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提出的新要求

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新發展，黨的十九大提出了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核心的一系列新論斷、新思想、新觀點。其中，關於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科學論斷，既是我們黨及時體察社會發展脈搏的產物，又為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提供了前提。准確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對於我們緊密聯系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實際，細致耐心地做好各方面、各領域的工作，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抓社會主要矛盾是我們黨的突出優點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重視科學理論的黨。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矛盾學說和矛盾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以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來指導實踐，尤其是分析社會主要矛盾、明確主要任務與奮斗目標、制定相應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戰略策略措施，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實踐中形成的突出優點和優良傳統。正如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所指出：“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

在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主要矛盾呈現出比較復雜的情況。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指出：“當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這個時候，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與統治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統治、壓迫著人民大眾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當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這個時候，矛盾的主要方面，則是壓迫中國人民、把中國由獨立國家變為半殖民地的帝國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目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開展反帝反封建、實現民族獨立、解放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把中國“由舊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變為新的民主的社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全黨工作重心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轉移。新的歷史時期，要求明確社會主要矛盾，為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順利推進提供理論依據。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我國面臨的主要矛盾。既然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要矛盾，既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於落后的社會生產，那麼我們的根本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變社會生產落后的面貌。怎麼完成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個根本任務？必須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1981年提出的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論斷，成為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一切理論和實踐活動的邏輯起點。

當然，歷史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寶貴經驗，還有沉痛教訓。1956年，黨的八大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之間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的八大關於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突出了我國生產力還很落后這一基本國情，要求全黨集中精力去發展生產力，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這是黨的八大最重要的理論貢獻，歷史証明是正確的。遺憾的是，之后黨的八屆三中全會改變了黨的八大關於我國主要矛盾的判斷，認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這樣的認識無疑對之后一段時間黨的發展生產力的主要任務造成了干擾。

我們黨所走過的路，所取得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充分說明了科學判斷社會主要矛盾的極端重要性。准確把握社會主要矛盾，是黨正確領導社會主義事業順利推進的認識論前提。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及其意義

經過長期的不懈努力，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五年的努力奮斗，黨和國家事業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的新的歷史方位。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個關於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判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首先，“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物質極為匱乏、商品短缺的歷史條件下起步的。在商品短缺、物質匱乏的時代，所謂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更多的是“物質”需要，是解決吃飯穿衣等基本生存問題。與此相比，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則是既包含又超越了物質需要的更高級、更寬泛的需要。對於“美好生活需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是這樣闡述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這裡有兩層意思：一是人民“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現階段的物質需要，主要不是填飽肚皮、維持生命即“吃”的問題了，而是吃得好、吃得安全放心、攝入營養均衡、有利於健康長壽的問題。二是超越物質領域的新的需要，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換言之，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僅包括物質上的滿足，也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內容﹔人民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的要求“日益增長”。對“美好生活”的洞察和闡述，牢牢抓住了時代、社會發展與人民群眾精神面貌變化的脈搏，體現了我們黨敢於面對現實、勇於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

其次，要深入理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黨的十九大在肯定取得的成就的同時，提出我們面臨的“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更加突出”，充分顯示了我們黨不回避、不推諉、直面問題的憂患意識，以及解決問題、推動發展的信心和決心。“不平衡不充分”，表現在多個方面。在經濟發展方面，總體生產能力與所提供的商品、服務質量之間的不平衡，相當一部分行業和產業產能嚴重過剩，少數領域如高鐵、核電、通信設備等具備了全球競爭力，同時大量的核心技術、高端產品還依賴於進口﹔人民群眾相當多的高層次消費需求，在國內得不到有效供給，不得不通過境外消費得到滿足。在社會發展方面，存在著農村滯后於城市、中西部滯后於東部沿海地區等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存在著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長期發展不平衡。

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產生，意味著中國人告別了物質需要佔主導地位的時代，迎來了更加多樣化的“美好生活需要”佔主導地位的時代，體現的是中國社會發展劃時代的進步。與此同時，劃時代的進步，也給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物質需要比較單純、明確，容易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得到滿足。美好生活需要，既多元又多樣，既涵蓋又超越物質需要，卻是難以准確把握並加以解決的。中國共產黨必須肩負起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的新使命。

圍繞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推進黨和國家工作

首先，要聚焦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堅持新發展理念，著力解決好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毛澤東同志指出：“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這就要求，解決矛盾重在解決“矛盾的主要方面”或“起主導作用的方面”。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需要把精力聚焦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上。堅定不移地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深化以質量為主攻方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創建創新型國家，加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是現階段我們解決好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主要抓手。

其次，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更加注重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發展的核心要義。美好生活既包括物質層面的收入、住房等內容，也包括精神層面的感情需求、心理感受、體驗等內容。現階段，隨著物質生活的基本滿足，尤其是現代化轉型的加速推進，人們精神層面的需要越來越凸顯出來。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提出的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其中“安全”方面的要求本身就是一種精神需求，具體指向對於失業、生病、養老等方面的擔心﹔“環境”方面的要求，更是一種包括身體安全和生活質量提高在內的綜合性精神需求。這種現實，對於黨和國家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我們出台的政策措施、執政施政行為，都要圍繞著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具時效性、針對性，更顧及群眾的感受、社會的接受程度，以實現黨的十九大要求的“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另一方面，黨和政府也有責任通過細致入微的工作，引導人民逐步形成關於美好生活的正確認知和心理預期。每個人的美好生活，主要是靠自己辛勤勞動干出來的，等、靠、要的依賴思想是不對的。這樣，才能在全社會“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才能為順利推進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大業提供堅實的社會心理保障。

最后，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體現在制度建設問題上，是體制機制還有待健全，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方面的要求，難以得到充分、及時的滿足﹔體現在黨和國家的治理能力上，是“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強”。從這個角度看，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提出，尤其是關於美好生活內涵的科學闡釋，最大限度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自我加壓、與時俱進精神：既然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既然現有的制度體系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那麼就必須把制度體系建設提到黨和國家重要日程上來。為此，我們要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形成公平正義的利益分配格局，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以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激發和釋放社會活力，進一步提升黨和國家的現代社會治理能力，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提供堅強有力的制度支撐。

當然，我們還必須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牢牢抓住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近些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出現的新情況、新變化，致使一些質疑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特別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要性的聲音出現。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並沒有改變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我們依然要“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對於基本路線的強調，充分體現了我們黨的清醒認識：中國正處在現代化進程之中，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經濟建設仍然是全黨的中心工作。任何偏離基本路線特別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言行，都是對黨的重大理論觀點的背離，都是有害的。

[參考文獻]

[1]毛澤東.矛盾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作者簡介：王中汝，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