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写入党章，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既显示出对生态文明内涵的深刻把握，也表明党中央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既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又有利于中国的永续发展。

实践证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环境问题的根源恰恰来自近代以来工业文明自身的缺陷。20世纪下半叶以来，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正是近代以来工业文明对人类生存环境加大破坏的结果，不变革这种传统发展方式，单靠事后性、补救性的治理，环境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中国当前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关头：限制中国继续繁荣的不再是人造资本的稀缺，而是自然资源、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本的稀缺。在全球自然资本普遍稀缺的情况下，中国的现代化将不得不走出一条与传统的西方工业化不同的道路，即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历史性变革，从工业文明走向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是在深刻反思工业文明飞速发展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发展难以为继的沉痛教训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工业文明，形成的一种遵循自然、经济、社会、生态等整体运行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双赢的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生态文明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根本转型，这种转型包括政治、文化、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转变。

转变生产模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传统工业社会的生产模式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物”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因此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没有自然效率的线性经济。在工业经济社会初期，人造资本是限制性因素，追求经济子系统的数量性增长是合理的。但是，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自然资本替代人造资本成为了限制性因素，经济系统需要从数量性增长转变到质量性发展。生态文明社会的生产模式是“原料—产品—剩余物—产品……”，是一种非线性的和循环的生产模式，在物质循环中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它以资源合理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为特征，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使人类生产劳动能够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

生态文明的循环经济模式，要求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循环经济的基本战略是优化物品的长期性，而不是最大限度地生产、最大规模地销售、推销寿命很短的产品。生产者不再是推销产品而是推销服务，使用者无须购买和拥有物品，只需支付服务费。因此，循环经济有可能使服务质量达到最优，从而真正实现从工业社会向服务社会的过渡。

转变消费方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发达国家的高消费生活方式，是全球环境、能源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生产的目的本是为了满足人的消费需要，但在工业化社会中，生产不再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人的需要乃至人本身异化为满足生产扩张的条件。人们的绝对需求并不是贪得无厌的，但相对需求永远不会知足。消费与需要的背离，使得消费突破了人的需要的有限性，呈现无限扩张的趋势，进而导致人对自然的无度掠夺。工业社会也许从物质层面上满足了人的基本需要与欲望，但是在精神层面上，却是一个压抑人性的病态社会。面对自然资源短缺的现状，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必须由生产和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向生活和消费导向的经济，树立简约消费观，通过消耗尽可能少的自然资源来提高生活质量，在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生活质量的正增长，实现生活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

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在工业社会，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能力日趋增强，人们过分强调自己的世界价值中心地位，全然忘记了自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用，由此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割裂、疏远和冲突，致使自己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马克思明确指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恩格斯也早就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国儒家主张“天人合一”，道家提出“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强调人要按照自然规律而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5000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始生态文明意识始终未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颠覆性破坏。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在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价值观的转变，带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