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术文化界而言，五四运动前基本上是清末文化状况的继续。比如，清末国粹派后来就一直延续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阻力。清末国粹派的兴起，基本思想是把西学纳入国粹之中，他们认为，有了国粹，就能拯救中国，民族也能得以复兴。没有国粹，即使学习了西方，也不会有成效。这一点，国粹派代表人物之一许守微在《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一文中便有说明：“西法之入中国，将三十年，而卒莫收其效，其更蔽焉。”他认为，没有在提倡国粹的基础上汲取西方文化，就不可能收到效果。许守微的基本理论是：“国粹者，精神之学也；欧化者，形质之学也。无形质精神何以存，无精神则形质何以立。”所以，国粹是“道德之源泉，功业之归墟，文章之灵奥也”。其宗旨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差不多。这些人是有一定古学根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们却以“知古”、“复古”相标榜。一些顽固派则扛着尊孔的大旗，叫嚷只有把孔子捧到和皇帝同等地位，“国魂始全”。而袁世凯、张勋则公开祭起复辟帝制的旗号。这些事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这就告诉人们：辛亥革命的胜利，主要在于推翻帝制。但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则基本上震动不大。正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揭示的那样，社会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可是在未庄革命前是赵、钱两家的天下，革命后仍是赵、钱两家的天下，底层社会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和变动。
五四运动前广大群众的思想状况基本上如鲁迅揭示所然。而在知识分子当中，顽固派姑且不论，属于步入资产阶级行列的知识分子，也大多拖着长长的封建尾巴。如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有的是著名的资产阶级理论家，有的则是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时又是“国粹”的鼓吹者，提倡尊孔读经。这些历史现象绝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他们受到一种深厚的社会力量推动，这种力量就是封建主义的思想和力量。正因为如此，当人们意识到必须击破这种力量的束缚时，自然会感到必须有足够的思想武器和足够的力量。在辛亥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能作为武器同封建主义抗衡的，还是西学，即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思想；可以充当反击封建势力的，是资产阶级的激进派，他们比较多地吸收了西方文化，又较深刻地了解到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的极端危害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便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出的。这个口号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更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个讨伐旧文化旧道德的吼声，惊醒了许许多多沉睡了的中国人。对此，现在有些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过激的口号，孔家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怎能打倒呢？其实，这至少有两个误会：一是这是当时的口号，不是现在的口号。当时的口号就应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去考察。如上所述，中国封建文化根深蒂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间，西方文化对封建文化的冲击，都没有动摇其根基。许多西方文化的积极传布者，从本质上看，他们也没有摆脱过封建道统的基本立场。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喊出“打倒孔家店”，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二是“打倒孔家店”并非打倒孔子及其学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是我国早期的重要思想家，但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便因时因地，或因政治主张需要而不断被更改过。在儒学发展的历程上，孔子被不断变换过脸谱，至少有董仲舒的孔子、韩愈的孔子、朱熹的孔子以及康有为的孔子等等。尤其是经过朱熹的改造，使儒学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主要根据。“打倒孔家店”实际上是打倒儒学中那些消极的、毒害人们心灵、禁锢人们思想的那一部分内容，并非打倒所有儒学。即使有个别人情绪有点过激、思想有点偏颇，也在当时及以后的思潮变动中未成什么气候。
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正是和当时的“旧”相区别的，而“旧”的内容就是儒家思想中那些落后的消极的东西。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办《新青年》目的是要催促新陈代谢，要以新代旧。当然，旧道德旧文化赖以生存的是封建专制制度，陈独秀要反对的就是这个制度，他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说：“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 五四运动把矛头对着封建专制政权，也针对着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由于这次运动有较长时间的准备，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起到五四运动爆发，历时四年，这四年是新旧文化拼搏空前激烈的时期，什么国粹派、什么灵学都在这个时间更加突出、更加活跃起来。封建卫道者对新思潮的反扑也十分激烈。
五四新文化的潮流毕竟是难以阻止的，卫道者凭借着民间的深厚的思想基础，以及儒家学说的深厚根基，对新思潮进行了反扑、抵制；但是，资本主义的思潮其生命力远远超过封建主义，一经传布就很容易被人接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接受更快一些。五四时期鲜明地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加之“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提出，人们便很容易把新思潮和旧的封建专制主义作一比较，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这就是促使许多青年在运动之后，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束缚走出家庭奔向社会、奔向革命历程的原因。
正是五四运动新潮流优于旧的封建思想，在新文化运动陶冶下的青年知识分子，才能视野开阔，容易接受新事物。例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后，很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五四之前，这部分人为数不多，但却代表一个时代的方向，以及进步的历史潮流。由于这个历史潮流赋予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严密的科学性，它一产生便有巨大的生命力，取代和改造了资产阶级属性的新思潮，而成为一种改造中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思潮。这样一来，中国就其文化趋向来讲，就有三股势力：一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这股力量以广大农村为社会基础，以城市中深受儒学熏陶的知识分子为号召力量。二是资产阶级文化，以广大市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为基础，其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这部分文化覆盖面比较广，性质也比较复杂，其间有民族文化的内涵，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内涵，也有受殖民主义影响的殖民文化的内容。三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这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产生的一种文化，以无产阶级、工农联盟为其阶级基础，还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其同盟军。这些阶层的思想以及相应的推出的思想文化属于大众文化。这一文化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种全新的文化。
这三种文化趋向在五四之后的构成，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在文化领域起导向作用，它既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一种文化，也是为大众服务的一种文化。同时，一般来说，资产阶级文化，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很难截然分开，在大资产阶级中往往和大地主阶级有较密切的联系，因此，同样有着浓厚的封建性。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既有受殖民文化影响的一面，又有受封建儒学熏陶的一面。这两种文化的结合，对中国历史进程必然要起消极的作用。所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担负起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和殖民文化的双重任务。这便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化取向的复杂斗争的历程。
(摘自《秋实论丛》(第三集)，求是杂志社研究所编，红旗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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