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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忱:莫言获诺奖与文学生活的重建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2012年11月20日09:23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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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出,所有中国人感到高兴。文学也再一次成为公众瞩目的领域,所影响的范围超过了文学本身。

首先,莫言获奖是对其本人文学才华的肯定。才华是衡量文学最重要的尺度,正如普鲁斯特所说:“艺术家的良知,一部作品精神性的唯一标准,是才能。”莫言无疑是中国当代最优秀、最勤奋和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他丰沛奇峻的想象力、摇曳生姿的艺术结构力和汪洋恣肆的语言表达力,在当代中国作家当中堪称翘楚。莫言的作品最成功的地方,不仅在于他自己声称的“一直站在人的立场写作”,而且他把最日常的乡村生活,转化为小说艺术。他为之倾注全部心血的“高密东北乡”乡亲们的生老病死,是他所有艺术灵感的源泉和归属地。从《透明的胡萝卜》中饥饿少年对食物的渴望与想象,到《红高粱》中“我爷爷奶奶”睥睨日常伦理的野地狂欢,再到《白棉花》中青年男女性关系的压抑窒息,以及《蛙》中生育伦理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冲突等,他的小说涉及的生活面林林总总,但最擅长的是把人物的基本生存意志放在与社会生活理性冲突矛盾当中来释放,他不妥协,也从不顾影自怜,他笔下的人物无惊无惧、无喜无忧,活出了一番超越了日常意义的自在境界。他笔下的美和丑、善与恶,都不是平面、狭隘的,都是某种具体情境中的独特表达。的确,莫言出身农村,生活底蕴丰富,但这只关涉他小说题材的选择,他在小说中触及人的困境和矛盾,写出了人类普遍性高度,这大概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的原因吧。

其次,莫言获奖开拓了中国人思考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新视野。无疑,莫言的获奖,不应该只归功于莫言自己,翻译家的努力也功不可没。美国人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天才般的领会和理解,并且把莫言作品一一再创造,才使莫言在世界文坛上渐露锋芒。这个现象让人们觉出了文化学上耳熟能详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说法不完整。事实上,仅仅是民族的,还不能说就是世界的。“民族的”与“世界的”之间,还有一个连接、沟通和转化过程,也就是说,民族文化需要寻找一条与世界连接的桥梁,让世界读懂自己,同时也让自己读懂世界。借莫言获奖的契机,中国人应该重新思考本民族文化与人类共通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个文化上成熟自信的民族当然应该以本民族的文化为骄傲,但骄傲不是封闭自己的借口,还必须懂得怎样与世界沟通,懂得尊重、欣赏别的国家、民族的文化;同时,更知道如何学习吸收别的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与全世界各民族一起,共同建设和谐的世界文化。因此,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具有开放自信、从容淡定的气度,那种容不得异己、害怕批评的心态应该过时了。

再次,莫言获奖还在于唤起了我国公众文学生活的重建。中国社会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转型以来,文学生产创作和阅读方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电脑、手机或影像文化产品扩展了公众的阅读空间。其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总有人热爱文学、喜欢写作,无论用笔还是用电脑,甚至用手机阅读或写作。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学依然以各种形式顽强存在,只不过不再具有政治意义上的轰动效应。我国小说艺术水平逐步提高,也正以各种阅读方式普及,不少青年写手在网络上写作并产生巨大影响就是一个证明。这本是现代正常社会应有的状态,可能也因为这样,文学从社会生活的中心退守边缘了。实际上,是因为社会生活的分化,分化了文学阅读的层面,也让一些人失去了阅读文学的兴趣。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人一方面声称“不读文学书”,另一方面却痛心疾首地声讨文学:“为什么没有可读的文学书?”这真是怪事,不读怎么知道有没有可读的!在这种怪圈里,公众对文学越是缺少关注,对文学就越缺乏信心,文学就越是在大家眼里“没有什么可读的”,即便文学已经提高很多。这些情绪本来与文学无关,但文学很不幸地充当了大家的“箭垛”,简直躺着中枪!莫言的获奖,至少把公众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可以让公众重新评估当代文学的水平,知道今天我们中国仍然有一大批成熟的作家和作品,拿到世界上去比也是一流的。让大家对我国的文学生产萌发出热情,鼓励热爱文学的青年去写作、去发现,去阅读,用文学去塑造自己。

最后,莫言的获奖对于提振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风气有积极作用。笔者对莫言小说虽不甚喜欢,但十分赞赏他小说的蕴含丰富,主题多重,他是一个难得的小说大家。阅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言小说很难套用一种或几种现成的结论、标准来解读。普通读者是一种标准,山东高密大栏乡的乡亲们是一种标准,诺奖评委会也只是一种标准。讨论、争议才是建构文学生活的最好途径。在莫言之后,还必须思考如何解决我国当代文学生产的种种难题。从理论上看,文学是作家、艺术家个人的创作,与外界没什么必然关系,但无论哪一部作品,都是被某一时代风气、某一社会文化精神塑造出来的。社会文化精神的品位决定着文学的品位。文学修养关键在于社会文化的“涵养”,也就是说,需要几代人文化积累和传承,也需要一些“得风气之先”的文学大家带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文学繁荣时期,都是由某一大文学家引领潮流,对当时的文风批评革新、奖掖后进,结果形成了风云一时的文学流派,涌现出一批文学名家。这些文学大家、名家还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创造了典范,很多名篇名言至今仍是民族文学的瑰宝。因此,培育有利于文学生产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文学大家出现的文化土壤是今天社会的责任。我们当然应该寄希望于莫言以及更多的“莫言”,希望现有的文学生产和管理体制更宽松、更包容,文学百花园里生机勃勃、永不凋零。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责编:朱书缘、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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