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劃時代會議”的重大意義

[摘要] 在我國改革開放40年歷程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兩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深刻認識和理解這兩個“劃時代會議”的意義，對於我們回顧中國共產黨執政70年來領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正確把握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抉擇，全面分析、判斷和把握國內外形勢，增強改革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1月14日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六次會議講話中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兩次劃時代的會議，並對這兩次會議的歷史地位和現實意義作出高度概括。回顧中國共產黨執政70年來領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分析這兩次會議召開的歷史節點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我們能夠體悟到這種“劃時代”的非同尋常。

改革開放是“劃時代”的大事件

在人類社會歷史上，各種稱得上重要的事件不計其數，但能夠被公認為劃時代的事件不會很多。因為劃時代，第一，要能夠對整個人類社會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歷史產生深刻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是劃時代的，因為它標志著一個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新的思想體系、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形成，而且已經被此后的歷史發展所証實。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是劃時代的，因為它標志著一個在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東方大國，真正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使這個民族站了起來，並開始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進程。第二，它是兩個具有不同重要特征的時代之間的根本性標志。我們說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代表了時代潮流，代表了中國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新型政黨，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從此有了一個全新的領導力量，整個中國社會的進程將會因此而煥然一新。所以，毛澤東同志講，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以中國共產黨的產生為標志，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質和前途。總之，劃時代就是說它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或者說標志著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是整個人類歷史上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華民族發展歷史中的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它們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事業發展歷史上，在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關鍵性會議。在中國這樣一個當時經濟還十分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建成社會主義制度，並開始社會主義建設，這是一件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既沒有任何現成的模式可供參考借鑒，也沒有任何以前的經驗可供總結繼承。所以，在艱難的探索中，我們一方面經過自己的艱苦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自己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另一方面，也出現了一些失誤，走了一些彎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受到長期思想禁錮的影響，我們在打破僵局，開創新局面方面還遇到思想上、體制上的重重阻力，舉步維艱。可以說，當時到了中國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的關鍵時刻。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在深刻總結社會主義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作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由此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輝煌成就的40年，是中國社會發生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變化的40年，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活力得到充分迸發，科學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得到充分証實的40年。有了這40年的發展，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性提高，中國有了建成現代化強國，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雄厚物質基礎。回顧這40年走過的歷程，追根溯源，我們就能夠清楚地認識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劃時代意義。毫無疑義，它在新中國的發展史上，在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史上，乃至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在整個社會主義運動史上，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開拓了一條新的道路。

全面深化改革是“劃時代”的科學抉擇

實行改革開放，我們同樣沒有經驗，同樣是在進行一種全新的探索。用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的話講，我們是在“大膽地試”。把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使多種經濟競相發揮各自的優勢，從而推進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這些，不僅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中從來沒有過的，而且在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中也是沒有的，甚至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也是開創性的。所以，在發展過程中，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許多以前未曾遇到過，甚至未曾料想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如貧富分化嚴重的問題、市場規范方面的問題、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人們思想道德領域的問題、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作為執政黨的黨內不正之風甚至腐敗問題等等，特別是在改革開放進程不斷加快，國內外環境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這些問題所帶來的各種負面效應也日益顯示出來，而且影響到改革開放的持續健康發展。有一些直接影響經濟發展，如市場規范、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有一些直接影響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提高，如環境污染、道德滑坡、貧富嚴重分化﹔有一些直接造成群眾的不滿，造成黨和政府公信力下降。於是，在社會上出現了一些議論，把這些方面的問題直接歸罪於改革開放。中國的改革開放再一次到了一個十分關鍵的時候。如果這些現實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改革開放就很難持續順利地進行下去，有些問題還可能導致更多深層次的社會矛盾爆發。如果想有效解決這些矛盾，按照什麼樣的思路和辦法解決？是放棄改革開放的路線和政策，再回到從前，用傳統的計劃經濟和相對封閉條件下的辦法來解決問題，還是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用改革開放的思路和辦法來解決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我們再一次面臨著一種抉擇。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深刻的歷史洞察力，全面分析、判斷和深刻把握國內外形勢，站在時代發展潮頭，召開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抉擇。

全面深化改革，本身就是對我們改革開放面臨新情況、新形勢、新問題的一種科學回應。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在此之前都是從一個一個領域突破然后延伸發展的。從農村到國有企業、從生產領域到金融領域、從住房制度到戶籍制度、從教育領域到衛生領域等，是由當時的現實國情決定的，這種現實，當然也就造成了改革本身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到了一定的時候，就會顯示出它的弊端。因為社會本身是一個整體，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乃至生態環境本身具有內在聯系，不可能截然分開。這個領域的改革，必然會影響到另一個領域，或有賴於另一個領域的改革。如果沒有另一個領域的相應改革，那這個領域的改革到了一定階段就必然受到制約而難以繼續深化。雖然在開始階段，由於舊的體制被打破，制度和人的能量得到一定程度釋放，還可以明顯收到改革的紅利，但隨著改革的繼續深化受到制約，這種紅利也就會越來越少。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站在全局高度，對改革進行全面的頂層設計，全面推進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就是基於對改革30多年的經驗總結，所提出的一項繼續推進改革的戰略性決策，就是對中國進一步改革的一種頂層設計。所以，我們從這個決定中看到的，就不再僅僅是對某一個領域或者對某一個專項問題改革的要求，而是對各個領域推進改革的全面要求，是把各個領域的改革作為一個整體有機聯系起來所提出的要求。而且，從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先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形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把全面深化改革放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更是為改革的全面推進創造了各個方面的有利環境，提供了切實有效的根本保証。

全面深化改革，也是關於改革開放的一種全面升級，使改革跨上了一個新的更高的台階。在《決定》中，改革被賦予了一種新的目標，那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們要全面推進改革，但我們也要明確，改革從來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鄧小平同志當年就強調，改革是為了解決問題的。所以，任何時候，明確改革的目標都是決定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如果改革失去了目標，為了改革而改革，不但會讓改革陷入盲目狀態，而且會失去動力，成為產生形式主義的土壤。我們的改革，從直接目標講，就是為了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這一點，鄧小平同志早就講得很清楚，而且被作為檢驗改革和一切工作的根本標准。而要達到這一目標，防止和避免改革中各種不利因素影響這些目的的實現，作為執政黨，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領導核心，必須不斷提高治理國家的各項能力和水平。特別是，隨著改革中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我國已經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轉變為向現代化邁進的工業國，這種變化給國家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我們必須學會原來不懂的很多東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領域的改革，也是為了使我們在工作理念、工作制度、工作方法等方面更能夠適應建設現代化的要求。如現代化條件下的社會治理，就與傳統社會條件下的社會治理有著本質性差異。在工作體制機制上、工作理念方法上如果不能適應新要求，就很難治理好現代化條件下的社會，很難實現讓人民群眾幸福生活的目標。同樣，經濟發展、政治治理、文化進步、生態保護都不斷會有這方面的新問題提出。正是對實現現代化過程中面臨各種新問題的清醒認識，《決定》把改革的目標明確確立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是在經濟社會已經取得巨大發展的情況下，對改革目標的又一次定位，即改革不是為了簡單地解決十幾億人口的吃飯穿衣問題，而是聚焦於一個更為長遠、更為遠大、也更具有歷史意義的目標。它預示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上升到一個新的更高的層面上。

全面深化改革，是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條件下改革開放的新要求。黨的十九大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的新變化作出了明確判斷。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當然首先預示著人民群眾對社會發展要求的變化。作為一個以為人民謀利益為根本宗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我們的各項工作都必須以人民的需要為依歸，改革開放當然也不例外。所以，關於改革開放的各項設計和實施，也就同時有了新的著力點。在《決定》中，關於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生態環境、就業分配等各方面的改革要求以及這些要求的具體內容和價值取向，都是根據社會矛盾正在發生的新變化而提出來的，是為解決變化以后新的社會主要矛盾服務的。所以，這樣一個《決定》，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未雨綢繆的戰略眼光，體現了我們黨把為人民謀利益作為一切工作檢驗標准的一貫立場和價值取向，體現了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堅持推進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我們不是要謀一時一事、一城一地，而是要謀一國百世，要謀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隻有站在這樣的基礎上，改革開放才能夠有雄厚的群眾基礎，才能夠有長期發展的不竭動力，才能夠成為為中華民族謀取根本利益的長遠舉措。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關鍵節點上，在改革開放進程的關鍵節點上，在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矛盾變化的關鍵節點上，召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總結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根據新的歷史發展要求對改革開放進行頂層設計，目標定位，從而推進改革開放在一個新的更高的層次上不斷深入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資源，奠定堅實可靠的經濟社會基礎，這已經充分說明了它的意義。在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歷程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兩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是照亮改革前程的雙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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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戴焰軍，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