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大修改党章引人注目地强调：“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此之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述过这个重要观点，这个观点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右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不敢坚持，甚至放弃原则，妥协退让；“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实行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政策，或者进行过火的党内斗争，在党内斗争中搞扩大化。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左”的错误产生的时间长，危害大。民主革命时期，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多数。这些同志在经受长期锻炼成为坚强成熟的革命者前，往往具有摇摆性，不愿意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幻想革命急于求成，容易受到“左”的思想影响。由于右的思想表现为在对敌斗争中妥协甚至投降，比较容易识别和抵制。“左”的思想是以貌似革命的面貌出现的，有更大的欺骗性。“左”的思想表现为超越革命发展阶段，提出不切实际的政策和口号，因而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具有天然的同构性，契合了一些人希望革命一举成功的思想，很容易俘虏幼稚的革命者。加上反动势力对党组织残酷的迫害、对共产党员的血腥屠杀激起强烈的义愤，也容易产生盲目的“左”的情绪。当时，党内理论水平比较低，在革命纲领、政策和策略问题上容易脱离实际地照搬外国经验，也造成教条主义。所以，民主革命时期连续发生三次严重的“左”的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一些不必要的悲剧。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党内一些同志在理解社会主义时，容易把社会主义和在中国有长期严重影响的平均主义混淆在一起，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在政策上出现“左”的错误。由于对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矛盾缺乏经验，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并习惯于沿用过去适用而这时已经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群众性疾风暴雨式斗争的旧做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而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由于把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长期以来形成这样一种片面认识：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在实际中对右的错误的处理比较重，对“左”的错误处理比较轻，也产生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所有这些，都造成“左”的错误容易发生且难以纠正。
从现实看，改革开放以来，要深刻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主要突破的是“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在这个过程中，有右的思想影响，但是根深蒂固的是“左”的思想影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右的思想，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全盘西化，实质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结果必然破坏改革开放。“左”的思想，对改革开放持怀疑犹豫态度，例如，认为多一分外资，就是多一分资本主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集体经济成为“空壳”；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等等。这些认识实际上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否定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结果是束缚人们的思想，使我们再次错过有利时机，延误或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会葬送社会主义。
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十四大党章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强调“左”是主要危险，对于纠正党内错误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战略估计，对于全党，是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提醒。这个论断，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这个论断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并且被以后的党章所继承。当然，真理总是具体的。强调“左”是主要危险，并不是唯一危险，同样要警惕右的错误。而且由于在认识论和思想方法上，“左”和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左”和右相互转化。因此，不能对这个论断作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左”和右的错误，主要是在党的路线等重大问题上发生的，至于一般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基层工作的问题，不要轻易说成是“左”或者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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