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议《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会议上的讲话，释出强烈的让国人振奋的新思想、新理念，如“反‘四风’没有死角和例外”；“国家资源由全民共享”；“央企管理者要有更强烈的社会担当”；“由分配改革带动社会改革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等等。
“反四风”没有死角和例外。习近平指出：“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是改作风的深化，也是反‘四风’的深化”，“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此要求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很长时间来，各种原因或力量作用，致使央企中出现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风。特别是几个央企高官贪腐案揭发出来后，人们更进一步了解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一顿饭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已经不再是个案，一家央企的年接待费这达几亿、十几亿的规模，国家财富被贪腐者糟蹋，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央企奢靡之风不从制度上解决，其危害将是十分巨大的。在我们社会，只要留一个死角，歪风邪气就注定蔓延到全社会。尤其是央企，直接与国家机关打交道，其奢靡之风不除，必先腐蚀一些党政官员。既然党风影响政风，政风影响民风，那么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推行的已经取得很大成效的反“四风”成果，最终会被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央企反“四风”具有战略意义，它应是整个治党治政治吏的重要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
国家财富由全民共享。长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置疑央企功能和定位，比如央企掌握的财富究竟是谁的？如果是全民的，就不应赋予经营者过度的自由支配权，如果貌似全民，实为部分人享有，就意味着国企已经改变性质。对于类似疑问，我们当然可以坚定的回答，央企财富属于全体国民，管理者只是人民群众的委托管理人。理论上可以回答得清楚，问题是实际情况尤其财富分配很难打消人们的疑问。比如，一个领导干部从党政机关转岗到央企，薪酬立马出现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这完全不合逻辑，然而不合逻辑的事情却长期存在。不能不承认，央企涉及的领域多影响国家战略，因而远没有实现市场化，至少市场化不充分。既然如此，就不能因为获得了大量利益利润而超额回报。笔者应邀到一家特大型水电集团讲课，公司领导特别要求讲清一个道理：大坝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建设起来的，经营者不要高估自己的贡献，认为每年几百亿的利润是自己经营所致，其实，在这样的企业，换谁来经营结果都没有多大差异。应当说该负责人的观念是正确的，也是理性的。央企负责人的薪酬不调整，难免让人怀疑我们的制度设计正在造就既利益集团，由此怀疑我们的制度和道路出了问题。所以，中央下决心改革央企领导的薪酬，其意义远超经济利益本身。
央企管理者要有更强烈的社会担当。习近平指出：“中央企业负责同志肩负着搞好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的使命，要强化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正确对待、积极支持这项改革。”这个要求既是执政党性质宗旨决定的，也是当下引领改善官员价值观念决定，甚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全民族人文品质的必然要求。我们社会的功利主义已经严重的压迫着民族精神品质的提升。换句话说，原来意义上的管理者群体，其中很大一批人出现堕落乃至蜕化，转为只是攫取，排斥担当的功利之徒，又由于这些人的负诱导，致使社会道德底线每况愈下。这里特别强调一点，我们在认识西方文化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西方的贵族和精英属于享有更多财富和生活奢华者，其实在西方人眼里，贵族或各界精神更是社会责任的更多承担者，因为担当而形成优良的社会形象，进而受到人们的敬重。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利益调整将迷失于物欲中的那些所谓“精英”导引出来，让他们再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什么是人生价值和如何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何为幸福和如何获得幸福，这些终极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央企进行利益分配调整改革，其实关乎国家和民族的价值系统的重塑。
由分配改革带动社会改革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习近平指出：“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适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程，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深入理解，这甚至涉及到中国向哪里的重要政治和理论命题，涉及平等和公平正义这些核心价值。多年前，有中外学者联合进行专题调查，得出一个重要成果：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者多重平等，认同资本主义制度者多重自由。更有意思的是，西方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后来认为资本主义推行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有人与人的平等，为此平等逐渐淡出核心价值的范畴，改为“民主自由人权”。经过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他们逐渐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占有多少财富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能不能让人产生公平正义和平等感，不能让公众有这种感受，财富创造的越多，人们的失衡感，被剥夺感会越强，社会矛盾和冲突会越多。道理很简单，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无法满足人的无度欲望，必须通过平衡和调节来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来“满足需要”。所以，西方开始从制度上解决分配中的公平正义，与人的社会平等。西方的社会变化过程恰恰反证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必须在对自己的旗帜道路再强化，必须善于通过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央企去证明制度的先进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的决策满足了时代要求，同时找到了社会有序发展的科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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