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黨和國家政治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

2018年2月，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3月17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隨后，中共中央印發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執行。此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和中國改革進入全面深化的攻堅階段進行的一次深刻變革，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建設和完善中國政治文明的一項重大舉措。與以往的歷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不同，本輪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因中國所處歷史方位的新變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目標以及中國現代化戰略新安排等諸多新變化，而呈現出新的特點和深遠意義。

一、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場深刻政治變革

本輪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堅持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導向，這是完全不同於以往機構改革的一個立意高遠的戰略指導思想。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國特點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為我們黨治國理政、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為適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工作的需要，黨中央積極穩妥地推進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基本實現了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機構職能體系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機構職能體系的重大轉變，有力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是，由於我國的改革是漸進式改革，改革設計採取了經濟改革優先的不均衡戰略，政治體制改革相對緩慢，黨和國家機構運行中存在的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濫用職權、權責脫節、職責缺位、效能不高等問題一直沒能得到很好解決，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同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要求不能完全適應，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不能完全適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下定決心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從根本上解決這些障礙和弊端，以適應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要求。

本輪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秉持的就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這既是落實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重大舉措，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為深刻的一次政治體制變革。它必將推動中國的改革步入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協調並進的新時代，也必將促進中國的現代化水平邁上新台階。

二、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一次制度安排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是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形成和確立的，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歷史做出的堅定選擇。中國共產黨以扎實奮斗的歷史和卓著的成就向世界証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是無比正確的政治決定。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然而，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始終存在著片面理解和執行黨政分開的思想，同時，抵制和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地位的思想和現象也一直存在。一些黨員干部在市場經濟不良思想沖擊下淡化了黨的領導的意識，一些部門、單位和領域黨的領導被弱化、虛化，基層黨組織軟、鬆、散的現象比較嚴重，一些黨員黨性淡薄、黨員主體意識不強，黨的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還不夠科學、健全、有效。這些問題和現象不僅需要加強思想政治建設來改變，也亟須通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來解決。同時也要看到，當代世界國際局勢不確定因素在增加，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和實現民族復興偉大征程充滿挑戰。中國共產黨必須通過制度安排來堅持和加強自身的全面領導，不僅確保自身的領導核心地位，更要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領導有力的作用。

為此，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指出：“黨的全面領導是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根本保証。”《決定》還強調：“把加強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貫穿改革各方面和全過程，完善保証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安排，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同時，《決定》從建立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強化黨的組織在同級組織中的領導地位、更好發揮黨的職能部門作用、統籌設置黨政機構、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等五個方面，對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做出了具體部署和制度安排，為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為全體黨員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証。

三、黨政軍群等機構職能體系的一次統籌優化

改革開放以來，為適應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的需要，中國共產黨積極探索和推進黨和國家機構改革。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尖銳地揭露和分析了現行政治體制存在的種種弊端及其產生的原因，系統精辟地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意義、主要內容和必須遵循的原則，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思想。隨后，黨中央部門於1982年、1988年、1993年、1999年集中進行了4次改革，國務院機構分別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進行了7次規模較大的改革。這些改革在精簡機構、職能優化、裁減人員、轉變職能、政企分開等方面取得了歷史性的進展，但也多次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出現了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各種“越位”“缺位”現象嚴重等新問題。究其深層次原因，盡管歷次機構和職能改革貫穿的主線是將以往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黨政機構職能，逐步轉變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黨政機構職能，但由於缺乏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頂層設計、系統規劃和深入推進，並沒有達到預期目的、產生實質性的效果。

與以往的歷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不同,本輪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不是某個領域的單兵突破，而是黨政軍群等機構職能體系的一次系統性的統籌優化，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次頂層設計。本輪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以推進黨和國家機構職能優化協同高效為著力點，提出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形成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體系，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裝力量體系，聯系廣泛、服務群眾的群團工作體系，推動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協調行動、增強合力，全面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這不僅要求黨政軍群等領域各自進行機構改革和優化，科學、合理設置各自的機構，而且要求它們之間進行跨部門、跨領域協同改革，將職能相近的機構合並或合署辦公，優化黨的部門、國家機關、企業單位、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群團組織的職責，理順中央機構與地方機構的關系，促進在堅持黨領導一切的原則下既各司其職又協同合作。

因此，本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不僅在政府機構有較大的改革，而且在黨的中央機構、全國人大機構、全國政協機構、軍地武裝機構、群團組織、地方機構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調整和職能優化，開啟了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四、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場綜合破局

改革通常指改變舊制度、舊事物，是對舊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調整，以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同時促進社會進步、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國自1978年啟動改革，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它是在保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對一切束縛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和領導方式、管理方式等進行徹底的清除或轉變。中國改革的主要對象是中國共產黨自己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打破這套已運行了近30年的舊體制，毋庸置疑是一場新的革命。

同時，改革在建立新體制的過程中又形成了新的錯綜復雜的部門權力和利益格局。因此，盡管中國的改革經過40年的推進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已經建立並不斷得以完善，政治體制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中國的改革在體制機制等方面尚有許多亟待深化的地方，在改革的深度、廣度和力度上都有待加強。

當前，中國的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能夠改和容易改的地方都已經經歷了改革的洗禮，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而且，以往中國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採取的是單項突破的策略，從某一領域、某一部門開始打開缺口，然后一步一步跟進和完善。然而，改革推進到最后攻堅階段，單項突破的實際效應越來越弱，某個領域的改革需要相關領域的系統配合改革才會有效。因此，當前中國的改革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綜合破局，要勇於突破固有利益格局和部門、行政區域的限制，特別是要加快轉變黨政機關職能，向市場放權、為企業鬆綁、給社會活力，用黨政機關的“減法”換取市場和社會活力的“加法”。

本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對中國改革40年來積累的各種深層次矛盾的一次全面突破，是對黨政軍群等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整體協調改革，涉及的部門多、人員廣，各種利益的博弈激烈而復雜，沒有強大的政治領導核心的統籌規劃和強力推行，全面深化改革的藍圖隻會流於形式甚至失敗。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的，改革是一場革命，改的是體制機制，動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槍干是不行的。可以說，本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對一切削弱黨的全面領導和妨礙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體制機制的強力破局。

本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本質上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一新的歷史方位下，致力於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而進行的一場深刻的政治變革。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這輪機構改革對提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領導水平以及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意義，以高度的政治和歷史責任感、巨大的政治勇氣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實踐中全面落實和推進改革，促使黨和國家機構更好承載起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歷史使命。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