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驗：經濟發展和轉型中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缺一不可

[摘要]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制定發展與轉型政策時照搬西方主流的理論，未能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以致不能擺脫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國道路成功的秘訣是，在經濟發展和轉型中既發揮“有效市場”的作用，也發揮了“有為政府”的作用，同時用好“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格局。中國的發展與轉型的成功對其他金磚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值得借鑒的經驗。

成為民富國強的工業化現代化高收入國家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但是，“二戰”后全球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中，到目前為止僅有韓國和中國台灣兩個從低收入發展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到2025年左右，中國大陸可能成為僅有的第三個。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也隻有13個發展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中8個是原本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就不大的西歐周邊國家以及石油生產國，另外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為何絕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不能擺脫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制定發展與轉型政策時照搬西方主流的理論，未能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西方經濟學界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倡導的第一版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強調市場失靈，主張通過政府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和發達國家相同的資本密集型重工業。願望雖好，但是以對市場施加各種干預扭曲來建立起一些先進產業，導致資源錯配、尋租嚴重、腐敗盛行，結果經濟發展停滯、危機頻發，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擴大。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后盛行的發展經濟學第二版——新自由主義，強調政府失靈，倡導採用“休克療法”，推行“華盛頓共識”主張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以消除政府的干預扭曲，建立起和發達國家相同的市場經濟體系，結果是推行這種轉型措施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普遍遭遇經濟崩潰，發展停滯，危機不斷，發展績效不及轉型之前。

同期，經濟發展取得成功的少數經濟體的共同特點是，在經濟發展和轉型中既發揮了“有效市場”的作用，也發揮了“有為政府”的作用。為什麼有效的市場很重要？因為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發展產業是一個國家在國內、國際市場形成競爭優勢的前提。企業追求的是利潤，隻有在充分競爭、完善有效的市場體系中形成的價格信號，才能引導各個企業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進行技術、產業的選擇，從而使整個國家具有競爭優勢。為什麼有為的政府也同樣重要？因為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以及相應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不斷完善的結構變遷過程。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有賴於先行的企業，政府需要補償先行企業所面對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而且，先行企業是否成功還有賴於相應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的完善，后兩者不是單個企業力所能及，需要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組織協調相關企業的投資或由政府提供這方面的完善。唯有如此，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才能根據經濟發展、比較優勢的變化不斷順利進行。所以，一個發展成功的國家必然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政府發揮積極有為的因勢利導作用。

自1979年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維持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長，而且，是唯一一個沒有發生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政府沒有照搬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休克療法”，而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推行務實漸進的雙軌制轉型，一方面給予轉型前建立的，違反中國當時資本短缺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但是關系國防安全和國計民生的大型資本密集型產業中的國有企業必要的轉型期保護補貼以維持經濟穩定﹔同時，放開民營和外資企業進入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並在市場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因勢利導作用，克服軟硬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從而形成中國經濟的競爭優勢。經濟的快速發展，資本的積累，比較優勢的迅速變化，使得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成為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為深化改革，消除政府保護，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創造了必要條件。

中國的發展與轉型的成功對其他金磚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三個值得借鑒的經驗。

首先，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正確地認識自己，也要正確地認識別人。所謂正確認識自己，就是要客觀全面地了解自己國家的基本國情和條件，包括自己國家的發展階段、自然資源、勞動力、資金條件，也要了解以前和現在的主要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等等。所謂正確認識別人，就是要對世界上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類型的國家做出系統分析，並對自己國家與這些國家之間的關系包括可比性、差異性、互補性等做出客觀判斷。尤為重要的是，要對自己國家和其他國家的相對比較優勢及其階段性特征，做出深入細致的研究，不能簡單照搬模仿其他國家，尤其是條件和自己不同的發達國家的理論、政策和經驗。

其次，要制定適合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包括許多方面，其中，產業政策是一個重要方面。發展中國家經濟要持續發展，必須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升級的產業必須符合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從而使其中的企業要素生產成本在國內外處於最低。但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營商環境、法律制度等普遍有待完善，導致企業經營的交易費用高。為提高市場競爭力，需要為企業降低交易成本。基礎設施、營商環境、法律制度的改善需要政府來做，但政府的資源有限，因此，應該集中優勢資源打殲滅戰，根據所要發展的具有比較優勢產業的要求，在適當的地方建立合適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以降低交易費用，使發展的產業在國內國際市場上迅速形成競爭優勢。由此，積小勝為大勝，在經濟蓬勃發展的情況下逐步完善全國的基礎設施、營商環境、法律制度等。

最后，既要吸取結構主義帶來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的“過猶不及”教訓，也要吸取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在經濟發展、結構轉型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的“不及猶過”教訓，讓市場和政府兩隻手在經濟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各自發揮應有的作用。

我所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就是在反思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弊端，總結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轉型成敗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新一版發展經濟學理論。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中國道路的成功秘訣在於，同時用好“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格局。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既有“有效的市場”，也有“有為的政府”，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原因之一。

根據一個國家的經驗總結的理論在其他國家的適用性，決定於其他國家的前提條件是否和產生這個理論的國家相似。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其前提條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較為相似，總結於中國經驗的理論將有助於其他金磚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挑戰。我相信，隨著中國經驗和理論的豐富與交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的美好願景必將實現！

（本文是作者2017年8月17日在福建泉州金磚國家治國理政研討會上的主旨發言。發表時略有刪節。）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