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與中國的世界史研究

　　 史料及其運用對於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同時也是最大的難點、痛點和堵點。汪朝光曾在《中國世界史研究70年回顧與前瞻》一文中指出，中國世界史研究存在的明顯短板與不足中，最大的問題是史料嚴重缺乏，從而影響世界史研究質量。而馬克垚在2015年的回顧與展望文章中，也表達過相同看法，認為現在互聯網發達，國際交流便利，獲取原始資料不再困難，但由於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緒、缺乏理論和體系上的創新意識等原因，中國世界史研究質的提升還不夠。在筆者看來，中國世界史研究不僅缺乏原始史料，而且閱讀原始史料的能力和習慣也還需要培養。盡管現在獲取世界史研究資料的條件大為改善，但基於原始史料的原創性研究成果還不多。因此，有必要有針對性地改變過去的不足，使中國世界史研究質量邁上一個新台階。

　　史料對於中國世界史研究的作用

　　 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不同，史學研究嚴重依賴史料，尤其是檔案文獻等原始資料。從嚴格意義上講，沒有史料就沒有史學研究。世界史研究外國的歷史，除了少數經過整理出版，可以購買的史料集外，絕大多數史料都收藏在外國檔案館。在國際交流條件改善、互聯網技術出現之前，在中國從事原創性世界史研究幾乎不太可能。民國時期學者對此有清醒認識：他們借用西洋史理論和方法，整理國故，進行考據研究﹔但對於西洋史本身，除了教學，基本不做研究。民國時期出國攻讀研究生學位的，絕大多數研究中國史，或中外關系史，因為他們受過良好的國學訓練，並熟悉中國歷史資料。雷海宗是攻讀西洋史的，博士論文題目為《杜爾閣的政治思想》，回國后雖然從事世界史教學，但研究方向轉向了中國史。他的代表作是《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探討人類歷史發展規律，服務國家戰略大局，世界史研究受到了重視。北大、南開、武大等高校先后設立了世界史專業，雷海宗回歸世界史隊伍，曾在哈佛留學攻讀中國史的齊思和、周一良、吳於廑也被安排從事世界史教學和研究。在資料極其匱乏的情況下，他們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對人類歷史上的重大問題如世界歷史分期、歐洲封建制度和庄園經濟、英法資產階級革命等進行研究，奠定了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初步基礎。雖然這一時期的研究大多基於二手文獻，原始資料使用很少，但有明確的問題導向，有助於培養世界史工作者的理論思維能力。20世紀60年代初，根據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會議的決定，周一良和吳於廑共同主編《世界通史》（4冊），並於1962年出版。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外史學界之間聯系與交流的加強，獲取外國資料的條件越來越便利，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迅速發展，在學科建設和服務國家需要方面取得一系列標志性成果。吳於廑提出“整體世界史觀”，標志中國特色的世界史體系初步形成﹔羅榮渠、錢乘旦等人開展比較現代化研究，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歷史借鑒﹔近年來，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大通史相繼出版，有助於深入了解外國歷史和文化，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

　　 與此同時，世界史專業化研究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在互聯網技術出現之前，我國世界史學界已經產生了一批基於原始資料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如黃洋對希臘土地制度的研究、陳志強對拜佔庭軍區制和農兵的研究、彭小瑜對教會法的研究、劉城對英國宗教改革的研究、李劍鳴對美國建國時期政治文化的研究、徐藍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外交政策的研究等。由於從小受教育條件好，又趕上了互聯網時代，年輕一代學者在使用原始資料、從事原創性研究方面更加自覺。從他們發表的論文和專著中，如許明杰《從1381年劍橋騷亂看中世紀英格蘭王權》、呂昭《阿維尼翁兄弟會與中世紀晚期法國基層互助》、李文丹《腓特烈二世時代羅馬城的多重治權問題初探》、杜宣瑩《女王之死——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權力政治（1568—1590）》等，可以看出他們不僅採用原始資料，而且解讀到位。

　　世界史研究中的史料和史料問題

　　 中國人研究外國史首先要克服語言方面的障礙，由於國內外語教學語種比較單一，不少國家和地區的歷史還沒人研究，或研究薄弱。即使有相關論文或專著發表，也大多基於英文二手文獻，很少使用原始資料。因此，筆者在這裡聚焦中國學者耕耘最深的歐洲史，具體分析世界史研究中的史料和史料問題。

　　 歐洲與中國一樣，傳世文獻極為豐富。不同的是，中國的漢字出現早，並一直延續至今，中國的歷史記錄也連續不斷﹔歐洲的文字和歷史記錄經歷過斷裂或劇變，增加了史料閱讀和解釋的難度。歐洲古代文獻是用古希臘語或拉丁語寫成的，雖然現在這些文獻絕大多數都有英譯本，但對於從事專業研究的人來說，掌握古代語言是必須的。希臘羅馬私人修史，風格有異，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他們將歷史看作是對人類活動的研究，強調史料的真實性，重視對歷史事件因果關系的分析，相信歷史研究能夠指引當下。

　　 羅馬帝國滅亡是歐洲歷史書寫的一次斷裂。拉丁語保留了下來，但它是教會語言，也用於法律和政府公文。受民族大遷徙影響，歐洲各地形成了各自的方言。方言成為書面語較晚，不過英格蘭是個例外，早在6世紀末、7世紀初，肯特國王埃塞爾伯特的法律就是用盎格魯—撒克遜語寫的。諾曼征服后，法國貴族成為英格蘭統治者，中古法語越來越多地用在政府公文中。因此，從事中世紀英國史研究，需要掌握拉丁語、古英語、中古法語和中古英語，雖然具體到個人，可以根據研究時段或研究內容做出選擇，不一定都要會。

　　 喬爾·T.羅森塔爾將歐洲中世紀史料分為三大類，即傳記和編年史、政府檔案、私人記錄。傳記和編年史是從羅馬繼承下來的，但作者不再是世俗人等，而是修士或修道院集體。起初傳主是帝王或聖徒，后來擴大到貴族和騎士。中世紀傳記對於研究政治史和宗教史很重要，但由於它們帶有宣傳性質，其中有些史料的真實性值得懷疑。12世紀及其以后，隨著大學興起、識字率提高，歐洲政府檔案和私人記錄大幅度增加。教俗兩界統治者力圖通過文書加強治理，使得政府公文產量呈幾何級數增長，內容涉及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等諸多方面。在教會和王室政府影響下，文書制作逐漸滲透到基層社會。12世紀末，英格蘭還沒有書面的庄園記錄，但到1270年左右，幾乎所有庄園都保留了庄園檔案。

　　 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歷史書寫又發生了一次重大變化。在此期間，歐洲各國民族語言取代了中世紀的拉丁語，雖然有些文獻如法律文獻中還保留部分拉丁語詞匯，但已不再構成研究的障礙。與此同時，印刷術的出現大大推動了歷史記錄的制作、保存和傳播。人文主義者對歐洲史學的轉變有重要影響，他們將史學研究重新納入對人和人事的研究﹔為了恢復古典文化和《聖經》的純潔性，他們對中世紀文獻進行批判性閱讀，奠定了近代史料考証的初步基礎。

　　 從文藝復興時起，歐洲歷史進入“現代”或“近現代”（modern，國內譯為“近現代”）。語言不再是障礙，古人與今人之間的文化隔膜也逐漸消失。從專業技術角度，歐洲史研究變得容易了，但也產生了新問題。比如近代早期的手稿很難辨讀，需要經過專門訓練﹔現代史料種類繁多，浩如煙海，使人無從下手。

　　如何抓住機遇做好中國世界史研究

　　 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史工作者是互聯網和數字化技術最大的受益者，因為與其他專業不同，從事世界史研究的原始資料保存在外國檔案館。盡管檔案資料數字化的國家有先有后，也不是所有檔案資料都實現了數字化，但總體上說，現階段在中國從事世界史研究，史料本身已經不是大問題。但是，與史料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問題仍然存在，需要我們認真對待。

　　 首先，要重視世界史專業基礎和專業技能訓練。中國世界史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原本沒有基礎﹔加之多年來專注研究，尤其是對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的研究，專業培養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古代語言、手稿學和史料學等基本訓練嚴重缺位。不過，世界史學界並非沒有意識到這方面問題，事實上，他們已經做出了不少改進的努力。1984年，在教育部大力支持下，東北師范大學成立古典文明研究所。古典所重視語言和專業訓練，聘請外國專家任教，強調做基於原始文獻的一手研究，為我國古典學和世界古代史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2000年，武漢大學開辦世界史試驗班，改革課程設置，強化外語教學，增加外國史專業課程，聘請國內外專家學者教學﹔隨后，北京大學設立“外國語言與外國歷史”專業，首都師范大學開設“世界史雙學位”班，南開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也進行了專業化教學改革。在這些學校培養的學生中，已有相當一批在所研究國家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在國內讀博的青年學者閱讀原始史料如古代語言文獻、手稿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他們即將挑起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大梁。盡管如此，我們仍要充分認識世界史研究的難度，重視語言和專業技能訓練。在筆者看來，世界史人才培養應該從“娃娃”抓起，大學本科就應該開設一些語言學、手稿學和史料學課程，供有志於從事世界史研究的學生選修。

　　 其次，要處理好史料與問題之間的關系。史料與問題是辯証關系，一方面史料是研究的基礎，史料缺乏不僅影響研究質量，還會使研究局限在有限的主題和范圍，不能提出新問題，開拓新領域﹔另一方面，新問題有助於突破已有研究的窠臼，促使研究者去發掘新史料，或對舊史料進行重新解釋。從歐洲史學發展來看，新問題對新史料的開發和利用影響很大。歐洲傳統史學關注偉大人物，重視政治制度，是典型的政治史﹔但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世界經濟危機頻繁發生，歷史家越來越多地轉向經濟史研究。為了從發生學角度研究資本主義的病灶，英國著名史學家R. H.托尼於1912年出版《16世紀的土地問題》，在該書中，他使用了118個庄園的土地清丈冊和租金收入記錄。事實上，托尼是最早系統利用庄園檔案的歷史學家。法國年鑒學派從對人和人事的研究，轉向長時段環境因素對人類活動的影響，大大拓寬了史學研究的范圍和史料的種類，除了有關人口、氣候、疫病、飢荒等方面的文字記錄外，田地名稱、居民點地圖、航拍照片等也被納入史料的范疇。近年來，物質文化更是被廣泛地運用到歷史研究之中。在世界史研究領域，中國學者與外國學者關心的問題不同，在史料相對充分的今天，我們應該向前輩學者學習，多做一些具有中國特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研究。

　　 最后，注重史料和實証研究。史學研究是一種實踐活動，需要理論的指導，但理論不能代替具體研究。過去，由於史料嚴重缺乏，中國世界史研究討論理論問題的比較多﹔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二手資料比一手資料引進來更快，西方史學的理論化風氣率先登錄中國。20世紀60、70年以來，西方史學界幾乎將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都試用過，最初是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然后是人類學，最后是文學批評理論。雖然這些理論范式有助於開闊視野，拓寬史學研究領域，並產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頻繁的史學轉向和越來越理論化的傾向也產生了消極影響。對此，近年來西方史學界已經開始反思。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受西方新史學的影響，頻繁關注理論和方法的范式轉向，而缺乏更多扎扎實實的具體研究方面的努力。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向中國史學界學習，他們不僅受過德國蘭克史學等國外理論方法的影響，也保留了中國古代史學朴學等優良傳統。

　　 總之，隨著互聯網和數字化技術的迅速發展，困擾中國世界史研究多年的史料問題已基本解決，但是閱讀原始史料的能力還需要提高。如何抓住史料條件改善的機遇，在提高學術質量的同時，回答時代提出的問題，服務國家和社會發展，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時代課題。

　　 （作者：向 榮，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