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十分重视社会管理工作，对社会管理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取得很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观点。研究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对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深厚的理论渊源
任何思想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其产生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管理思想、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关于社会管理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作过精辟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为我们党进行社会管理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列宁是第一个将社会主义管理思想付诸实施的无产阶级领袖。他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首要任务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1]。他指出，进行社会建设和管理，必须发扬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随时随地把国家权力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连接在一起，而目前在俄国却已完全破坏这座官僚主义堡垒。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我国远未结束。……,要使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就，继续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绝对迫切需要的。”[2]另外，列宁还强调，进行社会建设和管理，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必须“采取一系列逐步的、经过慎重选择而又坚决实行的措施，以吸引全体劳动人民自动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3]列宁关于社会管理的思想和观点为我们党进行社会管理提供了理论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肩负起社会管理的历史重任。在中国这样的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前无古人，无先进经验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著作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答案，只能靠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不断总结提高。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对社会管理进行了艰辛探索，创立了一系列思想原则。毛泽东关于社会管理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论著当中。首先，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1956年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4]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都是当时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命脉问题，能否处理得当事关我国政局稳定，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和活力的释放。理顺这些重大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是进行社会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地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两类社会矛盾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对于政治思想领域的矛盾，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经济领域的矛盾，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对于科学文化领域的矛盾，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矛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民族之间的矛盾，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方针。毛泽东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对于指导我们党进行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最后，明确提出顶层目标设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其目的就是保证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1957年8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这种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是毛泽东为我们提出的顶层目标设计，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管理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明确提出目标，使社会管理的思路更加清晰明了，为我们党进行社会管理指明了努力方向。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为社会管理确立的一系列思想原则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执行。但是，毛泽东关于社会管理的正确思想，无疑为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在关于社会管理问题的立场观点上，它无疑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管理思想、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管理思想、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为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二、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明确地把社会管理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新恢复了毛泽东所确立的关于社会管理的一系列思想原则，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概括起来讲，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主要包括：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管理的治本之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为社会管理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保持社会稳定是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公平正义是社会管理的根本原则等。
（一）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管理的治本之策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民主法制建设遭受严重破坏，使党和人民遭受极大痛苦以及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十分强调和重视民主法制建设。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正确地集中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体性，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形成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6]的著名论断，科学地揭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即发扬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扬民主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邓小平把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创新了我们党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邓小平十分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同时也十分重视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是人民当家作主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法制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邓小平强调：“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7]“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纲领性表达，既强调了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又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努力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另外，邓小平还全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9]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核心，执法必严是关键，违法必究是保障。这四个方面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包括立法，也包括执法；它既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指针，更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和内容。邓小平反复强调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告诉我们，制度建设更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管理的治本之策。
（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为社会管理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缺少哪一个方面都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要整体推进，要注意综合平衡，防止社会的畸形发展。经济建设是基础，应该加以强调，但不能因此忽视社会其他方面的建设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的同时，邓小平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邓小平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10]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随着改革的深入，必然会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一系列变化。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如何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11]邓小平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提出过一系列“两手抓”的论断，如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制；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系列“两手抓”涵盖了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为我们党进行社会管理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三）保持社会稳定是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2]这是治理中国的大道理。在当代中国，发展经济需要稳定，深化改革需要稳定，扩大开放需要稳定，完善民主、健全法制需要稳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稳定。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的考虑，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反复强调稳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必要前提，是中国的最高利益。邓小平强调：“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13]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14]邓小平在强调中国一定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的同时，也提出了保持社会稳定的途径和方法。第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对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所作出的科学概括，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邓小平指出：“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5]邓小平指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核心。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团结的核心，国家必然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邓小平强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对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和严重犯罪集团，必须使用专政手段，使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决不能手软。否则，只能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第二，建立健全社会运行机制。邓小平认为，真正要巩固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还是要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完备法制，建立健全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激励机制、控制机制、保障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第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和重要条件之一。邓小平指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需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和组织他们自觉地、积极地行动起来，同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进行有效的斗争。”[16]保持社会稳定是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也是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四）公平正义是社会管理的根本原则
生产决定分配。马克思主义认为，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收入分配领域必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客观上存在着产生两级分化的可能性。邓小平十分关注这个问题。他强调，社会主义既要讲效率，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又要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一定要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分配制度，理论上都明确要实行按劳分配，但实践中常常背离按劳分配而带有相当程度的平均主义色彩，导致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改革开放以后，针对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的状况，邓小平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必须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坚持按劳分配，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他把坚持按劳分配作为坚持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加以强调，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17]针对在实行按劳分配过程中，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邓小平又强调，必须走共同富裕道路，防止两极分化。他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邓小平明确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么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8]但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邓小平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即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19]“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0]另外，邓小平还提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具体措施。即征收所得税，提倡先富裕起来的人自愿捐款办教育、修路；先富起来的地区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支持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国家要从各个方面，特别要从物质上给西北、西南和其他贫困落后地区有力支持。共同富裕思想是邓小平社会公平理论的核心内容，这就确定了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进行社会管理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
此外，邓小平对建立责任制，对树立和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对反官僚主义等问题都有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也是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研究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研究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对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要搞好社会管理，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还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是社会管理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提高党领导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关键是提高领导班子领导干部领导创新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一要提高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夯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二要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要提高强基固本的能力和水平，实现社会管理全覆盖。
其次，改善民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是为了公众利益，为了社会共同利益，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当前，我国存在的各种矛盾，社会管理领域里产生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由发展得不全面、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导致的，必须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是硬道理，但必须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根本原则、最终目标。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大分配关系的调整力度，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切实改善民生。
最后，深化体制机制制度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与经济管理相比，社会管理相对滞后，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经济领域取得很大成就，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同样，搞好社会管理，需要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第一，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明确政府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和支持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真正做到社会管理政府管，社会管理社会管。第二，完善社会管理机制。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第三，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的法律和制度。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的法律制度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保障。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从制度入手是治本之策。社会管理法律管，除了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之外，更要重视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相关的法律体系，加快社会管理法治进程，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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