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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2017年08月16日09:04    來源:人民網-人民論壇

原標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的“7·26”重要講話,是對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持續不斷地艱苦奮斗所取得的成就的高度評價。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入了又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為此,我們必須要有長期艱苦奮斗的思想准備。讓我們弘揚愚公移山精神,子子孫孫持續接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從新中國成立后到本世紀中葉的100年,包含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三個歷史發展階段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一直在規劃我們國家未來的藍圖。他設想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幾經調整,最后定格在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我看是不行的”。

這一百多年的奮斗目標,正好是我們黨的第二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在鄧小平提出“三步走”發展戰略后,黨的十七大作了進一步規劃,提出到本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100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使我國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正式提出了“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

從新中國成立到本世紀中葉的一百年,應當是我們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起新中國,開啟了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站起來的歷史。這段站起來的歷史即是我們常說的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歷史。在這30年,我們國家對內實現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開展全面大規模建設,初步地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對外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和多次邊境自衛作戰,粉碎了美國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捍衛了國家的神聖領土和主權。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進行撥亂反正,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的路線,開啟了中國人民由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在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號召后,30多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改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2010年我國的經濟發展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到2020年,我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中國人民開始真正富起來了。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貫徹五大發展理念,有力推動我國發展不斷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前進。特別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逐漸形成,中國主動參與全球治理,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我國的國際形象顯著提升,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達到了新的高度。這標志著中華民族開始走向強起來的新時代。

從新中國成立到本世紀中葉的100年,雖然包含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三個歷史發展階段,但它們不是彼此割裂的。這三個階段,是一脈相承、遞進發展的,猶如農作物生長的春種、夏耘、秋收的關系。沒有前者就沒有后者,一定要辯証地、歷史地看待這三者的關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是新階段的歷史起點

歷史發展形成新階段,具有轉折性的階段特征,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和國家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的偉大開端。因為它撥亂反正,實行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意義的偉大轉變。這種轉折性的階段特征,人們容易感覺到。歷史發展形成新階段的另一種形式,是“超常性”的階段特征。這裡講的黨的十八大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歷史起點,就屬於這一類型。這種類型往往不容易為人們認知。所謂“超常性”,或者是發展的速度超常,或者是改革的力度超常,或者是治理的深度超常等。當然,這些都是根據我們國家的具體情況而言的。

為什麼說黨的十八大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歷史起點,屬於這種“超常性”類型呢?因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並踐行的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使我們黨和國家發生了超常的巨大變化。這種“超常”,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7·26”講話中所概括的“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這裡且舉幾例來說明黨的十八大以來的“超常性”。

第一,反腐敗斗爭的“超常性”。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猛藥去疴,重典治亂,“老虎”“蒼蠅”一起打,使多少年來一直遏制不住的腐敗現象多發高發勢頭得到有效遏制。截至2017年1月,中央紀委共立案審查中管干部240人,給予紀律處分223人。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16.2萬件,給予紀律處分119.9萬人﹔全國共處分鄉科級及以下黨員、干部114.3萬人。

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超常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2015年11月提出的。它要解決經濟結構調整這個“老大難”問題,要在保持總量增長的同時,實現結構優化。簡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攻堅戰打響了。五大任務齊頭並進,但去產能是重點。僅一年時間,鋼鐵去產能4500萬噸、煤炭去產能2.5億噸的目標均已提前、超額完成。國務院清理、取消或下放各類審批事項1000多項,全年降低企業成本就超1萬億元。工業企業利潤明顯好轉。這樣的效果遠遠超出預期,大大提振了市場信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變中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出現“新氣質”。

第三,科技創新發展的“超常性”。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我國在量子通信、光量子計算機、高溫超導、中微子振蕩、干細胞、合成生物學、結構生物學、納米催化、極地研究等領域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創成果。戰略高技術捷報頻傳,載人航天和探月工程、採用自主研發芯片的超算系統“神威·太湖之光”、蛟龍號載人深潛器、自主研發的核能技術、天然氣水合物勘查開發和新一代高鐵、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成就舉世矚目。我國科技發展水平從以跟蹤為主步入跟蹤和並跑、領跑並存的歷史新階段,這是近代以來所未曾有過的重大變化,表明我國科技發展站上全新的歷史起點,加速推動我國從科技大國向科技強國邁進。

第四,生態文明建設的“超常性”。建設生態文明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之一。黨的十八大將其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后,黨中央就始終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治國理政的重要戰略位置。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十八屆五中全會將綠色發展納入新發展理念。五年來,制定修改的有關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就有十幾部之多,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制度保障。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部署,頻次之密、推進力度之大、取得成效之多,前所未有。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這種“超常性”發展還有許多。正是這種“超常性”,“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因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發展階段后,依然任重道遠

黨的十八大指出:“我們黨擔負著團結帶領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最基本的三大任務。

實現這三大任務異常艱巨。就拿第一大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脫貧而言,如果按過去三十多年年均減貧600多萬人的速度計算,還有7000多萬人的脫貧需要約11年,即到2025年才能實現目標。現在要提前五年實現,其艱巨性可想而知。所以,習近平總書記發出“為決勝全面小康社會”而奮斗的動員令。第二大任務推進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的總任務。講經濟發展總量,不用說超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就是接近或超過發達國家水平也可以實現,但若論人均發展水平則異常艱巨。再論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那更艱巨了。這有一個參照系問題。若以古代中國盛世對人類文明的貢獻率而言,我們曾經達到世界的一半以上,即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貢獻率的總和,那是不得了的。以此為標准可能不現實。這就是說,隻要我們國家對人類文明的貢獻率與我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比率大體相當,就可以稱得上對人類有較大貢獻。顯然,實現這個奮斗目標的難度也很大。

怎樣才能實現新階段異常艱巨的宏偉目標呢?習近平總書記在“7·26”重要講話中從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從增強理論自信和戰略定力,勇於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從提高戰略思維能力,按照新的歷史階段的要求制定黨和國家大政方針等方面作了論述。這裡,著重從思想方法維度強調三點。

第一,要准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我們的前進道路不可能是一片坦途,必然會面對各種重大挑戰、重大風險、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從國際發展環境看,國際形勢處在新的轉折點上,原有的全球政治經濟均衡狀態正被打破,新的均衡尚未形成,我國的周邊並不安寧。從國內發展歷史節點看,我國正處於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轉變階段,矛盾和風險比從低收入邁向中等收入時更多更復雜。在任何時候都要看到形勢變化給我們國家帶來的風險,這就需要准確把握形勢變化,深刻理解新的歷史特點中蘊藏的機遇和挑戰,准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第二,要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安不可以忘危,治不可以忘亂”的底線思維。我們希望黨內團結、社會穩定、人民幸福、國家太平。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艱苦奮斗,才有目前這樣的偉大成就,我們非常珍惜。但是不安定的因素還存在,要折騰和分裂我們國家乃至將戰爭強加於我們頭上的勢力還存在。因此,我們要居安思危、知危圖安。對面臨的各種困難和挑戰,我們要從最壞處著眼,做最充分的准備。隻有這樣,才能主動應對各種不測,以盡量小的損失,獲得最好的結果。

第三,要有長期艱苦奮斗的思想准備。新的歷史階段的三大任務,除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指日可待以外,其他兩項仍需相當長時間才能實現。毛澤東同志說過,要使中國變成富強國家,對人類的貢獻符合我國人口在世界的比重,“這已經不是我這一輩的事,也不是我兒子一輩的事”。鄧小平同志講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既然如此,就必須要有長期艱苦奮斗的思想准備。讓我們弘揚愚公移山精神,子子孫孫持續接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參考文獻】

①《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責編:萬鵬、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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