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哲学研究的众多著作中，胡长栓博士的新著《走向文化哲学》以其清晰填密的治思理路和质朴无华的语言风格令人耳目一新。该著对文化哲学的界分、哲学史前提、生存论基础及其内在的悖论性思维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说明和论证，引领读者进人文化哲学研究的崭新视域。

明确文化哲学的所指及其内涵本是所有文化哲学研究的当然起点，但让人感到颇为不解和遗憾的是，在大多数关于文化哲学的研究和著述中却很少能够看到对这一起点的清晰说明和论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走向文化哲学》明确地区分了三个层次上的文化哲学，即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关于文化的科学、对文化的基本概念、模式、结构和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性解释的关于文化学的元理论以及作为一种哲学意识形态、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一种哲学观的关于形而上学的文化哲学。在此区分的基础上，作者明确指出，作为哲学的文化哲学应该在最后一种意义上来理解，也就是说，它作为现今哲学的一种形态，不能像关于文化的科学和关于文化学的元理论那样单纯以文化或人为其研究对象，而是以文化和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问题。恩斯特?卡西尔曾认为，文化哲学是“目前在哲学体系中所区分的全体分支中最有疑问和最富争议的一门学科”，但在作者的努力下，文化哲学研究中“最有疑问和最富争议”的问题被廓清了，由此获得了继续研究的稳固地基。

该书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论证出发，阐述了哲学必然转向文化哲学的理论趋势。从哲学的发展史来看，哲学转向文化哲学是近代科学(理性)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哲学作为人类发展的自我意识，是对人的理性存在和感性存在相统一的理论表征。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分工，自然科学的统治地位逐渐确立，以自然科学为模板的理性哲学才作为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独立出来，并与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相对立，最终形成了怀特海所说的“科学方面所产生的宇宙观压倒了其他方面所形成的旧观点而独步一时”的尴尬局面。之所以说这种局面是尴尬的，主要是因为以自然科学为模板的理性哲学固然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却也使人类陷人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因此，对其批判就成为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反思科学的无人危机、反思科学之后的无人危机即技术的无人危机以及科学家(理性哲学家)的无人危机，完整理解科学的描述和规范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科学的文化复兴和哲学的文化哲学转向。

如果说上述图绘已经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文化哲学转向的哲学史前提的话，那么，作者对怀疑论的出色研究更是为此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先是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重新诊释人手，指认了怀疑论在哲学基本问题中的存在:在思维和存在谁为本源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怀疑论不能被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中间派并最终被划归为唯心论哲学，因为怀疑论既不像唯物论哲学那样肯定自然界对精神来说的本源意义，也不像唯心论哲学那样肯定精神对自然界的本源意义，它所持有的只是一种“悬而不决”和“不作判断”的态度;在思维和存在有无统一性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怀疑论明显不同于认为世界可以被我们认识的可知论，但也不同于认为世界不可以被我们认识的不可知论，因为不可知论实际上和可知论持有相同的独断论立场，只不过它“是在确定地断言一切事物都不可理解”而已，但真正的怀疑论是“悬而不决”，它“不作任何判断”。由此出发，作者为我们描画了怀疑论在整个哲学史中确定无疑的存在:古代怀疑论从“怀疑一切”、“悬而未决”和“不作判断”出发以求灵魂的安宁与幸福，近代怀疑论把怀疑理解为科学方法的怀疑以求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这种怀疑论哲学史的宏观勾勒和对古代怀疑论的生存论视野与近代怀疑论的认识论视野的分析厘定，从如下两个方面为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给出了支持:一是近代的怀疑论终结了近代以自然科学为模板的理性哲学，从而为批判科学哲学准备了内部酵素;二是古代怀疑论的生存论视野的重新挖掘和澄明为文化哲学的成熟和兴盛提供了厚重的哲学史根据。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哲学转向文化哲学是人类对自身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上述关于近代科学(理性)哲学和怀疑论哲学的考察是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历史方面的根据，那么，对文化这个文化哲学研究理论原点的考察则是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逻辑方面的根据，二者一起对哲学之转向文化哲学的必然性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作者是从文化只能是人的文化这样一个看似无比简单的论断出发，在对马克思“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经典论断的创造性解读中，展开对文化和文化哲学的形上反思。在作者看来，文化既然是人化，是人的本质的存在，那么，对于文化的研究只能从对人的研究开始，紧密围绕对人的研究展开，而人的本质则在于自由和自觉的对立与统一:其中，自觉作为人的存在维度，体现着人的现实性和生命本质，它使人处于经验的、科学的和物质性的存在之中，处于现实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处于不同于神学王国的科学王国的统治之中，从而也处于以自然科学为模板的理性哲学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统治之下;与此相反，自由作为人的存在之维，体现着人的理想性和超生命本质，是人的感性的存在，它使人处于超验的、神学的和精神性的存在之中，是使人不断超越现实性的存在而占有和展现人的本质力量，并最终使人在本质上和动物划清了界限，从而成为真正生活着而不只是生存着的存在。作为二者的统一，人不单是现实的存在而且还是理想的存在，不单是经验的存在而且还是超验的存在，不单是理性的存在而且还是感性的存在。总之，没有自觉的世界是神学的世界，而没有自由的世界则是属于自然的世界，只有自觉和自由统一的世界才是真正人的世界。

作者对文化哲学研究中的悖论性思维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如果说前面的工作属于廓清外围、“清理地基”，那么这个工作则可以说是在“搭房盖屋”了。一些文化哲学研究中不可回避且又聚讼不已的重大理论问题，诸如文化相对论与文化进化论、科学主义文化与人文主义文化、文化的价值认同与文化的价值消解的悖论性关系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悖谬性洁难等问题都得到了恰切而又深人的探讨。作者认为:“所谓非人类中心论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是对否定原始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也是对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反思。……未来的人必然是世界性的人，未来的世界则必然是人的世界。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人类的生存法则，必然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选择。”因为有了对文化哲学研究的生存论基础的人学奠基，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批判性分析呈现出一种理论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逻辑一贯性，而这是在以往的文化哲学研究者那里很少见到的。

文化哲学研究必需在中国问题语境中展开，由此才可能凸显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这是《走向文化哲学》已经有所涉及但明显还需大力推进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作者对于自己的中国身份和自己研究的中国语境还是有着相当的自觉的，这既可以从该书的第三章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看得出来。然而，无庸讳言，这是全书中较弱的一个部分，需要作者在后继的研究中大力推进之。因为在我个人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章更像是在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前提和文化抉择问题，而绝非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学(人学)阐释，前者固然有着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但后者无疑会带来全书主题的深化和拓展。综上所述，《走向文化哲学》是一部颇富启发性的哲学著作，值得一读，因为它一方面以“人”释“文”，是了解文化哲学研究和进人文化哲学研究的可靠向导;另一方面又以“文”释“人”，让我们思考人如何安身立命，栖居于文化的家园。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墓础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

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