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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阐释：“信”的本意可以理解为：人言则无不信，说话必须算数。“信”字成为治国治军甚至治家中一种主流的通行观念。“盟所以周信也”；“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民保于信”……信用被视为“和平”、“秩序”的维持因素，在动辄盟誓的社会环境中，人言一出，确乎不得随意反悔。同时“能信不为人下”，人们将信用视为立身保障。
从现有出土材料来看，“信”字并未在最早的汉字文献中现身，只是到了战国时代，它才突然以林林总总的形态冒了出来：或是“人”与“口”的组合，或是“言”与“身”的组合，或是“人”与“言”的组合，或是“身”与“口”的组合，或是“身”与“心”的组合，或是“人”、“心”、“玉”的组合。
对于最早出现的这一批“信”字，学界一般认为都是形声字，即：“人”或“身”旁为表示读音的声符，而“口”、“言”、“心”旁为表达字义的形符。至于那个“人”、“心”、“玉”组合的字形，则是在“人”、“心”组合的“信”字上再加注“玉”来表义，这样，“伈（信）”就成了声符。从文字学角度来看，对战国时代诸多“信”字的上述解读是相当符合逻辑的：“人”、“身”提示“信”字读音，具有古音学上的依据，而“口”、“言”、“心”作为“信”的表义偏旁，也都在人们常识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至于“玉”充当“信”字表义偏旁，则与上古文献中多有析玉以为信物的记载相对应，同样容易理解。然而，我们无法回避的是，在汉字研究史上，关于“信”字结构的理解，乃是一个富于争议的话题，而聚焦这种争议，有助于我们认识上古中国人诚信观念的存在状况。
《左传》三则故事中的“人言为信”，说话必须算数是一种主流的通行观念
现在依然通用的一个成语叫“人言为信”，而这个成语，正来源于《说文解字》对于“信”字的说解。很显然，在《说文》里，“信”字被解释成一个由“人”、“言”会意的单纯表意字，而并非是一个形声字。对此，当今学者多非之。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老一代文字学家方国瑜先生就指出：“信为‘从言人声’之形声字甚明。若以人言二字连续成意，而曰‘人言则无不信’，此语与事实不尽相合；盖人之出言，不定为诚信也。” 站在今人理性的立场上来观察，方先生的意见显然是更容易被接受的，在现实生活中，“人言”未必都能讲信用，既然如此，“信”字的造字意图怎么能是“人言为信”呢？
然而，深入一想，我们又会发现其中的不合逻辑之处：《说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也是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作者许慎则被公认为具有“五经五双”的权威地位，那么又怎么会在“信”字的说解上犯下常识性错误呢？事实上，汉字的造字意图，出自造字当时人们的观念，而人的观念却并不一定符合事实，也就是说，造字意图并不一定需要符合事实。既然如此，以“与事实不尽相合”的理由来否定《说文》的“信”字解说，似乎也有进一步考量的必要。
既然判断文字的结构类型及造字意图应当以造字之际人们的观念意识为主要依据，那么，关于“信”字的结构反思，我们有必要认真考察一下《左传》。《左传》所记史实为春秋时代，成书时间为战国初年，在时间上与“信”字生成环境的酝酿造成相吻合；另外，与同时代其他文献相比，《左传》无疑是篇幅最大，反映史实更加全面充分的一种。因此，从《左传》中探求“信”字发生之际人们关于“信”的观念意识应当是恰当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确可以很容易地从中找到很多与“人言为信”相关联的历史事件，限于篇幅，仅举三例如下。
第一例，是《隐公元年》记载的一个国君挖隧道见母亲的故事：郑武公之妻姜氏生头胎时难产，因而就很不喜欢这个老大（即后来的郑庄公），而偏爱小儿子共叔段，最终发展到伙同共叔段谋反试图取代郑庄公。事情败露以后，郑庄公把姜氏流放到边远地区，并对她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然而，事情过去以后，郑庄公又后悔从此不能见母亲了。一个叫颍考叔的属臣听到这个消息，便费了很多心思去见庄公，给他出了个主意：“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意思就是：您不就是发了个誓，说不到黄泉就不和你母亲见面吗？那你就挖个隧道，直到挖出泉水来，就在这隧道中的黄泉边和你母亲见面，有谁能说您不遵守誓言了呢？庄公闻言大喜，马上依计行事，终于高高兴兴地和姜氏在“黄泉”里见了个面。
笔者按：贵为国君，且欲行孝道，竟也不能违背誓言，可见“人言为信”在当时确有强大的制约力量。
第二例，是《宣公二年》记载的一个杀手自杀的故事：晋灵公不行君道，胡作非为。赵盾等臣属反复进谏，试图加以阻止。晋灵公厌恶之极，派武士去行刺赵盾。这个叫鉏麑的杀手在天还未亮的时候来到赵盾的住所，试图借黎明前的黑暗的掩护来行凶。然而，映入眼中的情景却让杀手大受感动：只见赵盾在这么早的时间便做好了上朝议政的一切准备，“盛服将朝，坐而假寐”。面对如此忠臣，鉏麑不忍下手，于是乎“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笔者按：为了坚守“人言为信”的原则，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可见在当时的人（哪怕是个杀手）看来，丢命事小，失信事大。
第三例，是《成公十六年》所记述的成语“好整以暇”的出典：这个故事，源自晋、楚两个军事大国的高级将领间的一次斗嘴。栾鍼是一个历史留名的晋国莽将，有一次他出使楚国时被楚国令尹子重问了一个颇具挑衅性的问题：都说晋军号称勇武，到底是如何“勇武”呢？栾鍼当然不会示弱，昂首答曰“好以众整”（即越是军阵人多越是军容整饬）、“好以暇”（即面临大事而从容不迫）。后来有一次，栾鍼在与楚军对垒的战场上发现对面阵中的子重，对手相见，栾鍼却似乎并没有关心如何克敌制胜，却惦记起原先说过的大话如何兑现，最后终于想出一个匪夷所思的法子：“摄饮”于敌手，即请求晋侯派一名使者去敌阵中给子重送一坛酒，并强调非如此就“不可谓信”（即体现晋军的“好以众整”和“好以暇”）。而晋侯也居然应允照办。
笔者按：将军本应以战场上克敌制胜为最终极目标，而栾鍼为了证明自己的大话并不虚妄，居然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不惜给敌人送去“舌头”（这很可能会给本方带来不利），足见那时的将军认为说话算数比打赢敌人更加重要。
以上论说，并非是想证明“信”的造字意图一定就是“人言为信”，因为还原到“信”字发生之初，“人言为信”确实无法解释大部分“信”字构形。我们只是想证明，在“信”的造字之初，“人言为信”，即说话必须算数就是一种主流的通行观念。因此，它演化为人们对“信”字结构的通行理解也是非常自然的。
在动辄盟誓的社会环境中，“人言”与“信”之间有一条强力的纽带加以维系
当然，作为支持“信”字发生的诚信观念，也不会是凭空产生的，梳理《左传》，不难发现林林总总支撑着诚信观念的社会现实。《桓公十二年》记君子言“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襄公十二年》记子贡“盟所以周信也”等。这里所谓“盟”，就是有关各方对宣誓缔约互有承诺的行为。在《左传》记载的二百五十四年中，关于盟誓的记录几近二百次，这当然仅仅是被史官认为值得记于史册的重大盟誓活动。盟誓虽然仅行于贵族阶层，但相关的各方，有诸多层次级别，或是“国国之盟”，参盟各方为诸侯国；又有“国内之盟”，即国家集团内部成员互相盟誓，参盟主体是比国更小的宗族、氏族集团中的代表，甚至还不乏卿大夫及家臣参盟。20世纪60年代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侯马盟书”，数量多达五千余件，而如此众多的盟誓记录，又仅仅是晋国春秋晚期的遗物，可见当时盟誓风气之盛。由此不难想象，在动辄盟誓的社会环境中，人言一出，确乎不得随意反悔，人言与“信”之间便有了一条强力的纽带加以维系。
在《左传》中，我们可以发现“信”有一个颇为奇特的同义字。《襄公九年》：“要盟无质，神弗临也。”所谓“要盟”，即强迫订立的盟约，而“要盟无质”之“质”，与“诚信”之“信”同义。然而，“质”在《左传》中更多的还是表示“人质”。《隐公三年》：“故周郑交质。”《昭公二十年》：“以三公子为质。”以人为质的社会风尚，当然是为确保国与国、族与族，甚至君与臣之间某种约定的信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作为信用凭证的人质与后世一般概念上的人质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昭公二十年》记：宋元公与宋国大族华氏争权，各以其子为质，“华亥与其妻必盥而食所质公子者而后食”。足见这种人质是受到充分礼遇的。这也表明，以人为质而确保信用在当时属于一种国家间、集团间的正常交往，因而具有普遍性、经常性的特征。正由于这种经常性、普遍性的存在，“质”字也发生了相应的意义引申──可表“诚信”。
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是，如此重要的“信”字，为什么在更早的出土文字材料中了无踪影？殷商甲骨文多涉祭祀鬼神，西周金文更以铺陈夸赞称誉先祖之辞（嘏辞）为能事，如此语境中，却没有用到过一个“信”，原因何在？ 在“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人们的生存方式极其质朴简单，人群之间的交往也极为罕见，因此，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语言承诺也极少有发生的可能。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国家形成并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和权威的情况下，人类社会的秩序及人们的生存境况也不会对诚信产生多大的依赖，因此当时的人们并不注重或根本没有“信”这个概念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纷争，群雄逐鹿，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原来靠周王绝对权威维持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随着集权垄断的谢幕，自由竞争、开放交流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生存发展便不能不更多地依靠诚信来维持。
《左传》中很多记载都表明，信用在当时并不仅仅被归属于道德范畴，而且实实在在与人们生存境况息息相关。《桓公十二年》记君子把“乱是用长”归因于人们“无信”，可见信用被视为“和平”、“秩序”的维持因素；《成公六年》记伯宗劝阻欲背信偷袭卫国的夏说曰：“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则分明显示作为盟主的晋国，也必须靠信用来赢得诸侯的拥戴；《成公十六年》申叔时把“信”作为“战之器”之一，进而强调其“守物”功能，又把信用视为保有一切的屏障；《襄公二十七年》记伯州犁预言不守信用的令尹子木“将死矣，不及三年”，《昭公元年》记赵文子“能信不为人下”之语，则将信用视为立身保障；《昭公十一年》言克蔡的楚国“不信以幸，不可再也”，又表明不讲信用终将遭受祸殃的意识；《定公十四年》记“民保于信”的民谚，所揭示的是大多数人的生存对“信”的依赖。
综上，信字与诚信观念产生于与当今中国具有某些类似的社会转型期及开放与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故在追寻中国梦的今日社会转型中，中国的发展亟需社会诚信新的升华。这或许就是“信”字发生演变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导、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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