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三個維度

【析理論道】

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站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節點，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奔涌而至，迫切需要通過優化干部隊伍知識結構、完善政府知識配置模式、妥善利用新興數字技術等舉措，增強政府應對時代挑戰、把握發展機遇的能力，多維度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優化干部隊伍知識結構

培養高素質干部隊伍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干部隊伍的知識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地方治理成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2024—2028年）》提出，要選優配強領導班子，優化年齡結構，改善專業結構，完善來源、經歷結構。實踐中，“學過、干過、管過”是擬任領導干部的重要選用條件。例如，隨著金融技術和金融產業的發展，近年來，各級黨委在“搭班子”時越發注重選派具有財金系統工作經歷的干部來增強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能力，這正是面對治理新情境而對干部隊伍知識結構進行適應性調整的舉措。

現代國家治理越來越成為一項追求精細與准確的超大規模復雜工程，以往通過向專家學者等外部智力支持進行決策咨詢的知識調用模式，已難以滿足動態且分散的決策需求﹔同時，各種治理難題也難以被化約為簡單的技術方案，而需要各級干部基於自身知識儲備特別是在長期任職中所形成的實踐性知識，以“時時放心不下的責任感”提出兼具操作性與科學性的治理思路。迅速發展的技術手段為國家治理提供了新方法，也對各級干部隊伍能否與時俱進地用好這些新工具提出了挑戰。以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應對極端自然災害為例，尤其需要即時信息的大量匯聚以修正和完善應急管理方案，這就要求地方政府一方面有能力利用先進技術汲取這些信息，另一方面還要擁有快速分析研判、將這些基礎信息轉化為科學決策的能力，隻有這兩個基本面向兼具，才能防范極端自然災害由自然風險轉化為社會風險。因此，應不斷改善黨政領導班子的專業結構、來源結構、經歷結構，科學優化各級干部知識更新的水平和標准，以形成能夠切實回應現代社會風險治理需求的知識結構，以干部隊伍專業化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完善政府知識配置模式

在治理視角下，政策制定有賴於不同主體的知識貢獻、基於信任的知識互動與合理的知識配置結構，強調專家、決策者、公眾共同參與政策制定過程。但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決策科學化”這一命題的討論，多偏重於完善專家咨詢制度等調用科學知識的維度，而對國家在治理實踐中積累的經驗知識和人們在長期交往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識缺少必要關注，這會造成對科學決策所需要的知識結構的認知不足。

事實上，有意識地吸收國家公務體系在長期治理實踐中所生產的經驗知識以及社會共同體在長期生活中所培育的地方性知識，在一些治理情境中極為重要。以國土空間規劃工作為例。在實踐中我們發現，以城鄉規劃等學科的專家為主的編制團隊，往往難以應對地市級以下的編制工作，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專家團隊不了解縣鄉一級的社情民意，其設想的土地規劃往往在實際工作中難以落地，即缺少當地干部的實踐性知識﹔另一方面，這些專家團隊往往缺少關於當地文化的地方性知識，尤其在少數民族地區，由於對各民族交往的歷史、生活習慣的了解不足，可能會造成規劃落空。

由此可見，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需要形成科學知識、實踐性知識和地方性知識並重的知識配置理念，在決策過程中建立有利於多種知識主體進行互動的體制機制。對於拓展實踐性知識而言，應充分發揚我們黨“逢改必試”、重視經驗積累的傳統，正如陳雲同志1980年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的《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對於拓展地方性知識來說，應鼓勵各級干部發揮主觀能動性，利用好地方性知識優勢，主動構想有助於高效推進政策落地、實現政策效果的土辦法、好辦法，積極謀劃有溫度、能落地、可實施的工作規劃。

充分利用新興數字技術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政府能夠通過建立信息收集體系，形成大規模數據庫，儲存有關經濟與社會運行的信息，進而感知社會運行與潛在風險並施加干預，如近年來“用雲量”成為反映數字經濟熱度和規模的新興經濟指標。另外，政務熱線12345的治理實踐，也是基於數字技術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一項舉措。以北京市為例，通過對每日數以萬計的熱線數據進行可視化分析，大量無規律的來電訴求被轉化為風險熱力圖、訴求折線圖等咨政報告，實現了對夏季洪澇、冬季供暖、大氣污染等潛在訴求的預防性治理，重塑了議程設置流程。過往的數字政府建設傾向於用傳感器等捕捉客觀信息，感知的信息更多來自物體﹔而政務熱線等訴求表達機制可以幫助政府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獲得海量社會數據，有助於更及時、更精准地感知城市運行，實現從“物感城市”到“人感城市”的轉變。

數字時代的知識配置技術、機制和模式都發生了顛覆式變革，與治理相關的知識配置將不僅僅是政府自身的知識管理能力，也不隻涉及政府與外部專家的知識合作，還涉及政府與科技企業、社會組織、社會公眾等多元主體的協同合作。例如，南京市應急管理局探索基於信息化平台的知識調用，上線“金陵應急寶”為知識供需雙方提供撮合競價交易機制，吸引入駐專家1700余人。算法的迭代和算力的提升也為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新機遇。傳統經驗導向的城市治理體系是從已發生的事件中提取知識，往往基於簡單的歸納分析或單一主體的趨勢研判﹔而數據導向的治理則是基於復雜因果分析的全流程處置。同時，人工智能的發展也有助於將干部隊伍從簡單事務中解放，以知識賦能基層公務人員、以算法賦能決策研判過程，實現精簡治理、敏捷治理、智能治理。因此，應積極利用新興技術優化治理模式和治理體系，加強對地方政府在數字技術輔助下實現治理創新的案例宣傳和推廣，以數字化助力治理效能的提升。

（作者：孟天廣、王心怡，分別系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黨委書記、計算社會科學與國家治理實驗室副主任，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