的“結果”大相徑庭的現實，使美國式的民主概念受到廣泛質疑和抵制。美國學者卡爾曼·西爾弗特這樣闡釋：美國傳播的民主已“象征著偽善，民主只是那些能夠提供它的人享受”，“對世界上貧窮地區來說，它只是剩余價值的盤剝者，是殖民主義的強加者，是本地精英的收買者，是世界混亂的制造者”。

顯而易見的是，美國對所謂民主、專政國家的界定，從來都是從自己的價值觀念、全球戰略、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的角度來劃分的。美國依仗其在國際社會的強勢地位，掌握著民主的界定權、話語權，而眾多的非西方民主國家則成為其指手畫腳、予取予奪、肆意干涉的對象。

3.表面“利他”，實際“利己”。大批難民從敘利亞、伊拉克等國出逃，他們悲慘的境況引起了全世界的同情。而作為始作俑者的西方國家不但沒有反思自己的行為，對最需要人道主義救援的難民要麼袖手旁觀、置之不理，要麼推諉扯皮、不願接受，其利己表現和他們宣揚的自由、民主、人權差距是如此明顯。

作為肇事者之首的美國的表現最令人失望。幾年來，美國一共隻接收了數千名難民，遠遠沒達到國際組織所要求的接收數量。奧巴馬政府在難民問題上消極應對無所作為，而新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更是以美國國內白人利益為執政旨歸，仇視外來移民，連著頒布了兩道令世界嘩然的禁令，絲毫沒有為自己國家所犯錯誤承擔責任的意思，其民主的虛偽性暴露無遺。

對於已經進入歐洲的難民來說，歐洲並不是避風港。歐洲人對難民的排斥隨處可見，甚至有新聞報道德國慕尼黑附近的小鎮建起了隔離牆，“政府希望以此隔開當地居民和難民營”。安置難民也讓本地居民和難民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德國各地將難民安置在帳篷營地和體育館，由於本地居民的排外情緒，襲擊難民的情況不斷發生。有人將爆竹扔進難民居住的小旅館，有些地方的居民發起游行，抗議將難民安置在本地區。國際組織指出，難民營區缺乏糧食和毛毯。奧地利也出現了難民吃不飽穿不暖的問題，奧地利當局縮短避難流程的承諾也未兌現。歐美國家一直引以為豪的自由、民主、包容的西方文明在這一刻扯落了原本遮在頭上的面紗，露出其蒼白的真容。

三、西式民主具有明顯的虛偽性，淪為了一種強盜邏輯，從一定意義上說，遏制西式民主才能消除難民潮等災難之源

民主，依據常識性的意義，在一個社會裡，隻要人民能夠以有意義的方式參與自己事務的管理，這個社會即為民主社會。但實際上，我們看到的西式民主並非這樣。諾姆·喬姆斯基指出，西方的民主只是工商業界及相關精英制定游戲規則的一種體制。公眾就像“茫然失措的羊群”，他們只是“行動的旁觀者”，而不是“參與者”。美國輿論學者沃爾特·李普曼也指出，公眾可以批准地位高於他們的人制定的決策，支持他們中的一方或另一方，但不得干預這些決策，這些問題與他們無關。曾在裡根政府時期負責所謂的“民主援助項目”的托馬斯·卡瑟羅斯也曾說，美國努力創造一種自上而下的民主。它使傳統的權力結構（主要是法人團體及其盟友）實施有效的控制。任何形式的民主，隻要不對傳統的權力結構造成實質性的挑戰，均可接受。任何形式的民主，一旦瓦解其權力，就照例不可忍受。應該說，無論是被美國政府視為“異見者”的喬姆斯基，還是執行美國政策的“體制內者”托馬斯·卡瑟羅斯，都明白而直接地指出了西方社會所推崇的民主的“服從性”。當然，這種服從性在國內如此，在國際上也是如此。

西方國家口口聲聲宣稱要推進“民主”，卻從來不問對象國的人民是否需要這樣的民主，更不會給他們參與決策的機會，甚至沒有給他們選擇的機會，只是強迫他們接受自己的決策，而這些決策關乎他們的生命、財產與安全。在西方國家那裡，民主就意味著，不需要你發表意見，不需要你參與，甚至不需要你選擇，而隻需要你服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主變成了服從，不服從即是不遵從民主。很明顯，這已經淪為了一種強盜邏輯。

西方國家統治階層一廂情願地認定，全世界人民都應該信奉他們的那套價值觀，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包含了人類最高級、最進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現代和最文明的思想。如果有哪個國家拒絕接受，而只是想堅持自己的傳統文化與制度，那麼他們便會成為“錯誤意識”的犧牲品。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寫道：“美國自建國以來篤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價值，聲稱自己有義務傳播這些理想。這一信念常常成為美國的驅動力。”這一論述深刻道出了美國通過輸出民主來“重塑世界面貌”，“演變”非西方價值觀國家的原始沖動。喬姆斯基在其《遏制民主》一書中將美國人的行動總結為一種“解放者的姿態”。但姿態畢竟是姿態，它只是一種表象。綜觀二戰以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其他地區與國家的干預，從尼加拉瓜到阿富汗，從巴拿馬到利比亞，無一不是打著解放者的旗幟來謀取自己想要的利益，把當地“不服管教”的掌權者換成對自己俯首帖耳的人，把其國家變成自己的附庸，以此號稱推進“民主化進程”。

近年來中東與北非的現實表明，民主和自由隻有在和平與穩定的前提下才有意義。號稱“在海外倡導自由和民主，建立世界秩序”的美國，因為“推廣自己的價值觀”，伙同西方國家要麼直接出兵捕殺當地政權，要麼挑起爭端、扶持代理人與當地政權對壘拼爭。原本相對穩定的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因西方國家的干預而紛爭迭起，各方勢力撕扯斗爭，槍炮與彈藥齊飛，禍亂與慘劇共發，更有伊斯蘭國等恐怖主義組織乘機做大、為害四方。人民流離失所，苦不堪言，人類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環境都被破壞殆盡，還談何自由與民主！

美國打著“民主改造中東”的旗號，以“救世主”的身份悍然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又在被西方冠名為“阿拉伯之春”的大規模民眾暴亂中煽風點火，助推了利比亞和敘利亞的戰亂。西方的干預，不但沒讓這些國家迎來“民主改造”的“春天”，反而令它們陷入了失序與混亂的寒冬，政局動蕩、經濟惡化、教派和部族之間激烈沖突，最終引發了大規模難民潮。煽風點火時不遺余力，收拾攤子時卻懈怠躲避。我們看到，“世界警察”無心也無意對中東的和平與發展問題做出某些建設性的貢獻，也對自己親手造成的難民潮無動於衷、冷漠以對，這不由讓人詰問：如此“民主”，有何輸出價值？如此看來，遏制“西式民主”，才能遏制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