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后，“如何走好新型城镇化道路”再度成为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今后一个时期，要走好新型城镇化道路，绝不能只停留在认识上，停留在口号上，必须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切勿借“新型城镇化”之名，行“传统城镇化”之实。

一、深刻反思传统城镇化道路的严重弊端

在对城镇化道路探索的过程中，由于对城镇化发展规律和自身发展实际的认识不足以及其他主客观原因，许多国家走出了一条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的城镇化道路。其中，部分欧洲发达国家经过及时调整，已经顺利实现了城镇化道路的转轨；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仍在为城镇化道路的转轨不断努力中。由此，学者们习惯于将转轨前的城镇化道路称作“传统城镇化道路”。

总的来说，“以物为本，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是传统城镇化道路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

第一，在价值取向上，“以物为本”是传统城镇化道路的发展理念。在这种发展理念主导下，一个地区往往将城镇化发展片面地理解为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城镇人口的持续增加和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张，对“新增城镇人口或准城镇人口如何在城镇安居乐业”、“在城镇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如何同步或适度超前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问题，则缺乏同等程度的重视和关注；

第二，在发展重点上，传统城镇化道路通常片面强调单一规模等级城市的发展，忽视其与其他规模等级城市的互动与联系，甚至控制或限制其他城市的发展，容易导致在整个城镇体系中，受重视的某一规模等级城市因为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要素而一枝独秀，其余城市则大多发展滞后，从而使得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难以实现协调发展；

第三，在发展形态上，由于未能充分考虑到集中型和分散型城镇化的统筹兼顾，在传统城镇化道路中，城镇化空间格局不均衡、不合理的现象较为普遍，或过于集中，或遍地开花；

第四，在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上，传统城镇化道路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联、互动和统筹推进缺乏足够的重视，容易出现过度城镇化或滞后城镇化；

第五，在城乡协调发展上，传统城镇化道路将发展的重心主要放在了城市上，过于强调城市对发展要素的集聚，而忽视了城市对小城镇和农村的带动和反哺，进而形成了较为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对立格局；

第六，在发展方式上，传统城镇化道路较为粗放，不惜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实现外延扩张和数量增长的目标；

第七，在外生动力上，传统城镇化道路要么只依靠政府力量加以推进，要么则是信奉“自由放任主义”，由市场自由主导城镇化进程。

综上，传统城镇化道路在多个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和局限性。也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特点，传统城镇化道路给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和困扰。

二、准确把握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科学内涵

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提出并不意味着传统城镇化道路一无是处，并不是对传统城镇化道路的全盘否定，我们不能忽视和否定传统城镇化道路推动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面。只是由于具有单一性、片面性、盲目性、粗放式等缺陷，传统城镇化道路在推动一个地区经济社会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即无法实现“好”字当头的快速发展。因而，从某种意义上看，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应传承传统城镇化道路的优点并弥补其缺陷而提出的，目的是要同步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实现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

概括而言，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总体要求是既要结合时代特征，又要体现中国特色，还要符合自身特点；内生动力来源于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外生动力则来源于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主体发展形态是城市群；主要特征表现为经济高效、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生态文明、城乡一体和区域协调。

具体来说，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自身特点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一条积极、稳妥、协调、集约、创新、共享的发展道路：所谓“积极”，是指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理应顺应这一时代潮流，积极推进城镇化，最大限度地激活和发挥城镇化拉动内需的潜力和作用；所谓“稳妥”，是指伴随着我国向城市社会的迈进，城镇化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问题将更加复杂，任务也将更加艰巨，我们必须立足国情，认清形势，找准问题，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切勿急功近利，一味贪大求快；所谓“协调”，是指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要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等四个层面实现“协调”发展；所谓“集约”，是指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即由以外延扩张为主、重视数量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向以内涵发展为主、重视质量提升的集约式发展方式转变；所谓“创新”，是指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通过各类政策的不断创新和各项制度的不断改革，逐步形成一套科学、可靠的政策制度支撑体系；所谓“共享”，是指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是将城市和市民独立起来，只注重城市和市民发展的道路。相反，新型城镇化道路要将城镇化发展成果全面惠及广大的农村地区和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从内涵和特点来看，新型城镇化道路与传统城镇化道路的最大区别在于发展观念上的差异，即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要以人为本，推动城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使城镇化道路在价值取向、发展形态、发展重点、发展动力、发展方式等多个方面实现新的转变：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全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是新型城镇化道路在价值取向方面的转变；

第二，坚持城镇化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强调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并通过城市群建设、“四化”同步、城乡统筹、区域共建等，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四化”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等各个层面实现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道路在发展形态、发展重点、内生动力、空间结构等方面的转变；

第三，坚持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强调要走集约型发展道路，不断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协同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和政府调控的引导作用，是新型城镇化道路在发展方式和外生动力等方面的转变。

三、全面落实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主要任务

结合城镇化发展实际，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主要面临四大任务，必须全面推进，有效落实。

第一，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核心内容。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定居生活并获得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他们在城镇能够获得的物质资本、权利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从获取途径来看，这些资本的获得既取决于制度供给的状况，也与农业转移人口自我的提升密切相关。当前，由于制度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加之农业转移人口自我提升的意识较差，力度较弱，使得资本贫乏成为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障碍。为尽快破除这一障碍，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必须以人为本，分类指导，依据这些资本与制度设计以及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的关系，充分了解和认识不同类别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和现状，大力推进制度改革和创新，着力培养农业转移人口自我提升的意识，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首先，通过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增加物质资本。一方面，必须加快完善城镇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消除城镇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歧视，健全工资支付、最低工资保障、工资集体协商等制度。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允许进城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通过出租、转让和出售农村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增加土地收益，获得进城定居的资金保障，安心退出农村。其次，通过改革和创新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获得权利资本。消除附加在现有户籍管理制度的社会福利，是农业转移人口能够享有平等享受城镇公共服务权利的关键所在；强化企业责任，加强政府监督，严格执行劳动法规，是保障其劳动权益的有效途径；此外，还要将其逐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和城镇住房体系，给予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生活权利和居住权利最充分的保障。再者，依托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提升人力资本。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等方式，引导农业转移人口由主要从事体力型职业为主向体力与智力并重转变。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让农业转移人口意识到，只有增加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才能更好地适应城镇的各种生产活动，从而实现收入的提高。最后，通过组织带动以及与市民的交际往来形成社会资本。通过发挥多种组织的带动作用和营造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交往的文化环境，增强他们的社会参与意识，促使他们走出以血缘、地缘和亲缘为主的交往圈子，进一步拓展社会关系，以此弥补他们离开农村后产生的社会资本损失。

第二，调整优化城镇化空间发展格局。地域空间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现实需求。经过多年的发展，当前，除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老牌城市化地区外，我国城镇化空间发展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相继培育形成了东陇海、长江中游、海峡西岸、中原、哈尔滨-长春、太原、江淮、成渝、关中-天水、滇中、呼包鄂、黔中等多个城市化地区。从空间组织形式看，城市群的兴起与发展对这些城市化地区的崛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为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效协调的城镇化空间发展格局，必须继续将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主体发展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对于已经具备较强实力的城市群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应注重发挥城市群中超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综合服务功能，带动一批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成长，促进城市群内各城市产业互补发展和错位发展，加快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加强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大力推动城市群内市场、基础设施、社会管理的一体化，鼓励城市群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业、社会保障体制等重大改革领域先行先试，从而进一步增强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对于发展雏形初现的城市群如辽中南、中原、成渝等城市群，应加强规划引导，明确发展方向和目标，充分发挥特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带动作用，统筹协调产业布局、生态环保、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开放水平，拓展优化城市功能，全面激发城市群发展潜力。同时，还要把培育形成中西部地区城市群与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带结合起来，开拓东中西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新空间。

第三，同步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经济活动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发展动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关系，在发展中决不能把四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对四者重此轻彼，而应把四者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坚持四者并重，实现四者的同步发展。当前，我国普遍存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加快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不断强化工业化对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带动功能、城镇化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联结功能以及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支撑功能，以此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第一，要通过大力推进信息化深度融入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加快智慧城市建设，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第二，要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改造提升作用，利用工业经济的“造血”功能不断增强城镇经济发展基础和财政实力，利用服务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升城镇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需求的能力；第三，要处理好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壮大、现代农业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间的关系，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大力发展城镇非农产业，增强城镇的人口吸纳能力，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更大的承载空间；第四，要通过农业现代化将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以现代生产设备、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为依托，加快特色优势农业项目的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经营，强化农业龙头企业的领军地位和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可靠的劳动力、粮食以及农产品等要素保障。

第四，不断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关键支撑。有研究指出，“十二五”时期，既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这一结论已经被过去两年在我国许多城市出现的交通拥堵、资源紧缺、环境恶化、内涝频现等问题所证实。实际上，“城市病”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城镇综合承载能力难以有效支撑城市人口及经济社会活动的发展规模和增长速度而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负面问题。因此，要有效治理城市病，就必须不断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在增强城镇资源承载能力方面，应更加注重节约集约利用水土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调整优化城市能源消费结构；在增强城镇环境承载能力方面，应继续强化生态保护和建设，进一步提升污染物减排和治理能力；在增强城镇经济承载能力方面，应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提升工业整体竞争力，壮大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增强城镇社会承载能力方面，既要全面提升城镇基础设施水平，又要加快完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