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3月29日电（记者 万鹏）2月3日，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把落实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作为重要任务，具体地说就是“限高”、“扩中”、“提低”，特别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宏最近撰文《如何扩大中等收入劳动者群体》，将视角聚焦到“工薪劳动者及其劳动报酬”上，提出了“中等收入劳动者”概念与收入标准，分析了群体规模与现状，并就“扩中”路径及工资调控政策提出相关建议。我们陆续摘选其重要章节，与网友一起探讨相关话题。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六大制约因素：

1．企业利润增长较快、劳动报酬税费负担较重限制了劳动报酬总量增长空间。数据显示，在初次分配领域，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十一五”中期，我国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下降了6-7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中企业所得上升了5个多百分点（其中从1993年到2007年14年间营业盈余增长了9.17倍，年均增长18.02%），形成了利润侵蚀工资的不合理局面。另外根据我国现行规定，五险一金的单位缴费比例合计占税前工资总额45%左右；职工个人缴费合计占个人税前收入的22%左右。两者相加已经达到劳动报酬的67%左右，若再加上我国工资薪税3%-45%的累进税率，劳动报酬相关的税费负担相当高。尤其是以社平工资60%作为缴费基数的做法，会造成低端的劳动者实际负担的边际税负过重问题。劳动要素回报的相关税费负担较重，形成“职工收入不高、企业用工成本不低”的局面。

2．劳动力市场相对滞后是限制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最大障碍。劳动力场二元分割局面依然没有彻底消除，劳动力市场主体建设落后。低端劳动者整体素质和劳动技能水平偏低，组织化程度低，自我维权能力和意识薄弱。工会组织缺乏独立性，非公企业建会率低，维权作用有限。

3．保障和增加低工资群体收入的机制严重不足。劳动密集性行业、私营企业、农民工等低工资群体工资权益得不到保障、工资增长缓慢是实现扩中的重大障碍，而工资支付保障和工资增长机制不足则是重要原因。一方面，工资支付及欠薪保障机制尚不健全、执行效果不佳，低工资群体的合法工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推进工作进展缓慢，最低工资标准未能发挥应用的作用。

4．工资调控政策尚未发挥应有作用。其中，工资指导线政策适用于各类企业，面向各类劳动者，调控范围广而且调控手段丰富。具体包括：通过发布增资下限、基准线和警戒线“三条线”来调控企业间增减幅度；通过发布行业工资指导线调控行业间工资差距；通过对垄断或工资过高国有企业工资增长幅度进行 “限高”；通过“企业一线职工工资不增长的，企业负责人工资不得增长”等规定来调整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等等。工资指导线最适合体现政府对工资差距的调控意图，各地的工资指导线文件也都基本上加载了“保低”、“限高”、甚至是行业工资调控的内容。但从实际执行效果看，各地区政策差异性很大，实际发挥功能非常有限。具体表现为：①各地工资指导线的增资空间不统一，个别地区增资幅度弹性过大，不利于缩小工资分配差距；②对工资偏高企业和垄断企业的限高政策导向不明、措施不力，有的地方严格限定这些企业工资“零增长”，有的地区按下线控制，有的按基准线控制，个别地区甚至放宽到了警戒线；③对于一线职工的倾斜政策过于原则，难以落实。究其原因，首先是国家层面缺乏统一的明确导向和整体平衡，无法从全国高度来调控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其次是工资指导线的法律强制力低，执行效果差。

5．我国税收体制与制度不合理，收入分配调节功能较弱，甚至存在逆向调节。一是我国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而增值税覆盖了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和劳务，造成低收入者实际承担的流转税税负相对高于高收入者。二是在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不合理，分类课税模式没有充分考虑纳税人全部的、真实的收入情况。另外，以个人为纳税单位，没有考虑到家庭成员构成及支出结构因素，也会加重中低收入者的税负负担。

6．工资外收入分配秩序混乱，加剧了分配不公。一是部分企业有在工资表外列支发放的补贴、津贴、实物分配等制度外收入名目繁多，数量难以统计，尤其是垄断企业在高工资之外的超高福利很容易引发社会不满。二是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职务消费多采用实报实销形式，缺乏有效约束机制。三是部分地方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外收入名目多、数量大，造成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规模庞大。包括灰色收入在内的工资外收入膨胀的结果，不仅放大了实际收入差距，同时助长了各种权力机构的寻租行为或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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