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從理論結構上講，其實質應該是“實踐的社會主義”與“理性的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這樣的一種結構性分析，能夠完整地反映實踐的內容和過程，能夠鮮明地體現中國特色，體現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經濟理論與實踐。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解放社會生產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一種空洞的社會構想，也不是一種僅供思辨的理論﹔而是當代中國扎扎實實地實踐著的、生動鮮活的社會主義。我們黨把這一正在實踐的社會主義，定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指出它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通過革命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對社會生產力的解放。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頁）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指出，“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資產階級不能控制的程度，隻等待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去掌握它”。（同上，第460頁）這兩段話都是講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解放生產力。那麼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后，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經濟落后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還要不要持續不斷地解放生產力？回答是肯定的。

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總結了蘇聯的經驗和教訓，始終在立足中國實際上著力。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始終關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更多地從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視角，科學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時代課題。

關於社會主義本質。鄧小平所概括的社會主義本質，鮮明地突出了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即發展是第一位的，必須持續不斷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時又把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作為基礎和條件，把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既作為目標，又看成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過程。

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背景，由於中國民主革命的時代條件，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各革命階級，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中國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的什麼主義，社會形態實現了跨越，但生產力發展水平不能跨越，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是中國最大的實際。

關於社會主義的矛盾運動。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初，我們黨對社會主要矛盾就有了清醒的認識，雖然后來發生過偏差，但改革開放后又回到了正確軌道。社會主義矛盾運動，說到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我們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關聯到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二是從社會生產適應人民需要的視角出發，三是體現動態的、持續的要求，四是體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內在需求。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

關於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其核心內容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體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要求﹔堅持改革開放，體現社會矛盾運動的要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體現舉旗定向和制度保障的要求。

關於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是中國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公有制為基礎還是以私有制為基礎，是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重要標志，而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是現階段中國既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又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制度選擇。同樣，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重要原則，堅持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也是中國現階段促進社會生產快速發展的最佳選擇。當然，堅持按勞分配原則，還要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

關於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改革。“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頁）改革確實在特定階段會有突出任務，但不是應急措施。改革的必要性不僅僅在於解決受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影響，也不僅僅在於發展市場經濟﹔而是主要在於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不斷地調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通過改革，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最終目的也是適應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改革是全面的、持續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對改革的認識與實踐達到了新的高度。

從以上六個方面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中國正在實踐的社會主義，其最根本的任務是發展，是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二、實踐的社會主義與商品貨幣關系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未來社會的設想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的，並沒有涉及未來社會的市場問題，甚至他們預測未來社會不需要利用商品貨幣關系。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和后來的《反杜林論》中，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哥達綱領批判》中，都認為未來社會是消滅私有制，由自由人聯合體共同佔有共同使用生產資料。社會生產是協作的，並且按協議分配全部產品。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到了“社會總產品”的必要扣除，說到了“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使用“勞動憑証”計量勞動量和參加分配。（《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1—第435頁）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未來社會建立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基礎上的結論也有例外。比如，馬克思對俄羅斯農村公社為代表的東方社會的革命前途問題就有過深刻論述。馬克思晚年還深刻指出：“在將來某個特定的時刻應該做些什麼，應該馬上做些什麼，這當然完全取決於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既定的歷史環境。”（《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8頁）

剛剛取得十月革命勝利的蘇聯，一方面為了保護新生政權，另一方面出於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考慮，曾經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戰爭結束后，社會生產水平明顯低於戰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難以繼續堅持下去了。列寧說：“我們……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列寧論新經濟政策》，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5頁）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於1921年3月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作出了由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轉入新經濟政策的決議。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利用商品貨幣關系發展經濟。新經濟政策僅僅實行了一年時間，國家經濟就迅速恢復起來了，經濟社會運轉出現了空前的生機與活力。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才得以召開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蘇聯，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才站穩腳跟。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是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形成的，是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其基本內容包括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包括將國家所有作為生產資料公有或共同所有的組織形式，包括允許私有經濟和自由貿易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包括對外開放、允許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租賃蘇聯的國有企業等等。列寧在病重期間，對新經濟政策的必要性進行了深入思考，他說：“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同上，第266頁）

新經濟政策實施到1929年，由於主客觀方面的原因，斯大林作出了重大調整，逐漸形成了以兩種公有制形式、指令性計劃、按勞分配為主要內容的蘇聯模式。這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斯大林認為，全民所有與集體所有存在著利益差別，也需要商品貨幣關系，需要市場交換。

中國共產黨人對市場的認識，從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就開始了。毛澤東深刻指出：“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麼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頁）鄧小平也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他們對市場和商品經濟的認識，來源於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來源於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內在要求，是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重大創新與突破。

改革開放近40年來的實踐，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創新發展的實踐，也是探索發展商品經濟和運用市場配置資源的嶄新實踐。先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革思路，然后逐步深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

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革思路前后，先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后來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后，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發展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從最初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新的社會形態不需要商品貨幣關系到東方社會的例外﹔從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到斯大林的蘇聯模式﹔從毛澤東的看商品生產同什麼經濟制度相聯系，到鄧小平的計劃與市場都是調節手段﹔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再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從理想變成實踐過程的生動體現。這也說明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律性認識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這在社會主義運動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說史和社會主義改革思想史上，都具有標志性意義。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理性的市場經濟

西方經濟學實際上是西方市場經濟學，它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相伴生。如果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算起，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從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從凱恩斯主義到新凱恩斯主義，經歷240多年的發展歷程。無論是三次大的變革，還是六次革命，西方經濟學仍然固執地堅持它的學術自信。在西方經濟學家看來，即使爆發全球性經濟危機，都可以通過其理論修補實現均衡。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個人理性和經濟人理性，凱恩斯有效需求的理性選擇，新自由主義的理性預期主義，都一定程度地以市場經濟原本是完善完美的為前提，從總體上缺乏對市場經濟的理性分析。為避免經濟危機中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評，西方經濟學家還特別強調純技術性分析，有意無意地不與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

本文所說的理性的市場經濟，不是也不可能是資本主義初期或者資本主義處於上升時期的市場經濟，不是也不應該是導致危機並不斷累積加深危機的市場經濟，當然也不是純粹自發、盲目、自由的市場經濟，不是產生於西方不受時空限制可應用於任何國家任何發展階段的市場經濟﹔而是體現“兩個充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包括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充分估計到並防范市場自發調節有可能產生的風險甚至可能發生的危機。比如，近年來我們黨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基本判斷，突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注重防范系統風險，等等，都體現了“兩個充分”。可以說，前一個“充分”，重在解決短缺和效率問題，后一個“充分”，則是要防范化解可能出現的過剩和危機。

發展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分支，是專門針對二次世界大戰后落后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我們說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也包括受其中發展經濟學的影響。我們說用理性的態度對待西方經濟學，也包括理性地對待發展經濟學。比如，對待發展經濟學中的錢納裡工業化發展階段理論，如果不考慮時空條件，隻簡單地照搬照套肯定是不合適的。中國是發展中大國，既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當年工業化的環境條件，也不同於二戰后拉美及亞洲的小國和地區的發展環境和條件，而且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現在80%以上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發生在跨國公司內部，國際分工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生產環節和供應鏈的分工。因此，簡單地按錢納裡的標准來判斷工業化的發展階段，並相應地要求重點發展什麼產業，肯定不合時宜了。特別是在中國國內的某個區域，一定要比照錢納裡的標准，判定工業化發展處在什麼階段，然后相應地重點發展什麼產業，或者工化業初期輕紡工業發展不充分，現在需要補充發展，等等，就顯得更沒有必要了。

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講，理性的市場經濟，不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的簡單移植，也不是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再版。

一方面，實踐的社會主義需要市場經濟，而且能夠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並產生更高的效率﹔另一方面，實踐的社會主義在運用市場經濟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的同時，要避免盲目性，防止和避免系統性經濟風險和危機。客觀上要求用理性視角看待和運用市場經濟。

說理性的市場經濟不是簡單地照搬西方市場經濟，也不是簡單地照搬西方經濟學，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完全拋開西方市場經濟和西方市場經濟學的概念范疇另起爐灶，馬克思寫《資本論》，也大量使用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概念范疇。我們既要把計劃和市場從經濟制度屬性中剝離出來，強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可以用﹔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資源配置方式的運用總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的，總會被社會制度所影響。西方經濟學家刻意強調經濟學的純技術性，其目的就是為了掩蓋或回避資本主義制度弊端。

四、在總結和結合中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總結是結合的前提。對社會主義實踐要進行總結，對市場經濟同樣需要總結。要堅持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踐進行系統的梳理總結，對其中運用市場配置資源的理論與實踐進行梳理總結，還要從整體上對改革歷程和思路進行梳理總結。通過這些梳理總結，把其中原創性、獨創性的內容鮮明地彰顯出來，對成功經驗進行學理性提煉，深化規律性認識。

在總結中應特別強調秉持唯物辯証法和唯物史觀精神，要注重實踐，從事實出發，而不是從概念出發﹔要客觀全面，不主觀臆斷，不偏激極端。

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理性的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形成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要有四梁八柱，要邏輯自洽，要科學、專業、具體、精准。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具有開創性。總體來看，構建這一系統工程須有三大理論支柱：一是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民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中心，作為經濟學分析的出發點、切入點和落腳點。人民在這裡包括作為生產目的的人，作為全面發展的人，作為生產要素的人，作為創造主體的人，作為勞動力再生產的人，作為儲蓄和投資主體的人，作為消費者的人，等等。二是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真正發揮好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其中包括催生培育市場，維護和保障市場秩序和公平交易，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充分利用市場，等等。三是用理性的制度安排超越“過剩經濟”。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在本質上要求經濟社會發展是理性的。從某種意義上講，科學發展就是理性發展，新發展理念就是理性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理性的改革思路。我們要把這些要求條規化或法律化，用制度安排約束市場經濟的盲目性、自發性，避免在取得市場效率的同時，發生過剩危機。在這三大理論支柱中，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學是最重要的理性﹔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一種理性選擇﹔用制度安排實現對“過剩經濟”的超越更是理性的體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是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學，其理論體系完全可以體現原創性、系統性、時代性、操作性。西方經濟學的技術分析方法是值得研究和借鑒的。我們在注重定性分析的同時要高度重視定量分析，在注重總量分析時也要重視結構分析和趨勢分析，從而使我們的經濟理論建設更具有實踐和學理根基。

（尹漢寧 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