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近年来逐渐升温。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难以突破12000美元的上限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相反，其经济社会发展很容易进入长期停滞徘徊期。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许多国家，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

2010年，中国人均GDP突破4200美元大关，2011年已达5400多美元，正在中等偏上收入的轨道上快速前进。拉美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有何启示？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才能跨过这道坎？这既是理论话题，也是迫切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拉美国家的教训

规模庞大的城市贫民窟、泛滥的毒品交易、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这些常见的景象，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注脚。

“拉美从很久以前就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中等收入国家，但这些国家没能战胜困难，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之列。这使得拉美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拉丁美洲开发银行执行主席恩里克·加西亚坦言。

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袁振东分析说，拉美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有几个具体表现。一是该地区中等收入国家最集中，33个国家中有28个属中等收入。二是进入中等收入行列较早，阿根廷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智利、墨西哥、巴西等在70年代上半期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三是滞留中等收入状态时间长。截至2011年，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已平均滞留37年，其中阿根廷达49年，几乎为全球之最。

专家认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失误，是拉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强调，拉美国家曾实行初级产品出口战略，后来又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国内产业缺乏创新的动力。“没有一个国家一直是靠进口替代战略进入高收入行列的。”

与此同时，拉美也是公认的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巴西“经济奇迹之父”德尔芬·内托的主导思想就是蛋糕理论，即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再分配。他甚至称，经济的迅速发展比在短期内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更重要。

一直以来，拉美的基尼系数普遍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截至2011年，拉美地区仍有1.77亿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其中赤贫人口达7000万之多。

“巴西等拉美国家是以一种非正常、扭曲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拉美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董经胜总结说，通过这种方式，拉美等国虽然进入了中等收入行列，但却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包括收入分配不均、严重依赖外资、企业缺乏竞争力、社会缺少公正等等。

中国面临的挑战

进入中上等收入水平行列之后，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全世界的关注。

刘世锦明确指出，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与拉美相比，我国具备一系列跨越陷阱的有利条件。

第一，我国在人均GDP还很低的时候，就开始实施对外开放和出口导向战略，这扩大了我国产品的市场空间，带来了大量的适用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推动了城市化发展。第二，我国在发展还处于较低阶段时，就启动了市场化改革，工业化发展与市场化改革相伴而行。第三，我国市场潜在空间巨大，发展要素组合条件较好。

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许多不容忽视的挑战，需要谨慎应对。

就经济增长来看，2010年以来，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达到70%左右，这样高的投资比重带来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效益降低、污染回潮等很多问题。在外贸方面，不仅由于外需减少而导致出口下降，贸易摩擦也迅速增多。此外，我国劳动力不再具有无限供给的特性，依托于低工资的低成本制造难以持续。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也越来越严峻。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认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具有高度复杂性，其中深层次原因之一是由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分化。“从中国目前初次分配来看，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不断提高，居民收入份额较小。从二次分配来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分配问题致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由此引发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

刘世锦也提醒说，当前社会纵向流动渠道还不通畅，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对就业、创业的不合理影响仍然存在，有些方面还在扩大。“‘贫二代’、‘富二代’现象的出现，表明社会利益格局和社会阶层呈现固化之势，这种局面如果持续，将制约社会活力和创造力，而且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

“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也是事关世界经济贸易的重大问题。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既是中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需要，也是中国能够持续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保证。”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拉美友好协会会长成思危说。

专家指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转变发展方式，二是要同步推进社会发展，尤其是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

“长期看，增长和提高经济的竞争性只能依靠技术创新。”中国社科智讯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说：“在高收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的贡献率达到70%，而中国还不到40%。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同时，也是当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直达高收入国家的战略通道。”

袁振东表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逐渐认识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关注社会发展，重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否则，不仅经济发展的目标难以实现，还会危及社会稳定和民主进程。“当前，这些国家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社会发展和人的权利。这是一条重要经验。”

“贫富差距扩大是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应该追求结果平等还是机会平等？拉美国家的教训提醒我们，这一问题处理不好将导致经济失去活力，还可能引起社会动荡。”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表示。

李若谷强调，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是要促进经济发展，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特别要是努力创造平等的就业、创业机会，打破生产要素的流动壁垒，激发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在发展中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本报记者 王逸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